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昌化的土豪惡霸固然很多，潑皮刁民同樣也不少。很多骨頭最硬的佃戶，居然已經七八年沒交過租。而各種“搶米吃大戶”的事情，也是年年都有，屢見不鮮。一旦遇到年景差的時候，地主們的收租總是會搞得好像鬼子進村一樣，一路上到處被埋伏打悶棍，那些打手管家當真是在用生命幫主子收錢……
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王秋隱約地感覺到，最近這些年以來，昌化這地方的地主和農民們，似乎在連綿不斷的互相攻殺之中，達成了一種貌似很“和諧”的動態平衡——雙方都已經殺得快要殺不動了。
雖然就浙江全省而言，並不是每個地方的階級矛盾都像昌化這邊一樣突出，但情況肯定也不會很好。
說起來，浙江農村社會的階級矛盾，也不是從一開始就這麼嚴重，至少在清末的時候，情況大致還算勉強可以。畢竟，江南素來是中國的精華之所在，城市工商業發達，鄉下盛產稻米、棉花和絲綢，在整個明清時期，一直相當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後，依靠出口絲綢、茶葉和瓷器，浙江的經濟狀況也還不錯。民國前期利用一戰的東風，甚至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興旺繁榮的時光。
雖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裡，名義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實際收繳的時候往往會打個折扣。如果佃農比較刁蠻，而地主卻比較軟弱的話。那麼實際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農，連年累月地賴賬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爲他在上海、寧波的工廠商行。收益百倍於老家鄉下的那點田地，實在是犯不上爲了這麼一點地租而興師動衆，到鄉下去大打一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當時壓在浙江農民身上的負擔，可遠遠不止地租這一項而已——作爲商品經濟最繁榮的地方，浙江農民們的農具、肥料、種子往往都要賒賬借貸來購買。繳納的利息就不是一個小數目。
問題是，到了民國中期，進入三十年代之後。隨着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作爲全國最開放的前沿地區，浙江也越來越被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傾銷狂潮所害——很多時候，糧食傾銷對一個國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農村就處於一個非常荒誕的局面——最初兩年。長江以北赤地千里，長江以南洪水滔天，饑民倒斃於路途，自然是慘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氣象災害基本結束，江南地區和全國大部分省份普遍豐收，稻米小麥堆積如山，但卻被從上海傾銷的洋米洋麪衝擊（那時候正值美國大蕭條。玉米腐爛在地裡，牛奶往密西西比河裡倒。出口農產品自然便宜得很），於是在市價上，每一石國產土米往往比洋米貴了2、3元，根本賣不動。如果低價賤賣，農民又要賠本。
——由於農業技術落後，外加沉重的苛捐雜稅，浙江農民的生產成本就遠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們沒良種，沒化肥，沒水利，沒農藥，沒機械。畝產遠比後世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勞動力精耕細作，來勉強提高一點產量。而且，他們非但沒有農業補貼，還要承受沉重賦稅，在全球化競爭中不破產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種植糧食掙不到錢，江浙地區的農民們開始指望經濟作物，可惜國產棉花的品種、質量和價格，都競爭不過進口的埃及長絨棉，在進入三十年代之後，就根本賣不動了。而作爲傳統出口大宗的絲綢，由於長期在技術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之中，被不斷改良品種和技術的日本絲綢徹底擊敗。
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買辦經濟，根本沒有什麼農業保護和補貼政策，反而還對農業徵收重稅，提高農民的生產成本，毀滅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實在是倒行逆施。最後讓江浙地區的農產品既失去了國外市場，也保不住國內市場，又找不到品種改良的途徑，農村破產之風最終變得無藥可救。
走投無路之下，一些農民不顧一切地開始種植起了罌粟，試圖依靠鴉片來賺錢。但江浙地區的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身邊又是上海這麼個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於是本地鴉片在價格上也競爭不過東北、雲南和印度的煙土，而浙江的氣候條件又並不適合種罌粟，結果連販毒都要虧本！！！
