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無敵六十二、上海灘的衆生相（下）
“……噹噹……”
海關大樓的鐘聲，驚起了成羣的鴿子，也劃開了上海晨曦時的薄霧——上海醒了！
再接下來，“希遛遛”的鴿哨聲，夾雜着黃浦江上的外國輪船的汽笛聲，有軌電車的“叮噹”聲，倒糞車的“幫幫”聲，摻雜着買早點的吆喝聲，傳過了一條又一條的弄堂，一間又一間的石庫門房子。
——這就是上海，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影響着東方中國和亞洲的經濟政治要地，是西歐近代文明與中國傳統本土文化交流與激烈碰撞的中心、亦是世界各國各色冒險家懷揣着夢想和期望的樂園……當然了，亦是愛恨情仇、殺戮與走私、骯髒與腐朽、頹廢與迷茫的策源地……
於是，面對着這污濁的世界，就有人站了出來，想要用手中的筆墨喚醒沉睡的國人……
——大陸新村九號，一座三層紅磚小樓，魯迅在上海的寓所。
上午七點的時候，魯迅家中的女傭人，早早地出去買來了早點。只見她一手拎着用一根筷子穿着的油條，另一隻手端着盛着豆漿的鋼精鍋，鍋蓋翻轉着，上面是一大堆南翔小籠。然後跟鄰居打了一聲招呼，就擡腿邁進黑鐵皮大門，穿過屋前的小花圃，一邊進入客廳，一邊開口招呼主人下來吃飯。
但是，一直等她把早點在客堂間的桌上放好，還是不見樓上的主人有什麼迴音。
——許廣平依然在亂蓬蓬的被窩裡酣睡未醒，魯迅先生則坐在一張藤椅上。戴着眼鏡提筆跟某人寫信。
跟先前因爲患上肺結核病而造成的滿面病容、神情憔悴相比，此時魯迅的氣色似乎變得好了很多。
“……當初從胡牧師手裡得到這件名爲鏈黴素的‘神藥’之時，我本是不太相信的。上海這地方華洋雜處，各種西洋騙子一向很多，雖然胡牧師應當不會是騙子。但我總擔心他是着了什麼騙子的道。
於是，胡牧師就爲我引見了贈藥的金奇娜女士，及至此時，我方纔得知，這位從東北流亡而來的女士，就是前兩年轟動滬上的文壇新秀‘瓊瑤先生’。一見之下，果然是女中巾幗，頗有昔日鑑湖女俠之颯爽風姿。言談之際也是頗爲豪爽。毫無忸怩作態之事（大部分現代女生到了那個還講三從四德的年代，都會被看成成是女漢子）……恰好胡牧師身邊有兩位信徒亦患肺癆，急盼救治，爲讓我確信鏈黴素之藥效，便由他們先行試藥，作爲驗證，果然不出一二週便已痊癒。此時方知這鏈黴素‘神藥’當真是名不虛傳……
儘管如此，對於到底要不要試用此藥。我還是十分猶豫。畢竟肺癆此病多在靜養，妄自改弦更張於病情殊有不利，且對須藤醫生多有不敬。然諸多同志望我早日康復，亦責以銳意進取，不可頹廢之意，殷殷之切，感人肺腑；權衡之下，終究決心冒險一試，用藥數日之後。果有奇效，身體現已康健許多……
……記得在十餘年前，我曾寫過《藥》一文以紀念革命先烈。人血饅頭一說，本是義憤之下信手拈來，不意十載之後，竟親身得此絕症，發病之時。當真是痛不欲生。幸得此神藥，數年沉痾，一針而愈。倘能借此奮發，以此勇毅鼓舞病夫體志，亦足以告慰諸位同志殷切之情……”
寫到信箋的臨近結尾處，魯迅忍不住放下了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自己的病體如今雖已痊癒，當初贈藥的幾位同志卻是下落不明。
在上個月中旬的時候，也不知是什麼緣故，胡牧師和金女士等人都上了國民黨的通緝令，追索甚急。據說是在藍衣社上門拘捕的時候，他們硬是殺翻了一票狗腿子，強行闖出了上海灘……也不知他們眼下飄零在外，日子過得如何，有沒有被國民黨捕獲……呃，既然通緝令尚未撤銷，應該是還沒有被捕吧！
不管則麼樣，希望這位從東北流亡而來的“瓊瑤先生”，不要再重蹈當年鑑湖女俠秋瑾的覆轍。像這樣難得一見的亂世奇女子，實在是不應該凋零在暗無天日的黑獄裡……
想到這裡，他的視線就不由得移到了玻璃臺板下面壓着的一張娟秀字條——這是當初幾人在咖啡館裡會面，談及東北淪陷、三千萬同胞淪爲異國奴隸之際，金奇娜當場潑墨揮毫“創作”的《憶瀋陽》：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月圓之夜人不歸，花香之地無和平。
一腔無聲血，萬縷慈母情。
爲雪國恥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後生……”
——字裡行間，皆是滲透着一絲淡淡的悲涼與壯烈，彰顯出對於國破家亡的哀怨和不甘。想起眼下國土淪喪、民族危亡、同室操戈、漢奸猖獗的悲慘時局，更是讓人感到痛心疾首，義憤填膺。
呃，生活在這個年代的魯迅先生顯然還不知道，這是金奇娜抄的《四世同堂》主題歌詞……
正當魯迅再次嘆了一口氣，準備提筆把這封信寫完的時候，卻突然被外面的一陣喧譁聲打斷了思路。
他最初是不想理睬的，但是後來聽着外邊的人似乎是在叫喊自己，魯迅只好皺着眉頭推開窗子一看，只見一位相識的晚輩作家正站在樓下的大門外，揮舞着一張報紙朝他高聲嚷嚷：
“……先生！先生！出大事了！您快開收音機！蘇州已經在昨天被插上紅旗了！”
於是，面對着這個石破天驚的消息，魯迅的頭腦在一瞬間陷入了呆滯和空白……
上海江灣，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的政府大樓
