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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要忘記，在這一巨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其中就包含着我們將不得不拋棄許多我們曾珍視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永恆的痛苦所在。
人類常常是一邊戀棧着過去，一邊堅定地走向未來，永遠處在過去與未來交叉的界線上。失落和歡欣共存。尤其是人類和土地的關係，如同兒女和父母的關係。兒女終有一天可能要離開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間在感情聯繫上卻永遠不可能完全割會，由此而論，就別想用簡單的理論和觀念來武斷地判定這種感情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
那麼，當歷史要求我們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時，我們對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別還是無情地斬斷？
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題，也是我的命題。
哲學的斷定是一回事，藝術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藝術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學家的判定，但哲學家的判定未見得能包藝術家的感受。理性與感情的衝突，也正構成的藝術永恆的主題。
拉斯普京曾寫了《告別馬礁》，揭示的正是這一痛苦而富於激情的命題。
我迄今爲止的全部小說，也許都可以包含在這一大主題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從一個側面專門爲此而寫的一個小小的“特定”。
我國不幸的農村問題是歷史形成的；是古老歷史和現當代歷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學家和經濟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對“問題”，而作家藝術家面對的卻是其間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
毫無疑問，廣大的落後農村是中國邁向未來的沉重負擔。
但是，這個責任應由歷史承擔，而不能歸罪於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簡單地說，難道他們不願意像城裡人一樣生活得更好一些嗎？命運如果把他們降生在城市面把現在的城裡人安排到農村，事實又將會怎樣？城裡人無權指責農村人拖了他們的後腿。就我國而言，某種意義上，如果沒有廣大的農村，也不會有眼下城市的這點有限的繁榮。
放大一點說，整個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在內）不就是全球的“農村”嗎？
因此，必須達成全社會的共識：農村的問題也就是城市的問題，是我們共有的問題。
這樣，從感情上說，廣大的“農村人”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而不是優越而痛快地只顧指責甚至嘲弄醜化他們——就像某些發達國家對待不發達國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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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血統的農民的兒子，正是基於以上的原因，我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充滿了焦灼的關切之情。我更多地關注他們在走向新生活過程中的艱辛與痛革，而不僅僅是到達彼岸後的大歡樂。我同時認爲，文學的“先進”不是因爲描寫了“先進”的生活，而是對特定歷史進程中的人類活動作了準確而深刻的描繪。發達國家未必有發達的文學，而落後國家的文學未必就是落後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證。
我們看到，出現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論化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論“權威”的高度讚揚。某些批評已經不顧及生活實際上是怎個樣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揚的理論觀念。那麼，我們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遠劃不好圓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歷史和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樣，這正是文學應該探求的。他們類似或不同的思想、、行爲、心理、感情、激情、歡樂、沉淪、痛苦、侷限、缺陷；他們與社會或自然環境的矛盾；與周圍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們會發現十惡不赦的壞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幾乎沒有。這就是實際生活中的人。他們不可能超越歷史、社會現實和個人的種種侷限。
正因爲如此，我們前面談論的高加林們當時就只能是那樣，而不會按某些批評所要求的那樣。以後，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評家的原因，仍然是因爲社會生活發展的原因，千千萬萬的高加林們還要離開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別而不會無情地斬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