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中午，顧驁從學校圖書館借了一大堆相關期刊和專著，幾乎堆滿了半個後備箱，然後開車回到他剛買的波托馬克河畔別墅。
然後，開始閉門讀書，研究前沿學術動態，懸樑刺股爲週五的彙報做準備、先寫一個課件的提綱草稿出來。
喬治敦大學的圖書館非常良心，居然能借到80%的課題所需專著，只要你拿得出學生證。
剩下20%太冷僻的內容，顧驁則選擇了直接買——美國人的教材是真滴貴，1981年的物價，隨便一本輕輕鬆鬆就100多美刀。顧驁爲了準備一次學術報告，一次性花了1000刀。（主要是因爲他剛來，對基辛格的研究零基礎，什麼都得買。）
一個研究生如果不想費事排隊預約，大手大腳一點，每學期光買書花掉數千美金，都是稀鬆平常的。
或許有人會以爲這是美帝的知識產權保護做得好導致的。
但其實這裡面的錢大多數也不是著書立說的人賺走了，而是幾家專門的學術出版社賺走了。
作者或許只拿到20%，遠比後世最黑的網媒分成比例都低得多，簡直不把學者當人。
比如最著名黑心的Elsevier出版社，哪怕是在1981年，都壟斷了全球頂級學術論文刊量的15%，到2018年更是暴漲到了全球三分之一。其餘還有ACS、新澤西的Wiley，加起來也佔10%。（Elsevier總部設在阿姆斯特丹，但其實就是美國人控制的出版社）
相比之下，美國以外的世界，哪怕是最頂級的學術出版社，如德國的Springer、英國的泰勒弗朗西斯，就沒那麼牛逼了。
說到底，是美國三大社的人佔據了“我有資格定義誰是全球最牛逼、誰是全球最聰明、最前沿”的定義權。頂級學者如果不到他們出版社控制的期刊上發文，就說明你的學術成果不夠高級。
歷史上蘇聯解體後，美國三大社的話語權暴漲了一波，就是因爲他的“牛逼定義權”進一步提高了。
所以，美國看似是市場經濟，什麼行業都能准入，但某些學閥可以設置門檻的行業，小圈子壟斷就非常明顯了。
無論醫生律師還是學術出版，但凡美國哪個行業收費特別貴，多半是因爲先進圈的人可以卡毒邊。
確保後續誰是‘紅衣軍’、誰不是自己人；誰是真心拜碼頭分贓、誰是想混進來掀桌子降低行業成本，然後一個個分門別類安排得明明白白。
反正層層選拔後、能爬到倒數幾個毒圈的高級知識分子，人數一共就那麼多，總能分化拉攏完的。
又不是廉價勞動力那種喪屍潮。
……
顧驁切身體驗了一把美國的學術壟斷黑暗，內心瘋狂吐槽了一把。
不過也就僅限於吐槽，反正他是有錢人，沒想改變這個現狀。
事實上學術期刊貴得這麼殘暴，還能幫他篩選掉一批窮苦但好學的競爭對手呢。
他現在可是站到美國的既得利益階層位置上，看到社會弊端捂蓋子都來不及，美國越不公他越好上下其手。
“教授安排這個課題，看來是因爲他自己就是秘密外交的高手，所以想從學生中，找出如何在現有制度制約下、把秘密外交的優勢發揮到最大的後繼之人。”
看完最初幾篇綜述後，顧驁掩上期刊，內心先得出了一個初步結論。
首先，基辛格是真心做學問的，也是真心在考驗顧驁，這兩者不矛盾。
真正的牛人，都是在做日常真事的過程中考察人的，不會特地弄個扭曲的無厘頭。
所以，這個成果做好了，是確實有實用價值的。
誰知，也不光是對美國有利，對那些跟美國談判的國家，同樣有利。
比如，這一次基辛格讓大夥兒重點看的“威爾遜總統/蘭辛國務卿參與《凡爾賽條約》”案例，以及許多50年後解密出來的文檔（1970年解出來的），就顯示了這樣的情況：
巴黎和會和《凡爾賽條約》的大致情況，中國讀者應該也都是挺了解的，就不多水了，反正是個欺凌德國的分贓會議。
基辛格給的案例材料裡，就強調了兩個點：
首先，美國自己雖然參加了半年的全程談判，但最後卻沒簽成《凡爾賽條約》——威爾遜總統去談了，談得很艱苦。可他最後回國，卻被國會卡了，投票拒籤。
其次，當時蘭辛國務卿反覆勸阻威爾遜總統親自參加談判，覺得總統出面會導致迴旋餘地減小、談崩概率變大。
而儘管外行總統一意孤行、釀成了與國會的對立後，蘭辛依然試圖補救，並且通過秘密外交讓英國人和法國人暗中作出了一定讓步。（當時國會反對簽約、針對的就是讓步前的條件，如果英法確實讓步了，國會就沒借口作梗，美國就可以簽了）
但因爲行事不秘，蘭辛斡旋讓英法讓步的事情被威爾遜知道了，威爾遜覺得丟了自己的面子和國際威望，堅持不答應以讓步後的條件簽約，必須以他從巴黎帶回來的原文簽約，最後導致徹底談崩。
這個事情外行人可能有點難理解，大致可以這樣用人話翻譯一下：威爾遜作爲管家去菜場買菜，跟菜販子談好了10塊錢一斤，回來跟國會說：掏錢。
國會說：太貴，9塊纔買，10塊免談！
然後蘭辛作爲管家的助手，偷偷跑去跟菜販子說：我家老爺跟管家說了，9塊纔買10塊免談，要不你們再出點血9塊算了。
結果英法菜販子被蘭辛說得都認栽，同意9塊了。管家威爾遜聽說後，拍案大怒：老子不是談成了10塊麼，你又去砍價砍成9塊，這不是傷老子面子。顯得你一個管家助手、以及家裡的老爺，都比我這個正牌管家牛逼！老子不籤！老子必須對菜販子言而有信，不允許其他人二次砍價！
說到底，這是一個菜販子都願意降價、但經手人爲了自己面子非不接受降價才崩的過程。
可是，在這事兒當中，管家助手蘭辛的二次斡旋，嚴格來說不能算傷害英法利益——他要是不斡旋，美國直接就不簽了，秘密斡旋一下，雖然英法降了價，但至少把生意做成了。
只是蘭辛沒想到不但要對外保密、還要對主子保密、照顧主子的面子。
“可是，基辛格這樣強調這個案例，明顯不是想讓我們論述‘如何下次秘密外交的時候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這種執行層的問題。那太瑣碎了，不屬於制度層面的建設。
