一個時期以來，中央領導同志在講話中一再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並且強調指出：一切工作都要經得起實踐、羣衆和歷史的檢驗。怎樣看待政績，爲人民作出“政績”，還是爲自己升官晉級造出“政績”，體現着一個領導幹部的價值觀，體現着一個領導幹部的原則立場，體現着一個領導幹部的做人態度。
一、堅決反對急功近利、勞民傷財
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各族人民爲實現自身利益、創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業。黨的領導、黨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創造，接受人民的監督。這裡既有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有共產黨人的工作方法。我們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想羣衆之所想，急羣衆之所急，做羣衆之所需，誠心誠意爲廣大羣衆謀利益，道理正在這裡。個人的工作有成績，首先應歸功於人民，歸功於黨。現在，推進改革和建設需要我們解決的問題不少，好辦法從哪裡來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我們頭腦裡固有的，歸根到底是來自於人民羣衆創造歷史的豐富多彩的實踐。作爲一名領導幹部，誰深深紮根於人民之中，同廣大羣衆結合在一起，誰就有力量、有智慧、有辦法，就能夠經受考驗，戰勝困難，做出突出的成績。人民，只有人民，纔是我們工作價值的最高裁決者。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羣衆，特別是深入到艱苦的地區和困難的地方去，老老實實調查研究，老老實實聽取羣衆的意見，老老實實改進工作，在領導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中不斷取得人民的支持，不斷增強同人民羣衆的深厚感情。
“爲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績就是領導幹部在任期內所做出的成績。作爲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從其所肩負的歷史責任，還是從黨和人民的期望上看，都要求他們必須有所作爲、做出成績。因此，努力工作，幹出政績，這是領導幹部不能不想、不能不做的事情。從黨的宗旨和要求，從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角度看，領導幹部爲人民羣衆辦好事辦實事，出成果，出政績，都是應該的，是領導幹部分內的工作。據媒體報道，河北省有一位縣委書記，爲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老百姓爲他立了“功德碑”。但是，這位縣委書記下令把“功德碑”砸掉了，他對老百姓說：這都是我的本職工作，沒有功德可言。這位縣委書記不愧是共產黨的好乾部，他的言行，與舊社會的縣太爺“發動”老百姓給自己送“萬民傘”，以示感恩的行爲相比；與時下一些急功近利，總想着個人升官晉級，爲達到目的甚至不惜勞民傷財地大搞所謂“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獻禮工程”的人相比，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在現實中可以看到，有的領導幹部忘記了黨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忘記了當幹部究竟是爲了什麼。他們不是從人民羣衆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爲了用所謂的“政績”給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爲自己升官晉級鋪塊墊腳石，而大搞“政績工程”，甚至不顧人民羣衆的利益。這樣的“政績”，主觀上是爲自己幹，爲自己增光添彩，客觀上卻侵犯了人民羣衆的利益，使人民羣衆受到了損害。這樣的“政績”，不但得不到人民羣衆的認可，甚至還要遭到人民羣衆的堅決反對。這樣的“政績”幹得越多，人民羣衆就越遭殃，黨羣關係就越緊張，社會就越談不上穩定，總之，實在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像原遼寧省瀋陽市市長慕綏新造“政績”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當年，慕綏新上任一年後接連搞了兩項城市建設工程，一項是瀋陽市的二環路和53公里的環城高速公路；另一項是百里環城水系。這兩項措施一度使瀋陽成爲了全國的衛生城市，慕綏新也號稱爲“政績市長”，1998年他本人還獲得了聯合國頒發的人居獎。然而，慕綏新的“政績”是怎麼來的，這政績”背後的代價又是什麼，這是人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瀋陽市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工業基地，許多國有企業步履維艱，職工下崗問題非常嚴重，由於缺乏資金，一些問題解決起來十分困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慕綏新大搞的“政績工程”，而這些“政績工程”給瀋陽人民帶來的究竟是什麼？