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這裡兩年多，還從來沒有聽到有人這樣耐心的敲我的門。這兩年多來，幾乎記不起有人敲過我的門，當然，這不包括收租金的房東老伯，那怕我按時交租，他也會時不時藉故進來檢查一下房間的狀況。
敲門聲又再次響起，這次聲音更加急促。我從迷迷糊糊中清醒過來，根據太陽光已經從腳邊曬到屁股，以及夏天陽光在我這個小單間移動的軌跡，估計現在已經過了十點。我仍然一動不動地眯着眼睛躺在牀上，想等到外面的人失去耐性或者認爲沒人在房間裡而自動放棄。不過，再次響起的敲門聲倒讓我先放棄了。我爬起來，扯過牀邊掛在椅子上的大毛巾纏住下身，光着胳膊就去開門。門打開時，房東老伯正用顫微微的手把一把鑰匙往門孔裡塞，看樣子他已經試過好幾次了。我還沒有來得及發火，就看見站在他身後一高一矮的兩位陌生中年男人。老房東退到一邊，兩位中的矮矮的微微有些發胖的那一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證件，沒等我反應過來就開口說：“我們是警察，你叫楊文峰，是嗎？”
我點點頭，仔細地打量了一下發胖的警察。胖警察一臉的疲憊，身上的T恤衫髒得都分不出是什麼顏色了，深灰色的褲子也是皺巴巴的，同他一起的那位高出很多，也看起來精幹不少的同事站在那裡用陰鬱的目光盯着我。
“換件衣服吧，和我們到局裡去協助調查一件案子！”
我想，大概是在外面等久了不耐煩了吧，他本來應該較客氣地說：“請你跟我們一起回一趟局裡，協助調查一件案子。”
我請他們在外面等一下，自己進去換件衣服就出來。兩位警察互相看了一眼，隨即高個子警察把頭越過我的肩膀向房間裡掃了一眼，大概是看到我無法從唯一的裝着防盜網的窗戶裡逃走吧，他們才一起點頭。我一邊換衣服，一邊故意製造出一些讓他們站在門外也可以聽到的聲音。我想，他們如果聽不到房間裡有聲音，會緊張的，警察一緊張，我也會緊張。
坐在警車後面，一路上大家都沒有交談。到達廣州市匯橋公安分局後，我隨他們上到二樓。胖警察把我帶進一間好象會客室樣子的房間，高警察向二樓另外一邊走過去。胖警察示意我坐下，問我吸不吸菸，我搖搖頭，他不再說話。大約過了十來分鐘，高警察開門進來，他手上拿着三個紙杯和一瓶礦泉水，胳膊下還夾着一卷案卷，他們兩個在我面前坐下來。
“你好象不感到意外，經常進出公安局嗎?”胖子表情詭異地看着我。
“以前來辦理過暫住證和臨時戶口，不過這樣坐你們的車進來還是第一次。”
“知道我們叫你來幹什麼嗎？
“你不是說有案子希望我協助調查嗎？”
“對！”胖警察覺得有些好笑，“那麼你知道是什麼案子嗎？”
我搖搖頭。
“你就說知道還是不知，今後我們問話你都要回答，不要搖頭或者點頭。”高警察嚴肅地說。他停了一下，想起來了似的指着胖警察說：“他是張科長，我姓李，我們是刑警隊的。”還沒有等他說完，張科長連忙補充道：“他是我們的李科長。”
“張科長，李科長，你們好。”既然知道了他們的名字，我覺得有必要正規一點，禮貌一點，不過介紹我自己就免掉了，“刑警隊”這個詞讓我不是那麼想交談。比較精幹的李科長臉上棱角分明，有些男子氣慨，美中不足的是臉上長着一雙三角眼。胖子張科長體形有點較不清不楚，渾身滾圓，沒有什麼棱角，加上雙下巴厚厚的，怎麼看都不象一名公安戰士。
在我觀察他們的這一陣子，他們兩位互相使了個眼色，看來他們決定由張科長主審。
張科長清了清嗓子：“你認識謝婉蓉嗎？”
我請他重複了一遍名字，“謝婉蓉”這個名字好象聽說過，不過經過快速搜索自己的記憶後我無法把這個名字和某個留在我腦海裡的女性對上號。我仍然假裝出認真回憶的樣子，其實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多少個有姓名的女性，留在腦海中的大多數女性的臉都是那些我在電影電視或者商場馬路上見到的能夠吸引我的，不過都是沒有名字的。我不願意公安同志認爲我沒有好好想一想就回答，加上快到四十的人了，我也不願意公安同志看出來，我腦袋裡沒有幾個女性的資料。最後，我不無遺憾地說：“我不認識，或者是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你能夠確定嗎？再想想。”
