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財於地取法於天。
春節前由於糧食補給不暢以及洪承籌、馬士英、左良玉之流的同流合污抵死頑抗我軍在各條戰線暫時停止了攻擊以做修整。因此我的敵人們總算是鬆了一口氣但這對於他們來說只是苟延殘喘現在統一整個中國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然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更難的是進行一場徹徹底底的改革所以我需要集思廣益來一起商討今後的政策和方針因此我特意請來了我的智囊們。
“先賢有言：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在最終確定土地政策之前我招集各位來就是爲了能找到一個真正適用的辦法解決土地問題使其不再成爲國家動亂的源頭。”我開誠佈公的說道參加會議的都是各方大員在會議前我讓他們都擬訂自己的議案最後大家一起討論充分揮集體智慧。
“先生說的是縱觀明朝的土地政策可用官田和民田來概括。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壖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佔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餘謂民田。”李巖侃侃而談顯然他做了充分的準備事實上是這次賑災讓他觸動很深所以在我的授意下開始從法律的層面上研究土地政策。
正像李巖所說明朝所謂的官田和民田不完全等同於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官田從產生依據看包括皇帝的個別賜予、依法令設立（如屯田）、依官職取得爲官服務的（如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爲公益目的（如學田）；但是從權屬看則包括國有土地（如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屯田等）、皇室所有土地（如皇莊）、官僚貴族所有土地（如賜乞莊田）。這一點倒是表明了古代中國“官”與“公”之間的一種無法區分的曖昧關係。民田指官田以外的可買賣的土地經過元末戰爭大批土地荒蕪戰亂又導致大量流民明王朝爲恢復社會經濟秩序保證國家財政收入採取了鼓勵墾荒扶植自耕農的政策因而地權趨於分散自耕農所有佔相當大比例這部分土地屬於民田。
而明代土地的權屬格局是在官府主導下構建起來的。朝廷有權宣佈任何一片土地爲官田明初爲財政目的抄沒江南民田即爲一例展屯田和鼓勵墾荒扶植自耕農的政策也反映了官府對土地的直接分配所以官府行爲是土地資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是民事流轉明代法律明確規定官田“不許私自典賣”民田得以典賣、繼承、贈予等方式流轉明中葉以後土地流轉頻繁有“田宅無分界人人得以自買自賣”之說民間典賣土地自行立契按則納稅。但是土地的民事流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間慣例的限制主要是在典賣田宅時本族、本宗、本姓的人享有優先購買權民田的賣方不得自由選擇買方而買方如不具有與賣方同族、同宗或同姓的身份則無權購買。這便是明朝的土地政策了。
因該說朱元璋擘畫下的明朝帶着不少烏托邦的色彩他要把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整肅成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制。在我看來維持廣泛的小自耕農經濟輔以黃冊裡甲制度的嚴密管制通過徵派賦役養活國家機器可能就是朱氏烏托邦的實質內容。但是這個烏托邦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積重難返的地權困境。一方面開國之初廣泛的小自耕農經濟在中葉以後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權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導致了越來越多的流民產生大量佃農地主憑藉土地壟斷對佃農進行過度盤剝。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權分散狀態設計的賦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斷膨脹的財政需求和無法遏制的非法征斂成爲民間社會的不堪承受的重負晚明的財稅改革已經無力醫治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惡疾國家機器的敗壞已無法挽回。農民的赤貧和財稅制度以及國力的衰微是互爲因果的於是我們便看到中國傳統社會自我矯正機制的自然啓動——農民暴動和外族入侵導致朝代更迭。然而週期性的改朝換代並沒有帶來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實質進步每一次大動盪都回到原來的起點歷史呈現出原地踏步式的惡性循環沒有哪個專制王朝能夠走出地權的困境。