以二環路和環城高速公路爲例，當時由於是港商技資，所以建成後每天就需付給港商五六十萬元，要連續付十年。在此之後的二十年，港商還要按照52%的比例繼續分成。這些路現實運營的情況是：1998年技人使用後，每天的收入只有二三十萬元，與需付港商的相差三四十萬元，一年下來就相差1億～1.5億。慕綏新搞的“政績工程”三年就花了一百個億，而瀋陽市每年市政建設的財政撥款只有10億元。慕綏新的“政績工程”欠下了一筆數不清的債，一個人的“政績”，使幾代人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包袱。
實際上，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的出現，就是一些人出於升官的個人目的，爲自己樹碑立傳，爲自己歌功頌德。人民羣衆對此是心明眼亮的，更是深惡痛絕的。連一個普通老百姓都明白，搞市政建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要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人民羣衆生活水平相適應，否則就會出大問題。同樣，解決農村的問題也是如此，必須因地制宜，量力而爲。爲什麼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一些領導幹部卻不以爲然呢？像幾年前就被媒體曝光的河南省安陽市大搞“政績工程”的事就是這樣。早在1990年，那裡就搞了一個“千村百萬工程”；1993年又變爲了“千村千萬工程”，可謂目標越定越高。到1995年時，在全市的3249個行政村中，要有一千個村年產值創下千萬元，而每個鄉則要超億元，年增長速度爲45%，實現六年翻三番。由於這是安陽市委、市政府的“政績工程”，當然是要各級政府齊心協力，層層定計劃，下指標，壓任務，並且與各級幹部的政績考覈掛鉤，鄉鄉排隊，村村排隊，獎懲分明。許多人並沒有考慮也不想考慮這樣做是否符合人民羣衆的利益，而僅僅是把它當成了一件關係到各級幹部政治前途和經濟利益的大事，於是，許多大大小小的幹部們爭先恐後，搶速度、上規模，惟恐自己的“政績”不夠大。經過短短的幾年，在安陽市數以萬計的所謂新企業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到處是不堪入目的小煤炭、小冶金、小水泥廠和小石灰窯，其中僅是那些低水平重複建設的採礦業以及農副產品加工業就佔了37%。這是嚴重違背市場規律的行爲，許多根本沒有條件上馬的、根本沒有市場銷路的或嚴重污染環境的小企業，開工之日就是倒閉之時。急功近利地大搞“政績工程”不但勞民傷財，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嚴重地破壞了各種資源以及生態環境，破壞丁這一地區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廣大人民羣衆對此非常氣憤，人們說：“這哪是在造福？分明是在作孽！”
其實，在現實中，與人民羣衆生活密切相關的許多問題都亟待解決，像羣衆最爲關心的住房問題，特別是城市危舊房改造、拆遷、安置暴露出來的矛盾與問題；城鎮職工的醫療、養老保險、失業救助等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子女
教育問題；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和再就業問題；農村中的村級財務、農民負擔過重、宅基地所屬權以及農村幹羣關係問題等等，不勝枚舉。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時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就會使人民羣衆對黨和政府失去信任，就會使社會增加不安定因素，就會直接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進程口但是，一些領導幹部卻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放着眼前需要着力解決的問題不管不顧，尤其對短期內難以見成效，或成效不大的基礎性工作，不肯花力氣，不想下功夫，甚至千方百計地“躲開”、“繞開”。一些領導幹部把出“政績”作爲幹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腳點，爲了使自己在任期內“政績”顯赫，專揀“造聲勢”的事情幹，大搞“短期行爲”，不惜“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只要是能給個人“貼金”之事，都很熱衷，甚至爲能出“政績”而搞“假、大、空”。
