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有人說，你呂布已經距離皇帝一臂之遙，你要搞什麼民主，不是自掘墳墓嗎？
不，呂布從二十一世紀來，看慣了專制獨裁統治的種種壞處，也受夠了專制獨裁統治的種種罪惡，他即便想讓自己呂家家天下，也絕對不是重複中國那三千年的舊制度，起碼是君主立憲制度，起碼是民衆有權監督官府的制度。
以這種制度在歐美髮達國家的存在來看，非但不會削弱最上層的統治，還會讓最上層和最下層聯合一起，形成對官僚層次的聯合監督，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如果呂布推動得好，也許中國從此就可以避免改朝換代的痛苦。
呂布這些天，沉下心，一直在思考將把中國帶往何方？
如果想要做皇帝享樂，李世民的唐朝、趙匡胤的宋朝、朱元璋的明朝，都是可以效仿的對象，但呂布不想那麼重複歷史的老路。
因爲很明顯，那樣的老路是邪路，是歪路，不是正路，呂布不想讓子孫萬代繼續重複王朝更替的慘劇。
儒家理想中的封建帝國是千家萬戶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鐵製農具耕種收割的自耕農，每年向帝國交納百分之十的賦稅；國君通過多層次的官僚代理網和基層的裡甲組織徵收賦稅，徵集兵員，保護帝國及其臣民的安全，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維護國君恩賜給各層臣民的相對權利，並向社會提供福利。每個王朝的開始幾十年裡，都是這樣度過的。
可在隨後的日子裡，現實關係總是頑強地偏離儒家的理想和規定，偏離所謂的王道和天道，呈現出日漸墮落的總體趨勢，並形成人們意料之中又擺脫不掉的王朝循環。這種偏離均衡點的趨勢，發源於官僚代理集團對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統治者無力約束這種龐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農階級又無力抵抗各級權勢集團整體或個體的巧取豪奪，於是就有了潛規則體系對儒家宣揚的均衡體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
帝國制度下的農戶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着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湊合活下去。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小農經濟對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制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持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持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小農經濟也支持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並且間接抑制對帝國統治方式的耐受性較弱的工商集團的發育。另外。小農經濟對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導致帝國崩潰的隱患。由於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貪官污吏的行列，激勵壓榨程度逐步升級，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
小農經濟的分散自給特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對造反集團狀態的敬畏決定了統治集團對儒家規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對一盤散沙狀態的輕視又導致了魚肉百姓的潛規則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餘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實現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潛規則在軟弱可欺的零散小農的土壤上成長髮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在這個過程的末端，則是循環出現的帝國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而在爭奪天下的混戰中，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體系。又勢必屬於駕輕就熟，無須冒險試驗的帝國制度，這是戰爭效率最高，社會認同最廣的制度。於是，帝國制度再一次出現在新一輪王朝循環的開端。
呂布不想重複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的老路。一心一意謀求家天下的萬萬代，卻跟任何獨裁統治一樣無法長久，頂多維持兩百年，短則連二十年都無法維持。呂布不想讓自己的子孫萬代重複李家、趙家、朱家的命運，他必須要爲自己以及子孫萬代想出一個可以持續久一些的制度。
呂布的目光放在古今中外各個國度。以他看來，那些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君主們確實據有前瞻的眼光，因爲他們直到二十一世紀還保有皇位，而那些拒絕妥協，認爲自己能力無邊，皇位可以傳個千萬年的早都灰飛煙滅了。
如果能夠讓大漢往君主立憲的模式發展，使大漢平穩過渡到真正的自由公正的法治社會，不再以暴力突變的方式發展，讓中華結束每次改朝換代都是暴力戰亂的輪迴，那麼呂布的功績可謂中華第一人了，什麼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唐太宗都遠不如他，更別說女真族那個麻子野豬皮了。
君主立憲制度，從制度契約上約束了君臣之間的責任、義務，君主的權力被約束，就可以避免子孫中出現昏聵殘暴的而致使天下大亂，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死掉三分之一甚至八成以上的民衆，其實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很顯然，僅僅是君主立憲制度，並不能保證後世不亂，必須要遏制官僚的權力，而這一點僅靠皇室、貴族與官僚的操守是遠遠不夠的。
呂布不用去二十一世紀搬用歐美髮達國家的理論，他只用去從儒家經典裡的《孟子》裡面找，便可以找得到以天下人監督官吏的思想基礎。
作爲思想家的孟子，他對民主最大的貢獻不僅是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命題，他同時還制定了民主的政治原則來保證老百姓的權力和利益。關於民主的政治原則，孟子提出：“國君進賢，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孟子意思是說，國家選拔官吏，左右親近的人說這個人好不行，朝廷上的大臣們都說這個人好也不行。國內的百姓都說這個人好，才能進入考察階段，考察後確實好，才能用他，孟子認爲任用官吏應該走這種民主程序。罷免官吏乃至懲罰官吏也都應該走這種民主程序。
但孟子這番話裡面有個漏洞，一個國君，躲在深宮大院，怎麼會知道“國人”怎麼說？即便出宮去察看，恐怕也不容易得到真實的信息，地方官吏還可以弄弄權術，製造虛假信息來糊弄國君的，所以國君一個“察之”實在是好笑，仔細分析下去。孟子的話都要落空的。後來二千多年的儒學實踐中，實際上也只是成了皮相，作了一點“法、術、勢”的漂亮外衣而已。
解決這個“國人”之意的最好辦法，恐怕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組織起來。讓“國人”來投票，每個國人就代表他自己，投一票。讓那個賢人自己出來推銷自己，使國人認識他。如果大家認可他，那麼他就可以上任。如果在這個過程出現嚴重的傷天害理的事情，那麼中途還可以彈劾下臺，如果觸犯法律，可以對之行之以法。西方的民主法潔社會，就是依靠這套程序來達到遵從民意，服從民意，並且保護老百姓不飢不寒，過上免於匱乏與免於恐懼的生活的。
呂布現在不推行全民公投的選舉制度，將來也是會推行，推行的倫理前提便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選舉權，而且唯有認定人人平等，惟有尊重每個人的主體地位，發揮每個人的潛能，讓每個人都加入到法治事業的建設中去，人與人的理性交往、社會的和諧纔有可能最終實現。其中的關鍵就是堅持法治、反對人治、規範權力，讓權力這匹野馬得到憲法和法律的制約，正如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明確宣稱的那樣：“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權威，我敢說，這個國家一定要覆滅；然而，我們認爲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這些官吏服從法律，這個國家就會獲得諸神的保佑和賜福”。
呂布又招來通天教佐漢天師左慈、輔漢天師于吉，以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佛教的“衆生平等”以理論基礎，推導出“天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教義：“人都是天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每個人都是天神的後裔，都是天神的孩子，天神會愛每一個孩子，不拋棄每一個孩子，在天神面前，衆生皆平等，沒有一個人比另一個人高貴，無論你出身富貴還是貧賤，無論你醜陋或者俊美，無論你愚笨或者聰慧，只要你一心向善，積累功德，天神都會引導你升入天堂，天神面前，人人平等。”
呂布又招來御史大夫田豐、廷尉法衍、刑部尚書應劭，以法家韓非所說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引申開去，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將這幾個字掛在御史臺、廷尉與刑部衙門上。
呂布之所以煞費苦心推出“天神面前人人平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三平原則，是爲了他以後推出一個劃時代的政治改革做鋪墊的，有了人人平等的原則，到時候下級監督上級、民衆監督官吏也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PS：呂布不想重複歷史的老路！但是那些千古一帝的偉人們都在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