於是，三十年代的江浙農民們，便無限悲哀地發現，自己是歉收要餓死，豐收也要賠本，種什麼都掙不到錢，而肥料和農具又都是借債買的，結果身上的債務永遠還不清，怎麼樣都沒了活路。
——想想看吧，販毒都虧本，這農民還能有什麼盼頭？不造反鬧事就等着全家餓死吧！
因此，早在紅軍大規模興起之前，浙江鄉下的抗租運動就已經極度頻繁，在洋米洋麪的市場衝擊之下，隨着江南地區的農村普遍破產，沒了活路的浙江農民紛紛成了滾刀肉，索性自己種稻米自己吃，不交稅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萬一地主上門催討，則要麼一哭二鬧三上吊，要麼舉着刀子聲稱要同歸於盡。地主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時候，常有人捲了糧食棄田而逃，舉家遷移到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打工或當盲流，讓地主家裡什麼都收不到。
而很多地主則發現養上一羣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的人工費太高，打官司需要打點的費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這麼多費用之後，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錢的稻米，甚至經常會打死了人也還是什麼都收不到。用武力強行收租總是虧本。哪怕是把農民當成豬仔賣了，也還是得不償失——所以最後也只得允許拖欠租子……沒辦法，一旦收租收到蝕本倒貼的程度，這地主也就當得太沒滋味了。
而且，之前借貸給農民買農具、肥料和口糧的款子也收不回來，變成了一筆又一筆的呆賬和壞賬；再加上官府的無數捐稅……可見這年頭浙江地主的日子也不太好過，被壓榨到破產的地主同樣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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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啊！看着如今的世道。地主的日子似乎也不見得好過呢！”
看了昌化縣地下黨同志們彙總上來的本地社會調查報告，王秋都有點憐憫起那些猶如風箱中的老鼠一般，在貪官污吏和窮苦農民之間受夾板氣的地主老財了。“……居然連坐在家裡收租，都能搞到蝕本的……”
“……確實，這些地主僱人搶走佃農的一年勞動所得，還不夠組織搶劫的成本。真是夠慘的了。可問題是。那些生活得更慘的農民們，對讓他們活成這個樣子的地主，又會是什麼感覺？”
對於王秋突然生出的“多餘的同情心”，胡德興總政委卻是感到了一陣哭笑不得，“……王秋同志，你這是犯了想當然的毛病！我們固然知道，如今農村經濟破產有着很複雜的原因，不能把一切罪過都壓在地主頭上。可問題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不會理解這樣繞彎彎的複雜道理！只會用仇恨的眼神瞪着那些剝削他們的地主土豪！如果給他們說一些空洞的大道理，最後就只有兩邊不討好的下場！你該不會以爲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土豪劣紳。居然會是什麼能說得通道理的好人吧！
所以，爲了順應民心，我們在當前的中國搞階級鬥爭，矯枉就必須過正，沒有講條件的餘地。就算有幾個冤死鬼，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被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殺害的冤死鬼，絕對要比咱們多上百倍！”
“……唉，也對，眼下的地主固然已經是不好當，但農民更是當都不能當了。”王秋苦笑着點點頭。
——只要睜開眼睛看看這個悲催的世界，你就會發現整個民國時代的中國社會都是一出悲劇。這個時代的中國根本不能算是什麼“資產階級”國家，甚至連算不算一個國家都得打問號，只能說是一個半軍閥半殖民地的大戰場，貨架上的商品都是洋貨，國內各地到處都是餓死凍死的難民和掠奪屠殺的土匪軍閥。
在這種生不如死的煉獄之中，地主土豪們承受的一點兒小小委屈又算得了什麼？他們好歹還能過得像個樣子！更何況，在這幫傢伙手上沾着的血債和罪孽，十有八九都比那點委屈要多上好幾倍！
“……以目前的社會形勢，只怕是矯枉必須過正了！那麼，在蒐集完罪狀之後，還是儘快開始審判吧！”
王秋低頭思索了一下，最終改變了主意，不再堅持自己的心理潔癖，想要眼不見爲淨——很多事情，總歸是要親身經歷過幾回之後，才能明白掩蓋在表象背後的一些東西。正如他在成爲穿越者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殺人，會打仗，會放毒氣，會做出各種掉盡節操的可怕事情一樣……
很顯然，打土豪鬥地主這種事情，他以後說不定哪一天也會要做，所以很有必要提前觀摩一下。至於冤枉人……在古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王宮裡，那些被販賣進宮的女奴們，有哪個不是一肚子的冤屈和慘痛？
正如毛主席曾經說過的那樣：“……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紅軍在舊社會搞的土地改革，也不可能很和平、很文明、很謙讓——記住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好不好！