一些領導幹部即使是在人民羣衆不擁護，不支持的情況下，仍然一心要爲自己出“政績”，要搞“政績工程”，全然不顧其他，以至於給黨和人民造成了直接經濟損失，給黨和政府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搞形式主義，要害是隻圖虛名，不務實效。比如，有的幹部做工作，不去認真領會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習慣於做表面文章，喊口號；有的沉灑於文山會海、應付接待，不能深入基層；有的熱衷於沽名釣譽，譁衆取寵，應付上級，應付羣衆；有的搞各種名目的所謂‘達標’活動，形式上熱熱鬧鬧，實則勞民傷財；有的只說空話套話，不幹實事；有的報喜不報憂，掩蓋矛盾和問題，以致釀成惡果。現在發生的一些嚴重的突發性事件和羣體性事件，有些讓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工作不落實、不紮實、不切實。工作部署了，沒有抓到底，口號提出來了，沒有落實。結果流於形式，浮於表面，沒有實效。這種風氣如果不糾正，不僅會導致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無法落實，而且必然會出亂子，甚至出大亂子。”
在政績觀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既有一些領導幹部的主觀原因，也有一些客觀原因，甚至是制度上的原因。樹立科學的政績觀，既是領導幹部的個人行爲，也是各級黨委的組織行爲。當年，黨的好乾部鄭培民同志曾經說過；少數領導幹部陷入“政績”誤區，就與一些地方的有關部門的誤導有關。一是狹隘的“職績直接掛鉤”，誤導少數幹部不顧經濟規律和客觀條件，片面地追求經濟發展的速度。一些地方和部門在選拔任用幹部的工作中，以偏概全，只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完成的指標、數字等，不看經濟效益和發展後勁，更談不上看黨的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情況，以簡單的經濟數字代替幹部抓兩個文明建設的實績，形成錯誤的導向。一些地方明文規定，對在某項經濟工作中達到一定指標的黨政主要負責人給予“高掛一級”的政治待遇，致使一些領導幹部片面追求政績，盲目上項目，負債搞建設，建成的項目又大多數效益不好，導致擔保貸款無力償還，財政資金有去無回。二是不切實際的“達標”，誤導或引發了政績浮誇的問題。近年來，升級達標活動屢禁不止，有的還嚴重脫離實際。“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三是目前考覈幹部政績的標準、方法和手段還不夠科學，不夠系統，不夠完善，給一些搞政績浮誇的人提供了投機鑽營的機會。特別是確有一些誇大政績、“走捷徑”的人得到了提拔重用，直接後果就是誤導了幹部。因此，各級黨委必須改進和完善政績考覈方法，切實提高考察質量，力求全面準確地瞭解幹部，客觀公正地評價幹部，以此來引導各級領導幹部樹立科學的政績觀，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建功立業。
二、“爲宮一任，造福一方”
現在我們黨處於執政地位，擔負着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任，入黨、當幹部是爲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而絕不能爲個人升官發財。爲政之要，貴在務實。這是自古以來開明統治者的從政之道。這個“實”就是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幹，獲得實效。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就更要“務實”，要爲人民羣衆辦好事，辦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而不是爲個人升官發財做事。領導幹部要自覺地增強責任意識，要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能夠贏得人民羣衆的衷心擁護，就在於我們以實際行動證明我們黨是爲人民利益而奮鬥的黨。在建設時期，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把人民羣衆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勤政爲民，紮實工作，多爲羣衆辦好事、辦實事、辦得人心的事，爲人民羣衆謀取實實在在的利益。要堅持走羣衆路線，深入基層，深入羣衆，特別是要深入到艱苦的地區、困難的地方去，充分調查研究，虛心昕取羣衆的意見，努力改進工作，真正想羣衆之所想，急羣衆之所急，辦羣衆之所需，在工作實踐中不斷增強同人民羣衆的感情。
關於如何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鄭培民有過這樣的分析，他說：政績的表現形態有兩種：一種是“顯績”，即顯山露水，立竿見影，易見成效，看得見摸得着的事情；一種是“潛績”，即那些雖有領導精力和財力的投入，但因週期長，一時見不到成效，而又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因此，一名領導幹部既要努力創造出現實的工作成果，又要致力於長遠發展，爲下一步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要堅決克服“一代人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的現象，腳踏實地，幹當前，想長遠，堅決反對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的惡劣作風。