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人輕事，政治制度、官僚體系都是圍繞治理人來建立的。
不只是古代中國，全世界的古代政治集團，基本都是如此。
區別是，思想體系比較完整先進的集體，認爲把人管理好，所在的集體才能健康有序。
古代中國就屬於這種情況。
思想體系落後，甚至沒有發展出成體系的思想的族羣，單純是不知道怎麼去做事。
只能通過簡單粗暴的管理人，來構建羣體制度。
大多數政治羣體，都是這種情況。
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府，則基本都是圍繞事兒建立的。
政府機構的職能也非常的具體，就是專門管某一件事兒。
俗話說的各管一攤，就是這種情況的體現。
也因此，現代政府非常龐大，機構人員衆多。
但優點是能實現精細化管理。
這也是工業化能夠實現的前置條件之一。
這事兒說起來簡單，實際上做起來非常難。
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大多數國家依然沒能實現這個轉變。
這一點都不誇張，‘現代化’不是設立幾個機構，委派幾個官員就能實現的。
而是整個思想體系，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大轉變。
前面說過，任何體制都需要思想做爲驅動力。
沒有偉大的思想，就不存在偉大的體制。
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完成思想構建，只是模仿別人建立了一套體制。
實際上他們的內核依然是老一套。
這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既有本土既得利益羣體的阻撓，也有先發國家的封鎖打壓。
有句話很殘酷但也很現實：生存與發展本就是一種奢侈，只是處在其中的人渾然不覺而已。
說陳景恪之前的種種變革，都是在打基礎，其實一點都不誇張。
因爲之前所有的變革，從始至終都沒有觸及本質。
都是在傳統思想下，對已有的制度進行修補完善。
換個皇帝，很容易就能把他所做的一切廢除，重新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他之所以要兜這麼大的圈子，其實是在培養信心。
培養大家對變革的信心，更是在培養大家對他本人的信心。
同時也通過一次次體制變革，對傳統勢力做脫敏訓練。
今天只改變零點一，大家會覺得有改變但不多，可以接受。
明天再改變零點二，大家也覺得還好。
等過上十幾年再回頭去看，才陡然發現世界已經變了模樣。
這是在不進行流血革命的情況下，陳景恪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
目前來看還算成功。
所以他才順勢推出了大同思想，就是要嘗試完成思想上的大轉折。
他只弄出了一個框架，而沒有面面俱到。
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確實有限，另一方面是給其他學派留下生存空間。
這樣就能減少阻力。
他從來沒有想過，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那個人的功績。
但他要給世人樹立一個標準，一個很高很高，無限接近於那個人的思想的標準。
即便三代五代，十代二十代人都無法完成，也無所謂。
種子已經種下，總有一天會發芽結果的。
現在對官僚體系的重構，就是一次觸及本質的變革。
不只是增加職位那麼簡單，更是要把政府機構的職能，從治心向治事轉變。
陳景恪停了一會兒，給衆人思考的時間，然後才繼續說道：
“基於以上原因，之前的官職設置非常簡單。”
“一個縣才兩三個命官，其餘都是輔佐的吏。”
“一旦朝廷想做什麼事兒，就會發現人手不足。”
“不可能指望這兩三個人包管一切，不說能力問題，精力也不足。”
“大明變革推進效率低，很大一方面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要想變革順利進行，就必須要扭轉這個思想，將單純的管人，變成管人和管事兩手抓。”
“甚至管事兒的重要性，還要超過管人。”
衆人心道果然如此，就是衝着這一塊來的。
就是不知道他要如何完成這個轉變。
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生怕聽漏了關鍵的地方。
陳景恪掃視了一圈，見衆人一副認真聽講的樣子，很是滿意。
“爲什麼管事兒的重要性，還要超過管人呢。”
“首先說說管人，所謂管人其實就是治心。”
“古人認爲，將人心管好了，天下自然大治。”
“所以，華夏思想自古以來最重治心。”
“這一點其實沒有錯，世間的大多數矛盾，都是人心引起的。”
“人心不治，世界就不會安寧。”
“但錯就錯在，朝廷將治心作爲了唯一手段。”
“老子說的很清楚，治大國如烹小鮮。”
“《詩經·檜·匪風》毛傳雲：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
“朝廷只需要制定禮儀律法，來告訴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值得提倡的，什麼是應該反對的，以此來規範天下人的行爲。”
“只要他們不觸碰到這個框架，就不要過多的去騷擾他們。”
“這纔是老子清淨無爲的核心。”
衆人再次頷首，這個道理並不新鮮，歷朝歷代對這方面也都有詮釋和拓展。
陳景恪也沒有過多贅述，他說這些也只是確定一個主基調，治心當採用道家的無爲之法。
只要不違法，不違背公序良德，百姓想幹啥就幹啥，朝廷不要多管閒事。
可歷朝歷代能做到這一點的非常少。
更多時候是變着花樣的折騰人，最終將國家折騰沒了。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很大一個原因在於，他們分不清管人和管事的區別。”
“用管人的方式去做事，結果事事不成。”
“用管事的方法是去管人，結果百姓不堪其擾。”
“可以說，這是過於重治心而輕做事的必然結果。”
話題至此，終於進入了核心，爲什麼要重做事。
陳景恪注視着衆人，說道：“爲什麼要重做事？”
“先賢已經說的很清楚，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根據人類生存需求理論可知，生存纔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