當然，作爲見識更多的現代人。王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希望能夠把土改辦得更“文明”一些。
“……呃？用民主選舉來決定哪些地主該打倒？”胡總政委有些驚訝地問，“……爲什麼要這樣搞？”
“……爲了我們行爲的合法性。”王秋答道。“……我們紅軍打土豪鬥地主，至少在名分上都是爲了給老百姓做主。那麼，到底哪些土豪劣紳該死，哪些仁慈好人不該死，自然也應該由老百姓來判斷……否則的話，工農紅軍又跟那些自詡爲‘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土匪馬賊之流，有着什麼樣本質上的不同？”
“……你說的有些道理。可具體該怎麼投票呢？”胡總政委撇了撇嘴，“……好多鄉下人都不識字！”
“……這個您儘可以放心——對於如何組織文盲搞選舉，我黨在歷史上有過一套很成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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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在熬過了幾個提心吊膽的不眠之夜以後，昌化縣城的地主土豪們終於迎來了紅軍的審判——各家各戶的地主老財們，被破門而入的紅軍戰士拉了出來，綁在廣場的木頭樁子上。
而紅軍的政工人員。則儘量召集了全鎮的百姓。舉辦公審大會——先是宣佈了這些地主老財及其狗腿子們被調查出來的各種罪狀，然後舉行全體投票：投票方式參考了古希臘時代雅典城邦的“陶片放逐法”，把犯人背對着投票者綁好，每個犯人的屁股後面放一隻大碗。每個與會人員可以領到一隻彩色玻璃球，由他們自己決定是去投票，還是把玻璃球帶回家給小孩當玩具——當然，鑑於昌化縣城的人口遠不如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城那麼多，並且本着執法從重從嚴的精神。處刑的界限從六千票減少到三百票。
對於那些民憤極大的惡霸劣紳，只要有三百個人投票認爲他該死。那麼這個人的民心也就夠嗆了，應該拉出去槍斃，家產罰沒充公；如果是那種在鄉間很有恩德，認爲他該死的不到一百票，算是開明地主，立即無罪釋放，財產予以保護；至於在一百票到三百票之間的人，則暫時關到監獄裡，酌情罰一筆款子。
當然，土豪劣紳們被罰沒的財產一律充公，並不會就地散發——如果在打倒一個地主之後，他的財產會就地分配的話，分到了東西的鄉民們，很難說會不會因此想要多處死幾個地主，以便於分到更多的財物。所以改爲罰沒的財產一律上交，實行“收支兩條線”，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冤案錯案的發生。
——最終的審判結果是，昌化縣城還沒逃走的地主土豪之中，只有兩個被判槍斃……不是說鎮上的地主鄉紳都是好人，而是因爲那些罪大惡極的傢伙都有自知之明，早就已經提前一步跑到鄉下去了……
在公審過程中，王秋還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被審判的傢伙之中，只有一小部分算是真正的地主，大多數則是被正牌地主委託代理收租的“二地主”（代理人），至於正牌的地主本人，則遠在上海和杭州！
原來，在民國時代，江浙地區的地主很多已經常居於上海、南京、杭州之類的繁華大城市，而把鄉下的土地交給“二地主”（代理人）負責收租。爲了適應形勢，他們早已把投資渠道放在了金融、商貿、實業和房地產等方面，以求更高的收益，並不依靠家鄉田產來維持生活，只不過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罷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財富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乃是民國時期整個社會的總趨勢——當農村經濟整體衰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則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榮……直到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被一同毀滅。
“……槍斃了兩個，罰款了八個，剩下的幾個都是小地主，自己都要下田勞作，基本還算是好人……”
對於這個“過於寬鬆”的審判結果，昌化本地的地下黨組織感到十分失望，紛紛要求擴大打擊面，把剩下幾個地主老財也打倒抄家，頓時聽得王秋直翻白眼——最爲惡貫滿盈、民憤極大的一批惡霸劣紳已經逃到了鄉下，你們不敢去抓，反倒拿鎮上那些謹小慎微的老實人撒氣……這難道是想要給紅軍砸招牌麼？
幸好，還沒等王秋這些“未來同志”站出來數落他們的齷蹉心思，胡德興總政委就先跳了起來，大罵他們欺軟怕硬，滿心只想着鬥地主抄浮財，卻完全沒有爲革命流血犧牲的奉獻精神，把革命搞成了打劫……並且親自督促他們拿出了幾個革命方案，一方面抄沒那些逃亡地主在縣城裡的產業，另一方面組織游擊隊下鄉攻伐幾個惡霸莊園，給新生的紅色政權立威，順便也好讓新組建的菜鳥游擊隊見見血。
就在這個時候，精神十足、容光煥發的尋淮洲將軍，終於穿着一身銀灰色高級呢絨中山裝穿越時空回來了。而跟着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廋了一圈的蕭瑟女士，以及滿臉憔悴、好像老了十歲的楊文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