他說的這個悲劇，有點兒像是柏拉圖在《蘇格拉底之死》裡對制度的惋惜論述……也就是，如何確保秘密外交部分曝光後的後續處理彈性，而不是非生即死的站隊，如何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二次調整修補，而非直接表決。”
顧驁博覽羣書、冥思苦想後，得出這樣一個心得。
威爾遜造的孽，有點像蘇格拉底，都屬於不切實際理想主義者的一頭撞死。
基辛格想考慮的，是如何防止這種人一頭撞死，給他一個打暈後和稀泥的機會。
歷史上，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決死刑之前，其實是有無數次機會不死的，最後是他硬生生作死的——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門生柏拉圖親筆寫的。
柏拉圖在《蘇格拉底之死》中這樣描述：一開始，蘇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敗壞雅典青年和異端邪說”。
是否真的敗壞不談，單說審判過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審判制只兩輪辯論投票式的，即第一輪控辯雙方先對有沒有罪辯論、然後501人團投票，得票251以上的一方勝。
如果第一輪結論是“無罪”，那就沒有第二輪了。如果第一輪“有罪”，纔有第二輪的“量刑辯論”。
也就是控辯雙方再各自說出一個刑罰尺度，一般肯定是控方的尺度重、辯方的尺度輕，然後雙方再辯、投票，得票251票以上的那個量刑成立。
但這個制度也有一個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許501人團提出一個折衷的量刑，必須只能在控辯雙方給出的兩個選項裡二選一。而任何介於兩者之間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許的。
有點思維能力的人就不難發現：哪怕辯方第一輪輸了，但只要第二輪量刑時，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較誠懇，那麼贏回一場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因爲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嘛。哪怕第一輪輸了3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輪服軟後，博取了501人團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見擁護，都是很常見的。
而蘇格拉底死的時候是怎樣的呢？第一輪他是221票對280票輸的，判定他確實“敗壞青年”，這個差距並不算懸殊。
說明有220個人本來就覺得他不該受罰，要是他第二輪再拉30個人過來就贏了。甚至柏拉圖記載，那280人裡，當場就有超過30人表示：蘇格拉底你服個軟，交100德拉克馬罰款，這事兒就算過了，如果你沒錢，這裡有個大土豪願意幫你出100德拉克馬。
但蘇格拉底選擇陳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該被罰，因爲我說的不是邪說，相反還開化了你們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們應該賞賜我100德拉克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說，讓501人團在“罰款100”和“死刑”之間只能二選一，大多數人肯定會選“罰款”，他們並不想殺蘇格拉底，只要他服軟，承認自己是邪說，消弭他的哲學影響，這些人目的就達到了。
但是在“賞賜100”和“死刑”之間二選一，結果就立刻崩盤了，有400人都選了“死刑”，因爲他們覺得這個蘇格拉底太囂張了，也就是“量刑辯論”的結果比“有罪辯論”還要懸殊，堪稱雅典歷史僅見。
然後蘇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盡了。
這裡面，就可以看出“只許投票，不許修改”的強迫二選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團有權自己做出一個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賞賜100”和“死刑”裡選，相信他們是可以得出“罰款”、“流放”等中間刑的。
如果美國的衆議院和總統，還有在表決時臨時修改拉人的機會，而不是全是全非懟到底，那麼遠到《凡爾賽條約》、近到《中導條約》，也都有可能妥善彌合。
基辛格課題的關鍵，凝聚到了“如何爲非此即彼的硬懟式投票環節中、繼續進行微調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層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護其萬一曝光之後不被報復性和維護顏面性追究”這個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