我又裝出想的樣子，然後邊搖頭邊肯定地告訴他們我不認識有這個名字的女人。
兩位科長互相看了一眼，然後同時盯住我，張科長臉上換上了有點開心的笑容，連陰沉嚴肅的李科長臉上也隱約現出了一絲笑意，“那就好辦了。”李科長說着站起來在房間來回走了一回，又坐下。張科長大大喝了口水，我感覺到他們的心情和房間的氣氛一樣，明顯的開朗起來。我有些迷惑了，等他們坐下後，我喃喃地問：“我不懂你什麼意思，什麼好辦了？”
“是這樣，我們覺得這個案子有眉目了。”
“因爲我不認識這個女人的緣故嗎？”
“不是，因爲你撒謊！”李科長插進來,“我們不喜歡嫌疑犯撒謊，可是欲蓋彌彰的謊言卻可以幫我們不少忙。”他邊說邊從案卷中抽出一張放大後的照片，緩緩地從桌子上推過來。隔着整張桌子，黑白照片上模糊的棱角已經讓我感覺到那是一張蓉兒躺在牀上的照片。她經常在我面前擺出這種撩人的姿勢躺在牀上，烏黑的長髮一半散落在枕頭上，另外一半從雪白的脖子上一直垂落到豐滿的胸脯前，一條粉腿微微擡起，下身穿着性感的丁字型內褲欲露還掩，這一瞬間我十有九次會一泄如注。這些東西閃電般出現在我腦海裡，照片已經正正擺在我的面前，我立時意識到這是公安取證人員拍攝的現場照片。蓉兒嘴巴緊閉，眼睛卻睜得大大的，我的心一陣緊縮，立即避開了照片上那空洞的眼光。
“怎麼樣，認識她吧？今天早上她的姐妹發現她就這樣躺在牀上，死了。”
“是蓉兒！我認識，昨天我還見過她。”我不想再看照片，但我可以肯定，那空洞的眼光一定仍然看着我。”
“可你剛纔還說不認識她，我得提醒你，你撒了謊！”李科長聲音中突然帶上了威嚴，“你在最不應該撒謊的問題上撒了謊！這樣，問題就好辦了。”
張科長看我仍然不言語，抓住機會開導着：“爲了節約大家的時間，你就坦白告訴我們，你和謝婉蓉的死有什麼關係？或者你可以回答我們，是不是你殺了謝婉蓉？”
我又強迫自己看了一眼面前的照片，蓉兒平靜的樣子，讓我不敢相信她真的死去了，“是他殺？還是自殺？”
“你應該回答問題，而不是問問題。”張科長裝出生氣的樣子，“我們還要等最後的鑑定出來，但是從目前已知的證據推測，她是被人殺死的。你看，死後還被擺上這樣的姿勢，自殺的人在死時不可能擺上這種撩人的姿勢吧。現在可以回答問題了嗎？”
“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我一直叫她蓉兒，她喜歡我這樣叫她，我也喜歡這樣子叫她。”
“蓉兒？原來是這樣，”兩位公安都顯出不相信和失望的樣子，那你告訴我們，是怎麼死的？”
“李科長，張科長,應該是你們告訴我她是怎麼死的吧，我什麼也不知道，真的！”我急切地說。後來我想，在此時此地知道蓉兒的死訊多少緩解了我的悲哀，因爲我必須面對兩個對死亡見慣不怪的公安和小心謹慎地爲自己辯護，否則，蓉兒的死訊一定會讓我嚎啕大哭的。
爲了節約大家的時間，我告訴公安，蓉兒是從湘西來的，我是鄂西來的，我們那地方相愛的男女就喜歡稱呼對方“楊子”“婉兒”“蓉兒”。特別是我們這些流浪在外的人，這樣的叫法讓人感到親切。我想謝婉蓉讓我叫她兒蓉大概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她特別羨慕金庸小說中的黃蓉，她常常說，如果這輩子無法找到象郭靖那樣傻頭傻腦，武功高強卻又對自己愛不釋手，始終如一的男人，活着也沒有多大的意思。
我盡我所知告訴兩位科長，張科長聽得有些入迷，李科長卻顯出有些不耐煩了。我想張科長可能讀過金庸的小說，李科長這麼嚴肅的人就不會去看武俠小說的，我講了大約半個小時，李科長終於忍不住打斷了我。
“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你的話裡得出這樣的結論，蓉兒如果找不到真心愛他的象那個姓郭的什麼大俠一樣的人的話，就會覺得生命沒有意義，你是否暗示她就會因此而自殺？”
“我是這個意思，不不，我並不是暗示她是自殺，是否自殺，這得由你們公安決定。”這是我進局子裡第一次對李科長產生警惕，“我不是也說了，如果大家相愛，纔可以蓉兒蓉兒地稱呼嗎？”
“你們相愛嗎？”李科長端詳了我一陣，接着掃了一眼桌上的照片。我覺得很不舒服，我三十七了，那照片上的容兒才二十二，並且蓉兒永遠是二十二，我卻不得不一年一年地老下去。