這座充斥着摩登洋氣的奢華樓宇。此時卻不復往日的莊嚴和肅穆，在門洞裡往來穿梭的官員軍警，全都臉色難看得嚇人。在一些辦公室裡，甚至已經升起了焚燒文件的火焰和青煙……
上海特別市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吳鐵城，瞪着滿是血絲的紅眼。猶如困獸一般在辦公室裡轉着圈圈。
看着地圖上那根從蘇州直插向上海的粗大箭頭，他感覺自己就快要瘋了！
——該死的赤匪就要從西邊打進上海，而他卻根本沒有力量打一場防禦戰！
但無論形勢如何絕望，上海這塊風水寶地都是絕對丟不得的！
作爲蔣介石的親信，吳鐵城深知，上海是中國的交通樞紐、南京的門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同時，上海又是帝國主義各國在華勢力的大本營、江浙財閥的重要據點。是蔣介石政權賴以存在的支柱。蔣介石在當初就曾特別提醒吳鐵城：“……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無論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問題無不以上海特別市爲根據，若上海特別市不能整理，則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不能有頭緒。”
如果是在“一二八事變”之前，吳鐵城還不會感到這樣的頭疼——上海是當時中國第一大城市和重要港口，被視爲中國的第二首都，常年駐紮着數萬大軍，即使是決定南京國民政府命運的中原大戰之時。蔣介石也從未放鬆過對上海的控制……但問題是，隨着一二八事變的爆發和《淞滬停戰協定》的簽署。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如今的上海已經被劃爲非武裝區，國民黨的正規軍早已全部撤出。
因此，吳鐵城這個所謂的淞滬警備司令，如今差不多就是個空架子。手底下除了作爲“非正規軍”的上海保安總團和上海警察總隊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像樣的正規軍可供調用。
更要命的是，上海城區遼闊、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民國以來就有“守上海而不戰於上海”的說法。現在也不是十五年之後，湯恩伯與粟裕統兵數十萬大戰上海的年頭，在上海郊區還沒有那麼一圈鋼筋混凝土堡壘和壕溝、地雷的堅固工事。更沒有囤積軍火彈藥——事實上，如今的上海根本就是一座不設防城市！
所以，僅僅憑着手裡的這點“非正規軍”，吳鐵城是根本沒有辦法守住被租界分割的上海市的。
唯一比較合理的對策，就是沿着鐵路線和公路線節節抵抗，阻滯赤匪的推進速度，爲上海特別市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對外求援……而他也確實是這麼做的——孫立人的第一波援軍剛剛趕赴蘇州。吳鐵城就想盡辦法集結了剩下的部隊，一路摸黑趕往崑山佈防。既是作爲孫立人的預備隊，也是以防萬一的第二條防線。
但是，在今天的早上，他試着用收音機聽赤匪的抗日演說之際，崑山方面就給他送來了一道噩耗。
“……跟赤匪纔打了不到一個小時，就丟盔棄甲地垮下來了？真是飯桶！廢物！”面對幾十公里之外崑山前線傳來的敗報，吳鐵城憤怒地用拳頭捶打着桌面，“……崑山一丟，上海還怎麼守？”
“……市長，崑山縣城原先根本就沒有守軍，赤匪的行動速度又太快，我軍和赤匪幾乎是同時進城，因此沒辦法據城而守……”那位連帽子都跑丟了的警長，只得委委屈屈地低着頭，訴說着他的苦衷，“……赤匪人多勢衆，火力又兇猛，還有好多大炮助戰（其實是火箭筒）。弟兄們又沒有工事藏身，只憑幾桿駁殼槍實在是擋不住啊！市長，爲今之計，只有想辦法求援了！”他壯着膽子建議道。
“……求援？到哪裡去求援？”吳鐵城氣哼哼地把桌面敲得“梆梆“響，“……除了各縣的保安團之外，距離我們最近的援軍在南京——杭州的俞濟時自己都被赤匪游擊隊圍着呢！等到南京那邊的中央軍緊急裝船運到上海，怎麼也得要四五天之後，多半已經是緩不濟急了……”
“……市長，咱們既然在上海，似乎可以跟洋人們商量一下。”吳鐵城的秘書插嘴說。
“……試過了，沒用的！”吳鐵城還是繼續搖頭。“……英法美三國都只肯守住租界，不願管外邊的事。”
“……行政院汪院長剛剛發來無線電報，建議我們聯繫一下跟虹口的日本友軍。”
“……日本人？”吳鐵城的眉頭深深皺起——他很清楚，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下，這一舉動會招來怎樣的名聲——但嚴峻的現實又容不得他挑三揀四。“……哎，實在顧不得名聲了，還是向日本人求援吧！”
“嗚嗚——”
伴隨着一聲悠長的汽笛，一艘輪船緩緩停靠在了黃浦江上的十六鋪碼頭。與此同時，在船舷甲板的兩側，還有每一扇舷窗旁邊，都擠擠挨挨地排滿了腦袋，貪婪地看着黃浦江兩邊的上海景色。
在外國人眼中。上海是一個自由港，是東方的巴黎，而在中國人眼中，它完全是一個外國城市。
