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海陸軍提出的意見政府根本不敢怠慢，近衛文磨立即召集所有重臣開會，研究討論此事。
也不能怪近衛文磨沒主見，完全是因爲在此時的日本，軍部大本營纔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儘管在表面上無論是陸軍部還是海軍部都是政府的一個部門，但是實際上這兩個部門的權力大得嚇人，名義上要內閣政府的調遣和命令，實際上可以壓政府，鼓動天皇撤掉內閣。
大本營是日本對外發動戰爭的軍事指揮樞紐，是獨立於政府、議會之外，直接對天皇負責最重要的軍事機構。日本陸軍是仿照德國的前身普魯士建立起來的，因此日本明治時期摹仿普魯士建立起直屬於天皇分管軍令大權的陸軍參謀部，海軍也分出相應的軍令機關。軍令大權被分立出來，只將軍政大權歸屬於內閣。
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這種變化的新的軍政關係。憲法規定，天皇總攬統帥權，並賦予軍令長官“帷幄上奏權”，即凡有關軍令事項，可以不經過內閣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決。這就是戰前日本盛行的“統帥獨立原則”。
從法律角度來說，只有天皇能夠管轄軍部，但近代天皇制的特點是“廷政分離”，天皇不親政，即使在御前會議上裁決爭端，也多數是隻聽不答。所以，陸海軍名義上直轄於天皇，實際上無所約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權威神聖光環中。軍部成爲明治憲政的“權力核心”。
但是真正使日本軍部成爲發動戰爭的中樞以及綁架政府的巨擎，這還得靠一個人，一個不是軍人的人。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日本前首相廣田宏毅，廣田宏毅這個人應該不陌生，戰後被定爲28個甲級戰犯之一。
日本軍部能有今天這樣的權勢與此人有着重要的關係，廣田弘毅並不是像人們所知道的出身於精英外交官那麼簡單，他原來是想報考陸軍士官學校成爲職業軍人的。甲午戰爭之後。俄法德三國聯合干涉，迫使日本以三千萬兩白銀的價格讓大清贖回了遼東半島，這讓廣田弘毅覺得當一個外交官比單純的舞刀弄槍更有利於國家，這樣他才報考了東京帝國大學，成爲一位職業外交官。
廣田雖然沒有直接從軍，但和陸軍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根據戰後從外務省發現的資料，在日俄戰爭之前的1903年。當時還是帝國大學學生的廣田就曾經作爲陸軍的情報員在朝鮮半島和滿洲等地以“修學旅行”的名義收集情報了。
本來廣田弘毅就讀帝國大學期間的學費就是右翼團體玄洋社支付的，再加上廣田夫人又是玄洋社幹部的女兒，所以廣田弘毅進入外務省之後的表現就是親軍和極右翼的混合體。大隈重信內閣提出臭名昭著的“對華二十一條”時，廣田弘毅是外務省通商局第一課課長。廣田當時不同意這個二十一條，因爲在廣田看來還應該再加上黃河的“疏浚權”，這樣可以在保證日本帝國在黃河的航行權利之外。爲日本企業在中國中原一帶的進出提供方便。
戰後廣田弘毅最致命的罪名是在岡田內閣的外相任上時提出了“廣田三原則”，以及在首相任上時恢復了在1913年就已經被山本權兵衛內閣廢止了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後者給了軍部以綁架政府的武器。
這個“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到底是什麼東東，竟然有這樣的作用，可以是讓日軍軍部綁架政府？事實上這個“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就是廣田宏毅提出來的一個讓軍人掌權參政的制度。
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日本國內經濟困難。階級矛盾尖銳，法西斯勢力趁機猖獗。他們猛烈攻擊資產階級政黨政治，極力倡導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和集權，製造了一連串的暗殺、政變等恐怖事件，構成了勢頭洶涌的軍隊法西斯化。
