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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巴克雷吃飯時轉告博爾孔斯基說,皇帝本人要招見安德烈公爵,向他垂詢有關土耳其的情況。下午六點鐘,安德烈公爵要來到貝尼格森的寓所,此時這封信還沒有呈交皇帝。

就在這一天,皇帝行轅收到一則有關拿破崙的新的行動可能危及我方軍隊的消息,這個消息後來證明不準確,也在這天早晨,米紹上校陪同皇帝巡視了德里薩的防禦工事,並向皇帝證明說,由普弗爾設計構築的這個牢固的陣地被認爲是空前的戰術家的chef—d’oeuvre①,它可以置拿破崙於死地,——這個陣地沒有任何意義,倒是俄羅斯軍隊的墳墓——

①法語:傑作。

安德烈公爵來到貝尼格森將軍的寓所,它坐落在緊鄰河岸的一所不大的地主宅院裡,那裡既沒有貝尼格森,也無皇帝,但是皇帝的侍從武官切爾內紹夫接待了博爾孔斯基,向他解釋說皇上帶着貝尼格森將軍和保羅西侯爵今天第二次去視察德里薩營地防禦工事,他們對這座營地防禦工事的適用性開始產生極大的懷疑。

切爾內紹夫拿着一本法國小說坐在第一間屋的窗子旁邊,大概這間房屋以前曾是大廳;屋內還有一架風琴,風琴上堆放着地毯,屋角里放着貝尼格森的副官的行軍牀。這個副官正在那兒,顯然他被宴會或事務累得疲憊不堪,坐在卷着的被蓋上打瞌睡,大廳有兩道門:一道門直通原先的客廳,另一道往右通向書房。從第一道門裡傳來用德語、偶爾也用法語談話的聲音。那裡,原先的客廳裡,按皇帝的旨意正舉行非軍事性會議(皇帝喜歡含糊),他希望知道在目前困境下幾個人的意見。這不是軍事會議,好像是爲皇帝個人闡明某些問題而召開的特邀會議。被邀出席這次非正式會議的有,瑞典將軍阿姆菲爾德,侍從武官沃爾佐根,溫岑格羅德,他被拿破崙稱爲法國逃亡者,米紹,托爾,完全不是軍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後是普弗爾本人,正如安德烈公爵聽說的那樣,他是所有事情的la cheville ouvrière①。安德烈公爵有機會仔細打量他,因爲普弗爾在安德烈到後不久就來了,去客廳時他停下來與切爾內紹夫談過一會兒話——

①法語:主腦。

乍看起來,普弗爾穿着裁剪很差的俄羅斯將軍制服,好像被化了裝似的,穿着不合身,安德烈公爵覺得他很面熟,雖然他從未見過他,他身上具有魏羅特爾、馬克、施米特和其他許多安德烈公爵一八○五年見到過的德事理論家所具備的特點;但是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典型,安德烈公爵還從未見過一位如此把那些德國人的特點集於一身的德事理論家。

普弗爾身材不高,很瘦,但骨架寬大、體格健康,臀部寬闊,肩胛骨棱角分明。他滿臉縐紋,眼窩深隱,額前的鬢髮顯然匆匆地梳理過,腦後的頭髮卻一撮撮地翹起顯得幼稚可笑。他一邊走進房間,一邊心神不寧地忿忿地四處張望,好像他害怕他走進的那一大間房中的一切似的。他笨手笨腳地扶着佩刀,用德語向切爾內紹夫打聽皇帝在哪兒。顯然,他想盡快穿過房間,結束禮儀和問候,在地圖邊坐下來着手工作,他覺得那纔是舒適的地方,他一邊聽切爾內紹夫說皇帝去視察他普弗爾按自己的理論構築的工事,一邊匆匆地點着頭,帶着譏諷的意味微笑着,他自言自語地嘟囔了一句什麼,彷彿像所有自信的德國人那樣低沉而急促地抱怨Dummkopf……①或者:Zu Grunde die ganze Geschichte……②或者:S’wird was gescheites d’raus werden……③安德烈公爵沒有聽清他說什麼,想走過去,但是切爾內紹夫把安德烈公爵介紹給普弗爾認識,並說安德烈公爵剛從土耳其回來,那裡的戰事幸運地結束了,普弗爾瞟了一眼安德烈公爵,與其說是看他,毋寧說是眼光一掃而過,大笑着說:“DaMuss ein schoCner tactischer Krieg gewesen sein.”④隨後,輕蔑地笑笑,向那傳出談話聲的房間走去——

①德語:愚蠢。

②法語:整個事情就要完蛋。

③法語:哼,有好戲看啦!

④法語:對啦,那一仗準是戰術運用得正確。

普弗爾顯然就愛諷刺挖苦人,特別是現在有人揹着他去視察他的陣地並且妄加評判,這就更刺激了他。安德烈公爵通過這一次與普弗爾的短暫會見,再加之對奧斯特利茨戰役的回憶,就爲這個人勾劃出了鮮明的形象。普弗爾是那類自信到不可救藥,一成不變,以致於寧願殉道的人之一,這類人只能是德國人,因爲只有德國人根據遠離現實的觀念——科學,即臆想到的完善無缺的真理的知識才建立這樣的自信。法國人所以自信是因爲他認爲自己無論智力還是,無論對男人還是對女人都有不可抗拒的迷人的力量,英國人的自信是基於他是世界上組織得最好的國家的公民,是因爲他作爲一個英國人,總是知道該作什麼,而且知道作爲一個英國人所做的一切無疑是正確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爲他總是激動萬分,容易忘掉自己和別人,俄羅斯人自信卻是因爲他什麼也不知道,而且不願知道,因爲他不相信有什麼事是可以完全瞭解的,德國人的那種自信比所有其他的都糟,都更頑固,更討厭,因爲他想象他知道真理,知道科學,那真理和科學是他自己杜撰出來的,可他卻認爲是絕對真理——顯然,普弗爾就是這樣的人,他有一種科學——他從腓特烈大帝戰爭史得出的迂迴運動理論,他遇到的現代戰爭史中的一切,都使他覺得那些是毫無意義的、野蠻、混亂的衝突,其中戰鬥的雙方都犯了如此多的錯誤,以致那些戰爭不能稱爲戰爭,它們不符合理論,不能作爲科學研究的對象。

一八○六年,普弗爾是結束於耶那和奧爾施泰特的那場戰爭的計劃擬定人之一;但是在這場戰爭的結局中他沒有看見自己的理論有任何錯誤。相反,他認爲所有失敗的唯一原因是沒有按照他的理論去做。他用自己特有的幸災樂禍的諷刺口吻說:“Ich sagteja,dass die ganze Geschichte zum Teufel gehen werde.”①普弗爾是那種理論家之一,這種理論家如此偏愛自己的理論,以致於忘掉了理論的目的——應用於實際,他們由於偏愛理論而憎恨一切實際,連了解也不願意。他甚至爲失敗而高興,因爲實際是由於背離理論而導致失敗的,對他來說這種失敗只能證明其理論的正確性——

①德語:我早就說過,整個事情都要完蛋。

他與安德烈公爵和切爾內紹夫說了幾句關於當前戰爭的話,他的神情彷彿在說,我早就知道一切都會弄糟的,甚至對此抱有得意之色,那腦後一撮撮翹起的頭髮和匆匆梳過的鬢角都說明了這點。

他走進另一間房,那兒立刻傳來他低沉而憤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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