“你不能指望一羣活不下去的人，去遵守所謂的法律。”
“想讓百姓遵守律法，必須要先讓他們活下去。”
“身無分文的時候，一文錢都能看在眼裡。”
“身上有一貫錢的時候，掉了一文也不會太心疼。”
“百姓能吃飽飯就不會造反，這是自古以來所有當政者都明白的道理。”
“再加上適當的約束，社會上的違法行爲也必然會減少。”
“這就是唯物學裡面，物質決定意識的具體表現。”
這個道理並不複雜，很容易就能聽懂。
下面聽課的衆人豁然開朗，之前讀唯物論積累的種種疑惑，都似乎有了答案。
對唯物學和大同思想，也有了更深的認識。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數的當政者，卻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或者意識到該怎麼辦，卻不知道要如何去實現。”
“就好比都知道要抑制土地兼併，這樣百姓纔有地種纔能有飯吃，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可具體要如何抑制兼併？並沒有太好的辦法。”
“靠每個縣的那兩三名官吏，怎麼可能管得住這些？”
“況且最熱衷於兼併土地的，恰恰就是這些官吏以及他們背後的家族。”
“最後百姓無立錐之地，爲了生存只能鋌而走險。”
“朝廷卻還是將一切歸結於人心壞了。”
“然後試圖通過治心，來讓百姓安分守己。”
“這豈不是緣木求魚嗎？”
“可以說，既可悲又可笑。”
衆人被說的有些無地自容，因爲他們也是同樣的想法。
陳景恪並沒有打擊貶低誰的意思，他只是就事論事。
只有將這一切說清楚，才能讓大家明白爲什麼要這麼做。
“做事的真正目的是爲了什麼？爲了增加社會上的財富總量。”
“更具體的說，爲了生產出更多的糧食、衣服、藥品、器具等等，來改善百姓的生活。”
“通過滿足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來達到治心的目的。”
一席話說的衆人猶如醍醐灌頂。
原來如此，治事是爲了滿足大家的基本生存需求，最終反饋到治心上去。
這和先賢的所提倡的思想並不衝突。
而是對先賢思想的拓展和具體化。
難怪他要提出人性需求理論，難怪他構建的終極理想世界，要求物資和精神雙滿足。
沒有物資滿足，精神滿足就不存在。
沒有精神滿足，物資滿足也沒有任何意義。
兩者是相互依存的。
“而且治事比治心要簡單。”
“心是最複雜多變的，也是難以掌控的。”
“凡是玩弄人心的，最後必將被人心反噬。”
“老子提出無爲而治的思想，簡直太偉大了。”
“事不一樣，它更加的具體，好壞一眼可辨。”
“所以治事看起來繁瑣，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
“實則是將抽象的工作具體化，讓大家有跡可循，是一種職能的簡化。”
“比治心要簡單太多了。”
衆人總覺得這話很怪。
做事簡單嗎？恐怕一百個人有九十九個會說，比以前難太多了。
可只聽陳景恪的講解，又好像非常有道理。
具體哪裡出了問題，他們一時間也想不出來。
陳景恪也沒有讓他們多糾結，很快就給出瞭解答：
“爲何大家普遍覺得，變法之後當官變得更難了？”
“原因有兩個，其一是不熟悉做事，就會覺得無所適從。”
“其二，說的難聽點，大多數人並沒有什麼爲國爲民的思想。”
“他們做官只是爲了出人頭地而已，爲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們是沒有的。”
“對這樣的人來說，自然是治心更輕鬆。”
“什麼都不需要管，只要百姓不造反，按時把賦稅徵收上來就完事兒了。”
“多麼的輕鬆愜意啊。”
“可是你們去問問那些真正爲國爲民的好官，問問他們累不累。”
衆人再次陷入了沉思。
通過治心來達成國泰民安，真的輕鬆嗎？
看看范仲淹就知道了。
想要改變世道，卻不知道該怎麼着手。
嘗試着去做，卻遭到接連的打擊，最後鬱鬱而終。
他輕鬆嗎？
就算是被許多人罵的王安石，他真的就是爲了禍國殃民嗎？
恐怕不是。
他是察覺到世道有問題，想要做出改變。
只是不得其法，最終好心做了壞事。
他快樂嗎？
不說前朝，看看陳景恪就知道了。
他是大家公認的君子。
爲了變革殫精竭慮，沒人知道他爲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以前大家都羨慕他的才華，羨慕嫉妒他在皇家心目中的地位。
可很少有人去想，他都付出了什麼。
恐怕沒人會認爲他們輕鬆。
說白了，‘治心’時代最適合自私擺爛的官吏，他們會覺得輕鬆愜意。
對於心懷天下的人來說，卻是災難。
治事不一樣。
它提出了具體的做法，要求官吏必須去做某些事情。
自私擺爛的官吏自然覺得不舒服。
我當官是爲了享受，怎麼讓我‘當牛做馬’起來了？
對於心懷天下的人來說則不然。
他們看到了讓國家變好的道路。
我只要如此去做，情況就會一點點好轉。
還有比這更值得開心的事情嗎？
他們會充滿鬥志，會對未來充滿希望。
說到這裡，陳景恪話鋒一轉，道：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無爲而治只是不過多騷擾百姓，而不是什麼都不做。”
“朝廷必須要制定完善的禮法制度，樹立一些標杆，以此來規範人的行爲，引導人們向善。”
“沒有正確的引導，社會風氣就會腐化……”
看看前世的西方國家就知道了。
他們只治事而不治心。
所以他們率先實現了現代化，也率先開始妖魔化。
其實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過這個問題。
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視起來，至少也要做成一樣。
只不過當時那些人，是用這個理論來批評中國的。
認爲中國事兒做不好，人也沒教好。
然後西方某某國家做的多好多好。
總之老公知言論了。
拋開立場問題，只看這個理論本身，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一個現代國家，治心和治事都得做好，有一點做的不好都會出問題。
作爲穿越者，陳景恪自然要吸取這方面的教訓。
在向治事轉變的時候，也不能將治心給拋下。
話題說到這裡，他終於說出了最終的結論：
“治事當有爲，治心需無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