1936年“二.二六兵變”之後，傀儡政權廣田弘毅內閣被扶持上臺，廣田內閣按照軍部的意志確立施政方針並改組國家機構。首先，規定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中將以上的軍人擔任，加強了軍部力量，使內閣成爲軍部的工具，加強對國內人民的專治統治。同時，確立了對外侵略方針，由內閣召集首、陸、海、外、藏等五相會議，制定“國策基準”。
其主要目標是：“鑑於帝國內外形勢，帝國應確定的根本國策是依靠外交和國防，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這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在法律上的確認。
過去，軍部對政府幹預，往往是對某項政策或對內閣成員發表意見，到廣田內閣時，軍部可以全面改組並控制政府，推行自己的施政綱領，國家的權力和內外政策已從屬於軍部法西斯。軍部控制了政府，初步結束了分裂已久的“二重政府”局面，使分裂已久的國務和兵權在服從軍部的條件下，重新結合，達到了新的法西斯主義政治統一。
根據這條制度，軍部只要不派現役軍人出任陸海軍大臣，內閣就無法成立。而特別有諷刺意味的是，廣田弘毅內閣也還就是因爲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堅持辭職而垮臺的。
廣田宏毅雖然下臺了，但是這條制度卻完完整整被保留了下來，並且被逐漸的強化，到近衛文磨時期，日本軍部大本營已經徹底將政府綁架了，成爲了軍部控制下的傀儡，所以陸海軍提出的意見政府豈敢無視。
近衛文磨主持的這個內閣會議從1月6日午前11時開始，午後6時結束。除了首相近衛文磨以外，田邊治通內相也出席了會議。會議一開始，永野軍令部總長就闡述了提案理由。
永野修身乃是日本海軍艦隊派的主要人物，對美開戰的急先鋒。1900年畢業於海軍兵學校，日俄戰爭中任海軍重炮隊中隊長。在攻擊旅順的一次戰鬥中，他指揮炮隊擊中一艘停泊在旅順港的俄艦，這成爲他的“功名美談”，戰後被選送到海軍大學深造，升少將後任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校長。
不久前，他接替皇族伏見宮博恭王出任軍令部總長，成爲海軍部隊的最高統帥。他如果不幹的話就是百武源吾和米內光政這兩個對美避戰論者上臺。所以他一定要幹下去，這個時候的海軍次官也是對美強硬派的伊藤整一。上任伊始，他就站在海軍立場上，積極主張日本“南進”擴張，向東南亞地區進軍。
在內閣會議上，永野修身大聲說道：“在眼下這種危險的局勢下，大日本帝國在各方面都有困難，特別是物資正在減少，也就是說正在走向衰弱，與此相反，支那人以及美國人卻逐漸強大起來。隨着時間的推移將越發衰下去，通過外交來搞，只好能忍則忍之，但必須在適當的時機作出估計。”
“如果外交上終於沒有希望，就必須快點幹。如果現在就打，確信還有勝利的機會，但我擔心這種機會會隨時間而消失。”
當近衛文磨等人提到海軍是否有詳細的作戰方案時，永野修身又說道：“對戰爭的估計，海軍有短期和長期兩種看法。我想大概會演成長期戰，因此必須有長期戰的思想準備。敵人要想速戰速是我們所希望的，如果那樣，在我近海搞決戰，估計戰勝有相當把握。不過，我想戰爭不會就此結束，可能演成長期戰。”
“即使出現這種情況，如果利用勝利戰果來對付長期戰，那也是有利的。反之，如果沒有進行—場決戰就轉入了長期戰，那將是痛苦的。特別是因爲物資缺乏，如果得不到物資，長期戰爭就無法進行。所以十分重要的是，要通過取得物資和奪取戰略要地來作好準備，以便立於不敗之地。”
永野修身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道：“這就好比支那人下象棋，敵人沒有將死我們的招數。即使有將死的招數，但隨着國際形勢的演變，還會有可以來取的手段。總之，戰爭必須在陷入絕境之前打響，必須由我方決定開戰時機，要緊的是要先發制人，依此勇往直前，此外別無其他辦法。”
顯然，永野修身的分析征服了絕大多數的人。近衛首相和豐田外相對原案沒有表示特別的異議，當然了，近衛文磨內心深處其實還是不認同與美英等國開戰，之所以沒有反對陸海軍提出來的這個方案，一方面是因爲他無法左右大本營的決定。
另一方面則是因爲近衛首相壓根沒有深入地考慮，確定這個國策所帶來的影響，而還是把希望寄託在通過外交談到來打開局面上。因此，會上日本內閣的一幫重臣根據及川海相的提議，只對原案略作修改便通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