“這愛情也不錯呀！”專心聽我故事的張科長感嘆道，“她有固定職業嗎？”
“她是妓女，不知道這是否算固定職業。”我乾巴巴地說。
一臉入迷和嚮往的表情突然凝固在張科長臉上，瞬間回過神來：“我們知道她是幹什麼的。今天早上我們檢查她的房間，竟然什麼人的通信地址電話都找不到，只有你的。你的照片、地址和衣服幾乎塞在她每一個抽屜裡。我想，她肯定——愛你吧？！”
張科長把“愛”字拖得有點奇怪的長，我想他大概難以啓口。我很理解，在廣州這個外來人口、盲流、三陪女雲集的大都市，愛這個字不常被人用到。
“我想她可能愛上我，我也覺得少不了她。”我說的是真心話，“我可以告訴你們，不要浪費你們的時間，我和她的死沒有關係。昨天我見過她後，晚上就回到自己的住處，你看我們的住處相隔不過幾條街道。”我停了一下，看他們兩位都不說話的樣子，我接着說，“李科長、張科長，要說的都說完了，我可以回去了嗎？”
他們兩位讓我再等一會，就走出去，過了大約十五分鐘纔回來。張科長對我說：“今天是個好的開始，希望我們還可以繼續配合下去。”隨即，他說，由於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臨時戶口也過期了，我如果一離開，很可能就象空氣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可是我又是他們目前唯一掌握的涉及這樣一起嚴重的“兇殺案”的關鍵人，所以他以商量的口吻問我：“你是否可以留在這裡幾天，讓我們把事情搞個水落石出再回去？”
我吃驚地盯着他，以我對法律的理解，一時之間竟然無從開口。李科長大概看出來了，隨即給我解釋：“這和拘留不同，只是考慮到你的特殊情況，希望你留在這裡配合我們破案。我們搜索了死者的所有遺物，到現在爲止竟然沒有發現她有第二個親人。我想，你也一定想盡快找到兇手吧？！你留在這裡期間，一切伙食費用由我們出。雖然你住在拘留所裡，但是你的房間將不上鎖，我們也會給看守解釋，如果你想走，隨時都可以走。不過我們希望你明白，如果死者是被殺的，那你確實是最大的嫌疑人，也是我們目前破案的唯一線索。所以，如果你真要走，我們得找人24小時監視你。你看，我們的警力和經費都有限，作爲一名普通公民，你是否該爲我們公安工作和社會治安做點力所能及的小貢獻呢。”
我聽得目瞪口呆，自己竟然要用這種方式爲社會治安作貢獻。不過我想起剛剛看到的一則報導，每年全國都有五百多位公安幹警以身殉職，而其中超過半數是因爲疲勞過度致死。我知道有少數公幹確實是害羣之馬，但絕大多數公安戰士都是盡職盡責。我點點頭。
張科長感激地微笑一下，趕緊說：“如果你同意，那我們可以籤一個字畫一個押。”
“我需要律師嗎？”我看着他們問。
“什麼話，我們沒有拘留你，你要律師幹嗎？再說，你不是說自己沒有犯罪殺人嗎？那要律師幹什麼？”
我想他們雖然滿臉客氣，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事情的嚴重。如果我真要走的話，他們無法攔下我，但是他們會很快搞到拘留證，那時一切客氣就沒有了，搞不好我的檔案上還會留下刑事拘留的記錄。雖然我現在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檔案在哪裡。在哪裡都是吃、住和拉，不如在這裡配合公安幾天也好。我告訴他們我同意配合，他們放下心來的樣子。
“我想，楊先生，你需要換洗衣服什麼的，如果你同意，我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順便到你家一趟，幫你收拾，免得你再跑一趟，何況我們的警車都出勤了。”
我默默地把自己房間的鑰匙遞給他，我理解他們破案心切的心情。目前公安一切都正規起來了，要搞一張“搜查令”還要經過一兩天的手續，所以他們借幫我拿衣服的機會可以到我房間裡觀察一圈。除開兩三盤香港黃色錄像帶之外，我的房間裡也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讓他們搜就是了。