——輪船駛進黃埔江之後，眼前的情景就爲之一變，廣告臺上閃爍着口香糖和香菸廣告，萬金油的廣告則豎在茅屋頂的木架子上。昔日的鄉村已爲工廠、倉庫、碼頭所取代……乘客發現自己面對的好像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但也並非純粹的異國風情——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東方的魔都”。
然而，在這些貪看滬上風光的乘客們之中。其實還夾雜着一位前“赤匪要員”的萎靡臉龐……
——曾洪易，江西萬安人，1923年加入共青團，次年入黨，曾積極參加五卅運動，還被中央選送至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長期擔任黨內要職，一度跟方誌敏共事。1934年，他擔任福建省委書記。隨後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跟隨粟裕、尋淮洲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轉戰閩、浙、皖等省。
11月1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進入方誌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不久之後，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由方誌敏、劉疇西等率領繼續北上抗日，曾洪易則留在地方，擔任閩浙贛蘇區省委書記和省軍區政治委員。
此時正值閩浙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緊急關頭。各路國民黨軍隊步步緊逼。曾洪易本應努力鼓舞鬥志，領導蘇區軍民與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但他卻在反“圍剿”節節失利的情況下，對革命前途感到悲觀和失望，居然到處散佈“野戰軍出動(即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長征)不是勝利的出擊,而是逼得沒有辦法”、“五次圍剿敵人是勝利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告一段落”、“布爾塞維克要學會退卻”等悲觀論調，並私自向中央局去電，提出將閩浙贛蘇區黨政軍羣機關搬到閩北去,準備放棄這一蘇區逃命。
這樣消極悲觀的作態，顯然是黨中央和革命羣衆都無法容忍的。因而在黨中央的電令之下，閩浙贛蘇區省委專門召開緊急會議，對曾洪易的“動搖投降主義錯誤”進行嚴厲批判，並停止了他的省委書記和軍區政委的職務。然後作出決議，把他貶謫下放到閩浙贛蘇區的東部邊沿，浙江省的江山縣（戴笠的老家）擔任區委書記。於是，曾洪易就垂頭喪氣地帶着六個人和七支駁殼槍，準備到江山縣建立革命據點。
但一路輾轉到任之後，原本就缺乏幹勁的曾洪易，又更加沮喪地發現，江山縣這裡地處交通要道，國民黨的統治力量強大，當地黨員只有寥寥三、四人，羣衆基礎單薄，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該如何開展。
他帶的幾個游擊隊員，原本就對曾洪易這個窩囊領導很不服氣，眼看着他經不住困難與挫折的考驗，整天只知道唉聲嘆氣，於是又都紛紛回到了蘇區，把他一個人丟在了江山縣。
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回蘇區的路又被封鎖，曾洪易在江山縣也實在是待不下去，只好抱着一顆沮喪的心離開江山縣，一路輾轉到了海邊，想辦法混上一艘輪船，準備到上海尋找上級黨組織，碰碰運氣。
由於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個月，信息不夠靈通，無形之中恰好錯過了某些有關於紅軍動向的新聞。
因此，旅途疲憊的曾洪易政委剛剛抵達上海，在十六鋪碼頭上岸，就被一個空前“喜訊”給震得不輕：
“……號外！號外！赤匪第十軍團攻入蘇州，上海特別市危在旦夕！”
“……號外！號外！赤匪第十軍團於蘇州發表反日宣言，聲稱要對虹口的日本駐軍宣戰！”
“……公共租界工部局發表緊急聲明，宣稱萬國商團有信心保衛租界安全，望居民勿要驚擾……”
“……吳鐵城市長緊急發佈全市戒嚴令，同時向日本在滬駐軍求援！已獲日方首肯！”
“……奇恥大辱！上海特別市邀請日本侵略者協防上海華界！莫非蔣氏政府已成日本傀儡呼？”
……
於是，迎着黃浦江上吹來的凜冽寒風，聽着報童們的朗聲叫喊，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編行李箱子，頓時重重地砸到了地上，而嘴巴更是張大得可以塞進一隻鴨蛋。
“……居然打到了蘇州，接着還要打上海？！老方，還有粟裕和尋淮洲他們，啥時候這麼有能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