縣委書記的好榜樣，黨的好乾部焦裕祿同志，就在這方面給我們作出了最好的表率。焦裕祿擔任蘭考縣委書記之初，正是當地遭受內澇、風沙、鹽鹼三害最爲嚴重的時候。面對這種情況，焦裕祿考慮的不是工作難顯成效會對自己聲譽有什麼影響，不是應該幹一點什麼能立即見效的“花架子”，而是考慮的“黨把這個縣36萬羣衆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正是這種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高度的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使得焦裕祿不做任何表面文章，不拈輕怕重，不避重就輕，而是一頭扎進調查“三害”的工作之中。他帶頭花了好幾個月時間查清了所有大小風口，丈量了所有大小沙丘，摸清了千河萬流，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儘管焦裕祿活着時沒有來得及治好沙丘，用時下某些人的眼光看，似乎“政績”不突出，但是焦裕祿卻爲後來者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條件。焦裕祿當年用生命繪製的那張藍圖，今天已經成爲蘭考大地的現實。
共產黨來自人民，植根於人民，服務於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全心全意爲人民謀利益。共產黨員要傾聽羣衆呼聲，關心羣衆疾苦，爲羣衆辦實事、辦好事。領導幹部在作決策、辦事情的時候，一定要珍重民心，不辦有違民心的事，更不辦不得民心的事；一定要珍惜民力，不辦與羣衆切身利益無關的事，不辦勞民傷財、禍國殃民的事。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作爲衡量政績的最高標準，使每一項政績都能體現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羣衆的意願。羣衆利益無小事，要努力實現好、維護
好人民羣衆的利益，要從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出發，從人民羣衆最現實、最關心的具體問題入手，幫助羣衆解決看似小事實則是民生所依、民心所繫的大事。要多搞雪中送炭，多解燃眉之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穩人心的工作，時刻把羣衆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
“爲官一任，就有造福一方的責任。各級領導幹部要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牢固樹立‘無功就是過’的思想，振奮精神，開拓進取，千方百計促進經濟發展，理直氣壯地講速度、講效益。反對安於現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碌碌無爲，甚至坐吃山空敗家業的行爲。但抓發展一定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按經濟規律辦事，使決策適應財政和羣衆的承受能力。在爲民辦實事的過程中，一定要做到盡力而爲，量力而行。既要防止不思進取守攤子，又要防止不顧民力亂鋪攤子。”這是鄭培民在其生前所寫的→遍文章中曾經說過的話。鄭培民還就領導幹部的政績與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關係問題進行過分析，他提出：黨和人民需要的是以有利於整體利益爲前提的、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高度統一的政績。各級領導幹部要樹立全局觀念，爲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謀利益、辦實事，必須遵守國家法律政策，符合整體利益。如果只從本地區、本部門利益出發，不惜損害全局利益，如搞破壞性資源開發、集體偷漏稅、走私販私、包庇縱容生產和經營假冒僞劣商品等，可能局部得利、小集體得利，但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損害了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這種“政績”越大、對全局的危害也就越大的行爲。
三、政績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領導幹部的政績如何，必須經得起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的檢驗。在實踐中行不通的，經不起實踐檢驗的，就不能說是成功的。像一個時期以來，有的地方爲抓出所謂的政績，大搞各種開發區建設，一時間，全國冒出了三千八百多個各類開發區，其中經過國務院批准的僅有二百多個，經過省級批准的也只有一千餘個。這些開發區佔用的土地面積的總量已達到3.6萬平方公里，其中有43%是閒置的，超過了同期城市建設用地的總量。開發區過熱帶來的一些問題有的已經顯現出來，有的隱患也是遲早要暴露出來的。實踐證明，這樣的“政績”無論是對國家的總體規劃和建設，還是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無益的。一些圍湖造田、伐木造田、毀房賣地之類的所謂政績，讓農民們無家可歸、無地可種、負債累累，甚至有的地方在已經基本達到了小康之後，讓“政績”給毀得重又提出解決溫飽的問題，這樣的“政績”能經得住實踐的檢驗嗎？！