“顯然這種制度是存在弊端的尤其是官府行爲它無法保證個人的私有財產即土地的合理分配直接導致了皇室成員、勳威、貴族藉助政治特權大肆侵奪官田和民田皇莊和貴族地產迅猛擴張；官僚地主利用職權強佔民田；軍官、豪強、內監瓜分屯田化公爲私甚至役使屯丁。當然所謂的私田制度也存在很多弊端貴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併土地；地主利用高利貸兼併自耕農土地；人民爲躲避苛重的賦役不得不賤售土地。而上述憑藉政治特權進行的掠奪動輒幾百頃幾千頃如皇莊的擴張其規模和度都遠遠過一般地主以購買方式進行的土地兼併所以這種制度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李巖繼續說道作爲開場白他說的十分精彩顯然是在這上面是沒少下功夫。
“元度要解決目前的民生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解決土地兼併問題而土地兼併的根源就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買賣因而我認爲反兼併的根本對策應是土地國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買賣。”徐光啓輕易是不離開朝鮮的但是這事關整個中國今後的民生他還是拖着老弱的身軀乘船來到了南京這裡有他太多沒有實現的理想而今天由於我奇蹟般的崛起而使得這一切都成爲可能他能不重視麼所以在決定今後的土地政策上他最先表自己的意見。
“老師說的是土地兼併和地權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權階層憑藉法外特權進行掠奪；以及身份性賦役制度和沉重且無法預見的賦役負擔導致自耕農破產以致他們被迫攜產投靠或賤售土地。因此地權集中的根源並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買賣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權集中恰恰是因爲自耕農對土地“私有”得不夠。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賦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紳階層對自耕農的剝奪合法化；二是官府有權任意徵用農民的勞動時間和私有財產；三是農民無力對抗來自官府和特權階層的侵害。正是這三個因素導致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殘缺而且脆弱起初保有土地的農民很容易橫遭掠奪而不得司法救濟也很容易破產賣地繼而陷入赤貧。因此自耕農失去土地和土地資源不公正集中的真正根源是自耕農的私有財產不受法律同等保護。”我總結道衆人紛紛點頭稱是這裡面或許沒有人比我看得更透徹畢竟我可是總結了中國數千年的土地政策和後世的經典學說纔有這番論斷的。
“元度真是一針見血看來我是老了看問題遠沒有元度你透徹啊！”徐光啓感嘆道。
“老師說的哪裡話學生這也不是受老師的啓麼我說的這些都是現象真正解決問題找出好的辦法還得依靠大家羣策羣力應該說只有保證土地的合理、公正使用天下才能紛爭止息否則再有大災大疫很難控制局面。”我這倒不是謙虛因爲我知道在未來的十多年來中國的氣象條件還會不斷惡化這既不利於農作物的生產也不利於政局的穩定。
“我建議應該將天下的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統一分配真正的讓耕者有其田至於那些地主可以給他們保留一部分土地要麼他們自己租種要麼變賣鼓勵他們從商我個人認爲經商遠遠要比耕種有前途只不過從前明朝他抑制商業了現在有先生的政策加上鼓勵天下大定之期指日可待。”說話的是孫元化不能說他說的沒有道理只是或許是從內心中還是保護了地主的利益畢竟他就是地主家庭出身。
“先生我能否說說我的看法。”一旁的孫福亮突然說道他從前可是隻知道盡職盡責的保護我從來不關心這些事的。
“說說說今天這裡所有的人都可以暢所欲言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供大家參考。”我鼓勵道孫福兩清了清嗓子一開始還有些緊張但隨後順利了起來。
“我是個粗人我不懂什麼但是在每根先生之前我是在鄉下種田的百姓實在是太苦了自成祖之後無地的農民越來越多他們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以後不得不拿出收成的五成甚至還有達到成和八成以上的交給地主除了剩些粗糧餬口外再沒有什麼了這還是年頭好要是趕上念頭差那根本就沒有活路了你們說農民能不造反麼還保留地主什麼權力啊我說天下的地主都該殺這些人簡直就是吃人不吐骨頭。”一提起這些來孫福亮就激動。
