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南華聯邦主流政黨選擇葉振邦成爲新的國家元首，由兩個在野黨--自由民族黨和南洋聯盟黨聯合推舉的轉型方案擺在他的面前，這個方案將使這個國家的政策開始納入正常的深入的轉變。
報告的題目是這樣的--切入點。
在一個已經建立較爲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國家，政治家說到底是要注意三件事情的平衡，也即兼顧經濟效率、社會平等與政治穩定，使三個方面的事都處於較爲良好的狀態，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至於偏離社會可容忍的程度。
但是，對於一個處於傳統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時期的國家，政治家則面臨深刻的社會結構調整,調整的目標是在公共領域建立基於法制的競爭性制度。
以歷史經驗，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家最難處理的是三件事：
一是勞動和資本的關係。
二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三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
這三件是處理不好，社會陣痛就大，時間就長，政治家自己的風險也大。
這三件事業彼此有關，其中前兩件做不好，後一件也做不好，但熱心政治改革的很多政治家似乎只對後一件事有興趣，後一件還包括處理公權與私權的配置以及公權本身的配置，人們又常常集中關注公權的配置，如果作爲改革操作者也只做公權配置的改革，改革風險就會很大，主要是：
第一，裂土分邦的風險，從世界近現代史看，如果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認同達不到一定的程度，公權重心向下配置的改革，就容易發生這種風險，對這一點的認識，很容易進入關於人權和主權關係的爭論，換言之，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內部民族的問題。
第二，民粹激進主義長期氾濫的風險，如果民衆的資產不豐裕，民衆對於維護公共規則的責任與權益就不相匹配，普遍的過激行爲就很容易被鼓動起來。 шшш• тTk án• ￠ o
第三，形成國家權力寡頭化的僞民主制度，民衆的主體若是貧窮的，社會階層的分野將容易被固化，選票將會成爲權貴階層的僞民主制度的包裝。
當然，如果有足夠長的時間，一切災難均會過去，各種所謂風險不過是歷史進程的曲折反應，但對於身處那個時代的人們，有責任避免走這樣的彎路，而不可將人民的犧牲輕鬆地歸於必要的代價，政治家們需要有關懷大衆的熱情，而不是冷漠的精英理性，否則，政權將和歷史上的獨裁統治沒有什麼區別。
能不能找到一個好的切入點，使得風險降低、社會轉型比較順利？這是改革探索不可迴避的問題，依我們之見，如果在今後幾十年裡我國的發展始終能伴隨我國中產階層的成長壯大，轉型的風險就會大大減少。
一個社會，已經壯大的中產階層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他們確有安身立命的必要財富，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好的環境裡有獨棟房屋，或與此等價的金融資產。
第二，他們收入較高，可以保證家庭支出的恩格爾係數在20%以下，也就是說，他們通常衣食無憂。
第三，他們對公共事務關注度高，具有維護社會公正與法制的自覺意識。
第四，中產階層主要成分是受僱傭者，其中包括現代部門的體力勞動者，如果沒有這部分成員，中產階層不會是社會的多數。
第五，他們自己承認自己是社會的中產階層，這後一點經常被人們忽視，但卻十分重要，一個階層如果自己不承認自己是中產階層，就很難對社會具有基本認同。
中產階層成爲社會的主體，例如，他們的人口數量佔到總人口的70%左右，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按照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擁有獨棟房屋的階層會因生活於低人口密度居住區，有更大可能擁有健康的心理，從而成爲促進社會和諧的因素。
中產階層的收入比較高，衣食無憂，因而有更大可能從事有創造的職業，給社會帶來活力，中產階層維護社會公正的責任感會使社會的消極勢力受到鉗制，對社會財富的公正分配產生積極影響，從而促進社會保持活力。
他們的自我肯定，會對社會現實或社會前景有較高的認同感，可防止社會出現勢力較強的激進人士組織，有利於社會穩定。
更重要的是，當社會轉型處於關鍵時刻，如果中產階層占人口多數，在實行選舉政治初期，可防止類似三十年代的德國出現這樣或那樣反人類的激進政治家通過選票登上政壇金字塔的尖頂，防止社會陷入巨大政治災難之中。
總之，在一定意義上說，中產階層的崛起並發展壯大，是社會轉型成功的同義語。
從過去一個時期看，我國中產階層的成長環境應該說不那麼好，這令人憂慮，但希望是存在的，政治家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使我國未來發展能夠伴隨中產階層的崛起和壯大。
第一，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爲核心，設計農村發展政策體系，要加快城市化速度，減少農村人口，在農村培育專業農戶，形成我國農場主階層，使他們逐步成爲我國中產階層的一部分，而食品價格的相對降低，則使市民的實際收入提高。
第二，以調節勞資關係爲核心，擴大勞動者權利，約束資本行爲，實現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合理化，增加勞動者收入。
第三，改善國土規劃和城市建設理念，爲大部分國民獲得獨棟房屋的提供實現條件，擴大國民的實體財富增長空間。我國有大量不適合農業發展、又離城市較近的土地，這些地方做合理開發，是獨棟房屋建設的資源。
第四，以擴大私人自由空間、創造機會平等爲核心，設計和推行公共領域的善政體系，要逐步提高公共管理領域的競爭性，減少權力壟斷，擴大社會自由，使一部分熱心公務活動的國民有更大空間成爲公務活動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