可是我沒有想到，我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一個星期後，當我憋得失去耐心吵着要離開時，兩位科長已經蒐集到據說是足夠的證據正式拘留了我。於是我又繼續呆在那間拘留所的單間裡，只是這次單間的門被人從外面牢牢地鎖上了。
在那裡的第一個星期過得和在我那間租來的小房間裡沒有多大區別。由於兒蓉的屍體解剖需要排隊，他們在沒有取得他殺證據前也無法深入開展調查工作。不過李科長和張科長每天都會抽時間過來和我聊一兩個小時。在這一個星期中我們所聊的主題都沒有變，那主題就是圍繞着“我是誰”這個問題展開的。我說我1983年以優異的成績從湖北考上北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系的國際專業，畢業後在北京政府部門工作，後來我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留學，獲得碩士學位，回來後不久我就辭去了北京的工作，隻身來到廣州，到廣州後我幹過幾個工作，現在這段時間呆在家裡。
兩位科長大多時間都不插話，聽我滔滔不絕，他們只是洗耳恭聽的樣子。張科長在聽到北京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時，毫不掩飾臉上的嚮往和羨慕之情。我不停地講，他們不厭其煩地聽，很快已經從大學講到自己的中學小學，最後不得不把諸如自己第一次上學就一下子認識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如何懷着至今沒有類似的異常激動的心情戴上紅領巾，還有我從小學到中學無數次帶回家的獎狀等等都繪聲繪色地向兩位科長彙報了。我的想法是，一個星期下來，不但要徹底讓他們知道我是誰，還必須讓他們瞭解我這個人一直以來是多麼的純潔，我想這肯定對他們破案有益處。他們只要是通情達理的，都會理解一個簡單的常識：我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去犯令人髮指的殺人的勾當呢？！
我是如此放鬆、盡情地回憶自己的過去，好多次我驚奇地發現自己的過去竟然如此豐富和讓人感動。不過，雖然眼睛一直髮酸，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卻始終沒有哭出來，有兩次張科長還象長輩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這裡來的人第一個星期很少有不哭的，你哭出來會好些的。”
第二個星期開始的時候，我已經被正式拘留了。顯然，“我是誰”的介紹毫不起作用，人家公安相信的是證據。蓉兒被解剖了，這讓我有些許的安慰，死了應該有一個死了的樣子，蓉兒死後還在牀上擺出那樣的姿勢，讓我心裡很不好受。
星期一上午，張科長和李科長一起提審我，張科長一進來就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解剖結果。雖然經過解剖發現死者是吃了藥物致死，並且沒有任何被強迫吞服的跡象，但有兩個疑點卻不排除他殺的可能。第一是導致死者致死的藥物，是一種國內目前根本無法買到的美國產品，在美國也是禁止出售的。由於這藥物在瞬間致人於死卻不造成任何痛苦，所以在西方被一些崇尚安樂死的人作爲理想的自殺藥物。象蓉兒這樣一個妓女是很難得到這樣的藥物的。另外，雖然說這樣的藥物可以讓人在“沒有感覺中死去”,可是這畢竟是活着的人的一面之詞呀，到底在死亡的一瞬間死者有沒有感覺，只有上帝和死者知道。所以，法醫還是無法相信死者可以在吃完藥物後居然如此從容大度地擺出撩人的姿勢等着法醫去拍照。屍檢結果認爲不排除死者死後被人移動過。
我聽着張科長這樣講的時候，一邊注意到李科長手裡拿着一本厚厚的書。當我瞥見書名時，不覺出了一身冷汗。據我所知，那本足足有五百頁厚的犯罪心理學可以有兩個用途：一是把它墊在我的頭上，然後用重物擊打，這樣可以造成腦袋輕微振盪從而有可能讓人失去控制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且這樣做在外表上不會看到有傷痕，完全符合新公佈的不許虐待嫌疑人的公安條例。不過鑑於我北京大學畢業以及美國留學回來很可能有海外背景的情況，再加上引起公憤的一位姓孫的湖北大學生剛剛在廣州的收容所被虐殺這樣的事實，我當時就排除了這本書的這一用途。不過如果他以這本書爲根據來審問我的話，那情況可也好不了多少。兩位科長坐了下來，李科長脫掉鞋子，把那本厚厚的書放在地上，墊在腳下，我暗暗地鬆了口氣。