“地主都該殺這樣說有些太武斷了我看農民無地而地主有地這樣很容易形成僱傭關係就好像商人和僱工一樣問題是這個尺度太難把握了過分的強調土地歸國有這隻會激化政府和地主的矛盾與我們目下的形勢十分不利當前的政策應該是儘可能的維持穩定等天下大定的時候再仔細研究到底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孫元化是個固執的人儘管他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這些東西畢竟沒有形成體系孫元化對於自己在山東的業績很是自詡所以經常拿出來作爲典例畢竟他曾經主理山東在土地政策上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並且穩定了山東的形勢。
“要我看還是應該從稅制上進行改革自張居正去世後一條鞭法逐漸名存實亡以一條鞭法爲大成的整個國家稅制改革完全失敗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曾說過“爲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賦役是百姓應當盡的此乃王法也但問題是王法禁不住王公勳戚對農民土地的掠奪也管不住各級官府在“一條鞭”外大量加徵派款這纔是挑動天下大亂的原因遇有大災和兵禍國家制定的稅制得不到徹底的貫徹和執行國庫沒錢賑災百姓稅負加重忍無可忍才造反。以我在山東的經驗來開只要稅收合理穩定一方是不成問題推而廣之則天下太平。”鄧希賢總是關心這方面的事。
“我覺得孫福亮說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簡直就是在吃人他們甚至能以毀約換佃爲藉口強行提高地租農民辛苦一年到頭來一無所有既然我們總是說要爲天下百姓着想那麼就不應該考慮地主的利益有手有腳的他們爲什麼不能自食其力要靠盤剝別人爲生。”李巖反對道爲了這次會議他在民間作了詳細的調查結果觸目驚心所以他是土地改革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眼見衆人在這些問題上糾纏不清我不由得着急在皇帝眼中賦役是人民對皇家的絕對義務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給了農民什麼呢？王法規定了農民的賦役卻保障不了農民對其土地和勞動收益的財產權農民完全成爲供皇帝、王公貴族和各級官吏汲取財富的工具。農民不受法律同等保護的地權之上負載了一個不惜涸澤而漁的統治集團這就是明代財稅制度極度敗壞以至無法挽回的根本原因。中國的皇帝把賦役視爲農民的天然義務法律就是他們自己的意志賦役立法何須經過農民的同意？他們從來都是把暴政視爲當然！明後期的財稅改革雖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賦役額度、徵收程序和計量方法但它沒有建立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契約國家法律和民間私有財產之間依然關係緊張甚至是激烈衝突的。這是專制主義政體下賦稅制度的本質這個本質決定了它的命運。
“在我看來這種癥結所在就在於：第一國家未能給予一切私人財產同等待遇、同等保護。官府不尊重百姓的財產權任意徵用百姓私有財產因此百姓不斷失去土地而土地兼併無法遏止。第二國家試圖把百姓永遠束縛在土地上、不准他們另謀出路阻礙了商業的展使天下越來越不穩定、土地成爲所有矛盾的焦點。第三最關鍵的是由於百姓無權選擇政府使得官府逐漸變成在百姓頭上拉屎拉尿的禍患。寄希望於政府定期調配土地或者“薄賦輕徭”減輕百姓負擔都無異於緣木求魚。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找到癥結所在我們到底是要當皇帝千秋萬代“天下財富俱爲我用世上黎民均爲我僕”還是要給百姓謀福利找活路這是根本。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其它問題上糾纏不清了我們的任務就是打碎一箇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大家還是在這方面多動腦筋吧。”一番話下來我慷慨激昂所有人都不再言語了顯然我所說的有些過於前了這些人一時間沒有辦法消化理解。
“好啊說的好元度的見解我自愧不如雖然他的話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是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徐光啓第一個對我表示支持有他這樣的元老級人物給我押陣我心裡稍稍有了底因爲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難免會觸及很多人的利益這是和這個時代相違背的專制主義在中國不僅早熟而且特別長壽。
雖然先聖們自古就有“取於民有度”之類的訓誡但這類“民本”思想早已被專制主義馴服淪爲幫兇。正如魁奈所說“在君主專制的國家裡最關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國民徵稅；這種徵稅看來並不服從於自然規律所規定的規章或限度”。所以如果“民”僅僅是事實上的國家之“本”而不能作政府之“主”即人民無權選擇政府、無權決定政府的規模和功能、無權決定稅則那麼就沒有什麼可靠的力量能夠防止依靠人民稅賦養活的政府演變成“天下財富俱爲我用世上黎民均爲我僕”的權貴集團。歷史從反面證明：沒有專制主義的徹底終結就沒有財產權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