綢緞幾乎有比金銀更優越的貨幣屬性。比如，非常容易鑑別品質，其雜惡者很容易剔除出流通領域。一般而言，無論漢代還是南北朝，寬二尺二，長四十尺的綢緞爲一匹，差不多摺合兩千文（兩貫）銅錢。所以，一千錢以上的大額交易，都以綢緞爲貨幣，既簡潔方便，又易於攜帶。
和貴金屬不一樣，綢緞不耐儲藏。貴金屬貨幣因爲不會變質，不會損耗，因此會因民間儲蓄而沉澱下來，不再進入流通領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準的金銀，越容易被民間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貨幣，愈發劣質，進而引發一些經濟問題。而綢緞中含有蛋白質，儲存時間過長，便會脆裂泛黃，迫使人們將其儘量用於流通。
所以，西漢盛行一時的黃金並沒有“失蹤”，只是日漸沉澱於民間的箱籠中、夾壁間，不復流通於市面。
當然，漢唐千年間，在某些地區，作爲貨幣的金銀還是大行其道。比如漢末的“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也就是拜占庭金幣和波斯銀幣。從南朝到晚唐，整個嶺南地區，即現在的兩廣和越南北部，全部流通白銀。以上特例是因爲當時的西域和嶺南居民多從事外貿活動，而金銀是國際貿易中當然的硬通貨，所以黃金、白銀尤其是白銀，也就成了當地的貨幣。
到了李路創立的大英帝國這裡，情況可就完全不同了，大英帝國是李路一手打造的商業和工農業爲主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王朝，在大英帝國這裡，儒道墨法等各家思想都被李路拿來進行了改造，進行了去蕪存菁，什麼重農抑商，什麼奇技淫巧，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什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啊，統統都給扔進了垃圾堆。
不管華夏那邊怎麼樣，反正在大英帝國，這些玩意兒就他孃的被李路給廢了.......當然咯，儒門等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什麼仁義智信還是很有用的不是嘛？反正就是在大英帝國，百家們都被李路用刀把子強迫着進行了本土化改造......
這思想上沒了掣肘，尤其是沒了儒家在朝堂上唧唧歪歪，加上李路的威望早就是高的無以復加，在另外以薛祿爲首的百官對李路在搞出來的這個新的財政體系改造方案那可是讚不絕口，在他們的支持下，大英帝國的政事堂和李路聯合發佈了大英帝國財政體系改革方案......
這個財政體系方案正是以金本位爲核心打造的，在這個方案裡，大英帝國暫停了境內包括同福錢莊在內所有的櫃坊和錢莊的業務，而代之以在他們基礎之上升級而來的幾家商業銀行，而監管他們的就是財政部和作爲中央銀行存在的華夏銀行........
爲了適應大英帝國日益繁榮的商品經濟，也爲了更好的促進經濟發展，李路他們在這個時空第一次搞出來了依託金主銀輔本位體系而生的貨幣，那就是在這個時空被人們稱之爲帝國英元的玩意兒，按照大英帝國朝廷頒佈的鑄幣法案，一英元摺合一兩純銀或半錢純金。這一輪幣制改革取消了布帛，糧食等貨幣替代物，大英帝國發行的金銀銅幣和在飛錢上升級而來的紙幣一起成爲了唯一的法定貨幣.........
要完成這一波幣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籌集大量黃金和白銀，但這些準備金並非儲積於國內，用來維持貨幣的信用額度，國內則發行銀幣和可兌換銀幣之紙幣和銅板等輔幣，擬訂其摺合黃金多少，兌付黃金雖然可以，但是卻限制黃金離境。爲了法定貨幣，中央政府必須設立行政性的國家央行，那就是華夏銀行.......
有些好笑的是這個華夏銀行管制下的幾家商業銀行，在幾年以後登陸大唐的時候，因爲它是那些商業銀行的頭頭，還因爲華夏銀行監管的那幾家商業銀行都可以匯款，資金尤爲寬裕，所以被大唐的商人和民衆們稱作匯豐銀行，這讓李路卻是鬱悶了很長時間.......
與幣制改革相配套的是李路借鑑現代財政預決算體系搞出來的漢帝國財政預決算體系，雖然現代財政預算體系起源於西方，但這不能說古代華夏就沒有財政預算萌芽，預算與財政活動是分不開的，有財政就會有預算。
中國的財政預算萌芽於遠古的周代，這時的“九賦九式”制度已經具有了財政預算的色彩。當時規定：來自城郭的稅收用於賓客（外交）支出，來自百里之外的四郊之賦用於芻秣（草料）支出，來自200裡的稅收用於工事（工程）支出，來自300裡的稅收用於匪頒支出，來自400裡的稅收用於幣帛（鑄幣）支出，來自500裡的稅收用於祭祀支出，來自關市的稅收用於膳服支出，來自山澤的稅收用於喪紀支出，來自幣餘的稅收用於賞賜支出。“九賦”均屬財政經常性收入，前六項帶有受益稅的田賦性質，後三項是帶有工商稅性質的物產稅，掌管財政的太府根據“九式”安排支出，並做到專款專用，這就是我國最早的預算格式。
秦漢時期以後，預算制度已經成爲雛形。漢成帝時責怪丞相翟方進說：“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這說明漢代各種支出都是有預算的，由於翟方進沒有很好的執行預算，從而造成“用度不足”。唐初預算已有了明確具體的制度。唐代預算一年一造，即“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成於州，州成於省，戶部總領”。此時的預算自下而上，最後形成國家預算。
華夏古代不僅有了財政預算制度，而且制定了財政預算的原則。周代的財政預算堅持“量入爲出”的原則，《禮記?王制》載：“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入爲出。”即以財政收入決定財政支出，豐年可以多收多支，歉收時少收少支。漢初爲了恢復社會經濟，減少國家開支，提出了“量出制入”的預算原則。《史記?平準書》載：天下既定，“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即根據官俸等費用決定徵收賦稅，即根據支出組織收入。
可這一整套古典財政預算體系卻是爲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不能適應日益繁榮的大英帝國商品經濟，有鑑於此李路借鑑近現代國家的財政預算體系，弄了這麼一出......
李路這麼做，也是爲了未雨綢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是財政預算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也是財政預算產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新興資產階級作爲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出現在歷史舞臺以後，王室財政與國家財政纔有可能徹底分開，也纔有可能通過議會控制國家的全部財政收支，編制財政計劃。
因此，預算制度既是政治明煮化進程的一個結果，也是實現政治明煮化的基本手段。一旦新興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那李路辛辛苦苦打造的大英帝國皇室可咋辦？爲了不走上斯圖亞特和路易家族的老路，大英帝國皇室只能做新型資產階級的領頭羊，大力發展皇族財團，充當大英帝國的那個所謂的國有經濟核心地位.......
幣制改革和財政預算體系改革共同構成了這一波的財政體系改造方案，由於它們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礎之上，所以這個方案也被後人稱作金色方案，由此拉開的大時代也被稱作金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