“楊先生，上個星期你基本上告訴了我們你是誰，不過就我們的經驗，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嫌疑人都會象你那樣介紹自己。所以一個星期下來，我們其實還搞不清楚你是誰，或者你到底是誰。我們想，接下來是不是在我們提問提示下你告訴我們你到底是誰？請你每一個問題都實話回答，你在美國呆過，在那裡據說公民只對教父和心理醫生講真話，對警察則講假話或者不講話。不過我得提醒你，這是中國，在這裡公民都對警察和黨講真話。”
我垂下了頭，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每天都有提審。和第一個星期明顯不同，我無法再按照自己的思路告訴他們我是誰，我得回答他們的提問，按照他們的思路重新思考回答我到底是誰。
“你和謝婉蓉沒有結婚證，她是妓女，你承認自己是嫖客嗎？”李科長看着我，“當然，你沒有女朋友，人總得解決生理問題，這些我們理解，但嫖妓是違法的。”
我不得不爲自己辯解，我說我找蓉兒不是爲了解決生理問題，應該是心理問題。我們兩年前認識，可以說是一見鍾情，可是由於她是妓女，並且還是那種在高級歌舞廳要價很高的高級妓女，我們的關係不涉及金錢和性，我們沒有發生性關係。她常常和我計劃等賺夠了一大筆錢，她就不再賣身了，於是我就決定等着這一天——
“等等，等等，你剛纔講什麼？你不是告訴我們，你們到現在沒有發生過性關係吧？”張科長驚奇得差點跳起來。
我說，不錯，如果咱們的性關係的定義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差不多，那我和蓉兒確實沒有發生過性關係。看他們兩人無法相信的眼光，我進一步解釋，我雖然接受蓉兒爲女朋友，可我是個老古板，在她沒有洗手不幹之前，我始終覺得她身子不乾淨。加上一想到她每脫一次褲子就可以賺一千多快，我的心情就複雜了，心情一複雜，下面就不聽使喚了。
“這麼說，楊先生你有一個妓女女朋友，你們卻沒有性生活，你怎麼解決生理問題？”
我不得不更加深入解釋：我都人到中年了，還到處流浪，沒有固定的家和固定的性伴侶，在性生活上和吃飯一樣，都是飢一頓飽一頓，也習慣了。我和蓉兒也不是你們想的那麼離奇和純潔，我想反正按照我們的計劃，再等兩年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了。何況就是現在每個月都有那麼幾天蓉兒不方便接客的時候，我晚上就會到她那裡。那時她會穿上我喜歡的各種性感的衣服，就象你們拍的照片中那個樣子，按照我的性幻想給我表演各種撩人的姿勢，我也會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當然有時蓉兒會用她的嘴巴和手爲我解決問題，就這樣。你們一定很看不起我吧，公安同志？
這第二個星期在公安局兩位科長的循循善誘下，我終於認識到我已經不是那個驕傲地戴上紅領巾，得意地向父母炫耀獎狀的我。這個星期我彷彿開始真正認識了自己，戰勝了自己，到第三個星期開始的時候，我好象被剝光了衣服赤條條站在他們的面前，我不但相信自己不再是純潔的人，而且開始相信自己完全有可能去殺人，或者已經殺過人。
第三個星期我是在深深的自責和更加深層的反省中糊里糊塗地度過的，這個星期我基本上沒有機會說話。兩位公安同志在第二個星期協助我認識了“我到底是誰”以後，乘勝追擊。我隱約記得他們輪番對我咆哮的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讓我們告訴你你是誰！”