唯物辯證法認爲，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問題，不但要注意事物的發展，還要重視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看待政績，也要用發展的眼光，既要看其現在，也要看其將來，要把政績放到歷史中去檢驗，真正的政績要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必須看到，目前某些地方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像一些工程或項目是以犧牲寶貴的資源和環境爲代價換來的，像有些作爲“政績工程”的高樓大廈就是用毀壞或傷害文物古蹟作爲代價的，無論如何，這種做法都是不對的。這些事情提醒領導幹部，作爲一個領導者不僅要胸懷大志，還要胸懷大局，要避免在看待政績問題上容易出現的主觀性、片面性以及目光短淺和急躁情緒。領導幹部要堅持把實事辦實，把好事辦好，真正解決好羣衆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制訂建設方案時，一定統籌規劃，合理安排，協調發展；要有前瞻性思維，切忌鼠目寸光；要堅決反對盲目蠻幹，反對以犧牲國家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換來的“政績”，當然，那也就談不上是政績了，而是劣跡，甚至有可能是對人民的犯罪。
“成也民心，敗也民心”，民心是最好的尺度，是最好的衡量標準。在六朝古都河南開封，有座著名的包公祠，祠中豎着一塊碑，碑上刻的除了有被世人景仰的開封府尹包拯的名字，還有開封府歷任府尹的名字。人們崇敬包拯廉潔無私、不畏權貴、執法如山，所以凡是到包公祠參觀的人，幾乎都撫摸一下碑上刻的包拯的名字。時間長了，石碑上的“包拯”二字，被撫摸出一片明亮的凹痕，而其他府尹的名字，卻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其實，歷史清楚地記載着，包拯任開封府尹的時間，只有一年零三個月。
同樣，在距開封不遠的蘭考縣，焦裕祿擔任縣委書記的時間，也恰好只有一年零三個月。但是，在幾十年過去後的今天，當電影《焦裕祿》在全國放映時，有無數人是在含着眼淚觀看，有無數人在心底呼喚着焦裕祿的名字。在20世紀90年代，穆青等三個當年採寫焦裕祿事蹟的老記者重訪蘭考，曾專程到焦裕祿墓前敬獻花圈。當時焦裕祿去世已經26年了。蘭考人民在明末黃河故堤的一個沙丘上，修建了焦裕祿烈士陵園。陵園裡，參天的泡桐和鬱鬱蔥蔥的松柏交織環繞，白色大理石砌築的基地上豎立着一面屏壁，上面鎊刻着毛澤東的題字：“爲人民而死，雖死猶榮”。每年都有幾十萬人來到焦裕祿墓前憑弔。蘭考人民永遠忘不了焦書記。在蘭考人心目中，焦裕祿沒有死。在村頭、田間，在農舍、牛棚，在烈日當頭，在夜半夢鄉，他們似乎還在跟焦書記傾訴自己的心裡話。“看到泡桐樹，想起焦裕祿。”這是傳唱在蘭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祿當年爲了防風固沙，幫助農民擺脫貧困，提倡種植泡桐。幾十年過去了，蘭考全境的飛沙地、老掛窩、鹽鹼灘，都已經長起大片大片縱橫成網的泡桐林了。1963年焦裕祿親於栽下的那棵麻軒粗的幼桐，已經長成雙人合抱的大樹，人們親切地叫它“焦桐”。正像那重訪蘭考的三位記者敬獻的花圈的挽帶上所寫，“焦裕祿精神永存”，焦裕祿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時”。自古以來，爲官一任是造福百姓，還是害民擾民；是功德無量，還是碌碌無爲；是公義無私，還是貪贓枉法，不在於當官的自己如何評價或者上司領導如何評價，而是要由老百姓來評價。古代官吏包拯和現代領導幹部焦裕祿，共同受到了人民的喜愛。但是，他們之所以受到人民的喜愛，絕不是因爲在短暫的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裡，爲當地人民作出了什麼驚天動地的“政績”，可是，誰又能說包拯和焦裕祿沒有幹出爲人民所稱頌、所難忘的政績呢？
歷史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民心、實踐、時間、歷史都是政績的最終裁判者。當年，老區某貧困縣的縣委書記離任時，當地人民羣衆依依不捨，因爲，這位書記做的好事太多了，用羣衆的話說，書記的政績寫在太行山山水水間。一個領導幹部在任期間能夠讓羣衆的生活離貧困遠了一步，距溫飽近了一步，生活水平提高了，發展基礎增強了，這不就是最好的政績嗎？！民心如海，滴水匯聚成其汪洋。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成立後不久，胡錦濤同志就向全黨提出了“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的要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的過程，就是成就其偉大事業的過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