我終於知道這個世界上最瞭解我的人並不是自己，公安的兩位科長就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如果說上個星期我是被剝光了衣服，讓自己赤身裸體站在那裡，那麼這個星期是靈魂也被赤裸裸呈現在他們的眼前。在這個星期結束時，我已經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自己是個什麼貨色。每次提審結束時，我都幾乎陷入昏迷狀態。
“楊先生，是你殺了謝婉蓉嗎？”星期五下班前，張科長突然大吼一聲，隨即一切都陷入死寂。我癡迷迷，一會看着張科長髮紅的眼睛，一會轉向李科長腫脹的三角眼，這兩雙比我更能看透我自己的眼睛讓我憐憫，何況他們還要回家過大週末。我想承認，結束這一切，但有一個模糊的意識提醒我，如果我承認了，反而是一切的開始，而不是結束。就這樣，我說讓我想一個週末，星期一我一定告訴你們實情。
星期六的一整天我拒絕吃飯。我告訴他們我不是絕食，由於我的意識仍然混亂，我想飢餓是唯一能夠讓我清醒一些的。到了晚上，我躺在木板牀上，想痛哭一場。我以前久不久就會偷偷躲在牀上痛哭一場，第二天往往就精神煥發。可是這一次我卻無法讓自己哭起來，我更加緊張，自己該不是已經徹底自暴自棄了吧？
當熄掉燈的時候，我躺在那裡，閉上眼睛，張開想象。我想到多少年前看到的一幅非洲戰亂中的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跪在早已俄死的母親旁邊，我的心情異常沉重；我接着想到“非典”疾病的受難者，在死亡前不得不和親人隔離，在最後告別時也得隔着玻璃窗，那種隔着一層薄薄的玻璃窗和親人永別的感覺比生離死別本身更加讓人不堪；想到這裡，我的眼睛不覺溼潤起來，但還是沒有能夠哭起來。隨即，我想到一名素不相識的湖北老鄉孫志剛在公安收容所裡被活活踢打致死的慘景，孫兄弟的年齡和我當年隻身闖廣州時一樣；當我想到孫兄弟在被人象球一樣踢來踢去，而他心中也一定仍然懷着我當時那樣一顆充滿期望的心時，我的眼淚終於流了出來。接下來我想到了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公安局拘留所的硬板牀上，不知道過去是怎麼過去的，現在會如何結束，未來又會是什麼樣子，我終於嚎啕大哭。不一會功夫，我已經整個人泡在淚水中。
星期天下午，我已經恢復了精神。大概四點多鐘，看守過來叫我，說有人要帶我出去。他們沒有把我帶到審訊室，我隨他們進入一個標有“局長辦公室”牌子的房間。在裡面我看到了原來的老上級——國家安全部的周局長。他正慈祥地看着我，我想要不是昨天晚上自己幾乎哭幹了眼淚的話，我一定會再哭一場。我草草地和也在場的李科長、張科長還有另外一位顯然是公安分局局長或者也許是廣州市公安局局長的人說了再見，就跟着周局長離開了住了三個星期的公安局。
“你怎麼知道我在拘留所？”當我們兩個已經在五星級的中國大酒店幽雅寧靜的咖啡廳裡坐下來後，我問周局長。
“我按照你給的地址找上你的小公寓，結果在門口發現你的信箱裡塞滿了信，有的還掉到地上，於是撿起來看，原來都是帳單。”
“當然都是帳單，沒有人會給我寫信，何況這年頭也沒有人再寫信了。”我木然地說。
“問題是，我發現這些帳單大多過期好幾天了。哈，我想，我們的小楊怎麼會任憑這些電費水費單過期呢？八成是出事了。”周局長一本正經的樣子，不過還沒有說完，自己倒先忍不住笑了。我卻笑不起來，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表情，關心地問：“他們在公安局裡沒有折磨你吧？”
“沒有，現在不流行體罰和嚴刑逼供。”我挺了挺三個星期裡不是坐就是躺，已經有點僵硬的腰板，說：“其實，公安的同志也並不喜歡這一套，只是有時破案時間緊迫，上級又有壓力下來，加上多數情況下嫌疑犯如果早點供出來不但可以節約國家的開支，而且有時還可以救人一命。”
“他們告訴我，你在裡面三個星期，無論他們使用什麼方法，你都不屈不撓。表面上你順着他們審訊的路子走，實際上你卻狡猾地一次次讓他們的審訊失敗。他們不得不承認，你是他們這些年碰上的最難搞的嫌疑人，呵呵。”周局長看我皺着眉頭不言語，加重了語氣問我：“我是問，他們到底有沒有對你用刑？！”
“沒有，國家法律規定不可以用刑，他們公安同志很瞭解法律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局長放下心來的樣子，開始爲咖啡加糖，“這樣說，你什麼也沒有招認？”
“沒有，不過我想我很快就會招認的，我快頂不住了！”我喝了一口珍珠奶茶，感覺一陣舒坦。說實話，在裡面時我還真有些想念這種近年開始時興的奶茶里加上一些韌性的小番薯粒的飲品。
“你要招認什麼？”周局長差點把剛入口的咖啡噴了出來，“這麼說，你要招認你殺害了那個女子？”
“也許是，可是我沒有殺她呀。”
“哦，我沒有想到，這些年我們公安的審訊技巧進步得如此之快，竟然快要讓你招認了。”周局長又次笑了起來，“真是可喜可賀。”
“在裡面住了十天後，我有好幾次想，招了吧，因爲我對自己有可能殺人或者已經殺了人不再懷疑。有時我甚至想，就算事實上我沒有殺人，可我不但有殺人動機，而且我從心裡到骨子裡都完全可能是名殺人犯。現在想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周局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周局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搖搖頭，“小楊，最高審問術一定可以讓任何人都按照審問者的意思招認的，我是指招認那些你做過或者根本沒有做過的罪行。”
我吃驚地張大嘴巴，疑惑地看着周局長慈善的面孔。我知道在解放初期，周局長幹過一段時間的反間諜反特務偵察工作。雖然我根本無法從他現在的外表想象出他當時的樣子，不過部裡的同事以前就告訴過我，周局長當時可是審訊高手。解放初期，訓練有素的臺灣特務經過臺灣海峽的大風大浪，上岸後又千辛萬苦，終於潛伏到北京，可是被抓住後只要在當時的小周面前坐不到一個小時，就稀里哇啦地什麼都招認了。想到這裡，我的興趣來了，把深陷進軟沙發裡的身子提起來，試探着問：“周局長，你是說只要擁有最高審術，你相信每個人都會招認嗎？甚至對那些自己沒有犯過的罪？”
“不錯，孩子。”周局長喝了一口咖啡，聲音顯得有點低沉。“只要是人，就有弱點，幹審訊這個工作的人只要找出嫌疑人的弱點，就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周局長的表情顯然沒有“迎刃而解”的爽快樣，他講完這句就低下頭繼續喝咖啡。我也不說話，把眼光從周局長身上收回，再次讓自己陷入在沙發裡。因爲在我的心中，我對周局長這句話並不完全信服，或者說，我還沒有完全消化。例如，有些人的弱點隱藏得很深，深到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弱點。而有些人表面的弱點卻並不是致命的。又有些人，就象我，一生無慾無求，得過且過，除了怕死我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致命”的弱點。還有一種人，他們連死都不怕，就算你抓住了他們的致命弱點，又有什麼作用呢？
氣氛一時有些沉悶，過了好一陣子，周局長才擡起頭，幽幽地說：“每個人都有弱點呀。”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被咖啡薰得有些溼潤，我想他一定是又想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時的經歷，據部裡流傳，當時造反派抓住了周局長的致命弱點，害死了一對母子，據說那孩子當時才只有三歲。我不知道詳細情況，也不願意周局長現在想起這事，於是我轉移話題。
“可是如果嫌疑人連沒有犯的罪都招認了，那審問人又能得到什麼？如何破案？”
“這纔是審問的最高學問。”周局長從回憶中醒過神來，“抓住嫌疑人的致命弱點，然後使用精神或者肉體折磨的辦法，最後讓嫌疑人達到幾近崩潰的地步。這時嫌疑人就會破罐子破摔，把什麼都倒出來，自己幹過的自然會說，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爲了早日解脫，連沒有幹過的也會供認不違，有時還添油加醋，描寫得細緻入微。”
“周局長，我真不敢相信，你把這稱爲審訊的最高學問？”我無法掩蓋自己的不解和不快。
“你聽我說完，達到這一步需要很高的審問學問，特別是在不許肉體折磨，對嫌疑人使用麻醉等藥品的情況下，要達到這一步，審問人得掌握兩點，一是嫌疑人的致命弱點；二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學知識，缺一不可。得到嫌疑人口供只是第一步，下面的第二步纔是破案的真正關鍵，那就是審問人需要從嫌疑人的口供中找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我有點似懂非懂，要知道，這世界上什麼書都有，可是好象沒有教人如何行刑逼供的書！
“審訊者這個時候必須清楚，嫌疑人的口供是逼迫出來的，有真有假。由於人在即將崩潰的情況下，說的真話和假話很容易分辨，所以這個時候審問者分辨真假往往比審問開始時嫌疑人裝腔作勢說心裡話要容易得多。比如拿你的例子來說，如果你真殺害了蓉兒，你會坦白給她吃了什麼毒藥，以及犯罪細節，而這些細節只有公安在嚴密的科學解剖後才能掌握。如果你的細節和公安的細節吻合，那你編造的可能性是萬萬分之一，這不就自然表明你有罪無疑！可是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你爲了早點解脫就胡亂撒謊一通，例如你說給她吃了安眠藥，因爲你想百分之九十五的自殺者都是吃安眠藥的。再例如你說和她有性關係等等，這些公安當然也可以通過屍體解剖掌握了，但由於你在崩潰前無論是撒謊還是講真話都是無意識的，所以掌握最高技巧的審問者就可以辨別你在精神近於崩潰時的坦白是否屬實。”
“真玄！”我不禁感嘆。
“當然，一般刑事案件中根本不宜使用這類審訊。我說的是涉及國家安全的間諜案件或者嚴重危害人民安全的恐怖案件。”停了一下，周局長表情有些嚴肅地搖搖頭，“只可惜很多審問者都錯誤地使用了這個審問技巧，他們在得到嫌疑人精神迷亂情況下的口供後就認爲任務完成了，可以交差了，根本沒有進行第二步，結果不知道搞出多少屈打成招的冤假錯案。”
我自言自語地說：“我活了都快四十了還不知道自己的致命弱點呢，否則我就會避免了。你看，我是一個連帳單都不願意過期的謹小慎微的人，你居然可以從我的帳單中知道我出事了，可是——”
“小楊，我不是從帳單知道你出事的，”周局長輕聲打斷我的話，“我來之前就給你打了電話，後來我又打電話到你父母家——”
“我父母？”我緊張地問，“他們也不知道我在哪裡呀。”
“對，他們也不知道你在哪裡，並且他們告訴我你已經連續兩個星期天都沒有回去看他們了，也沒有打電話，我就知道出問題了。”
想到年邁的雙親，我有些緊張了，但在周局長面前儘量裝得鎮靜。不過我心裡明白，無論我內心的緊張和外表的鎮靜，要想逃過周局長銳利的眼睛，那恐怕都是枉然的。好在周局長之於我，就好象父母一樣。他也是在我直奔四十歲這段時間裡唯一叫我小楊而讓我仍然感覺到溫暖親切的人，在他面前我本來無需隱瞞一切的。
“小楊，我儘量把話說快一點，你好趕快回家。”周局長一邊盯着咖啡，一邊說。咖啡已經加第二次了，從咖啡裡升起來的暮氣和香味瀰漫在空氣中。“你是我最喜歡的年青人，當初你離開國家安全部時，我失落過好長一段時間，不過我尊重年青人，特別是尊重你的選擇。單位工資太低，你父母又不適合北京的氣候，你到廣州來打工，我也沒有辦法幫你什麼忙，好在你的工資要比在北京時多好多倍，我也感到欣慰。只是我始終捨不得你，我認爲你會是一名極其優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
我有些感動，眼眶裡有點溼潤。這些年到廣州下海後，自己經濟看起來好了一些，但是在心理上始終有些不平衡。就拿周局長一席話吧，這些年就從來沒有聽到過我爲之效勞的老闆對我說過類似的表揚，雖然他們都儘量發揮我的才能，也不吝惜給我加工資，可是卻很少誇獎我。我想大概是怕我驕傲，又或者是怕我藉着誇獎認識了自己的價值而要求加更加多的工資。當然也有職員在老闆誇獎後不久就另謀高就，跳槽了。
“小楊，今天來一是要來看看你，二來也有一件事，看你是否可以幫上忙。”周局長的話很輕很快但很清楚，“就算是一件任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