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奇尼律師對這樁案件的結果極爲不滿，便轉換方向，從另一面發動進攻。他從舊文件堆裡翻出一份文件，根據這個憑證，他和上校爭奪帶動磨坊風磨轉動的一條小溪的主權。那場官司打了很長時間，到年底，法院快要判決了，根據整個形勢看是有利於上校的，這時巴里奇尼先生又給檢察官大人遞交了一封由某個有名的土匪阿戈斯蒂尼簽名的恐嚇信。信中威脅他這個做鎮長的，若不撤回訴訟，就遭受殺身之禍。要知道，在科西嘉，大家都很樂意受到土匪的保護；而土匪們，爲了報答朋友的恩情，也常常參與此類私人的爭鬥，但鎮長剛剛想利用這封信的時候，又出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案情更爲複雜了。這個叫阿戈斯蒂尼的土匪親自給檢察官大人寫了一封信，聲稱有人假冒他的筆跡，造成惡劣影響，使人懷疑他的爲人，以爲他是個隨隨便便可以收買的人。“一旦發現那個冒名頂替的人，我必將重懲不貸。”他在信的末尾這樣寫道。
顯然，阿戈斯蒂尼並沒寫過恐嚇信給鎮長。但德拉?雷比亞和巴里奇尼兩家都指責是對方乾的。他們彼此說了好多威嚇的話，法官也搞不清究竟哪家有罪。
就在這個時候，上校被暗殺了。根據法院調查，事情是這樣的：一八××年的八月二日，天色已近黃昏，一個送麥子進皮埃特拉納拉鎮的婦女聽到兩聲接連着的槍響，好像是從通向鎮子的一條低陷的小路上傳來的，和她站的地方大約相距一百五十步。幾乎就在同時，她看到一個男人貓着腰在葡萄園裡一條小路上向鎮子方向跑去。這個人停了一會兒，並轉過身來，但因爲距離很遠，那個叫彼得裡太太的女人看不清他的臉，而且他嘴裡銜着一片葡萄樹的葉子，幾乎把整個臉給遮住了。他向他的同夥做了一個手勢，證人彼得裡太太沒看見那個人，然後便消失在葡萄園裡了。
彼得裡太太放下麥子，奔向那條小路，發現德拉?雷比亞上校倒在血泊之中，兩顆子彈穿透了他的身子，但還有呼吸。他的身邊放着一支長槍，子彈已上了膛，好像他正要攻擊迎面襲來的敵人以自衛，卻不料被後面一個人打中了。他發出嘶啞的喘息聲，拼命掙扎，但說不出一句話，據後來醫生解釋，那是因爲他傷在胸部，子彈穿透了他的肺的緣故。血慢慢地流出來，流在地上，像一片紅色的苔蘚。他憋得喘不過氣。彼得裡太太把上校扶起來，提了好多問題，可毫無結果。她看出他很想說話，但沒法讓人聽懂。她看他想把手伸到口袋裡去，便趕緊幫他從袋裡拿出一本小活頁夾，打開。證人看見他吃力地在紙上寫了好些個字母，但她不識字，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上校寫完時已心力交瘁，把活頁夾放在彼得裡太太手中，並用力握住她的手，用異樣的神情望着她，彷彿是在對她說(這是證人的話)：“這很重要，上面寫着兇手的名字!”
彼得裡太太向鎮子跑去，正好遇上鎮長巴里奇尼先生和他的兒子凡桑泰羅。這時天已經黑了。她講了她看到的一切，鎮長接過活頁夾，奔向鎮公所去披他的肩帶（法國的行政官員，在執行公務時需在身上披上肩帶。），叫喚他的秘書和警察。這時候只剩下瑪德萊娜?彼得裡和凡桑泰羅兩個，她建議快去救上校，也許他還活着。可是凡桑泰羅回答說上校是他們的仇人，這時候他去和他接觸，有人會懷疑是他殺的人。不一會兒鎮長趕去，發現上校已經死了，便派人將屍體擡了回來，並做了筆錄。
巴里奇尼先生遇到這樣的事自然有些慌亂，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把上校的活頁夾先封了起來，並在他的職權範圍內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查：然而沒有發現任何線索。預審法官來了之後，他們打開了活頁夾，看到一張沾滿血跡的紙上寫着幾個字，雖然筆跡歪歪斜斜卻清楚地看出上面寫着：阿戈斯蒂……法官毫不懷疑上校指的兇手是阿戈斯蒂尼。
可是被法官傳喚來的科隆芭?德拉?雷比亞卻要求驗證活頁夾，她翻來翻去看了很長時間之後，突然指着鎮長叫道：“兇手是他!”她當時已陷入極度悲痛之中卻仍保持着非常清醒的頭腦，她說父親前幾天收到過哥哥的來信，看過之後把它燒了，但在燒掉之前，他用鉛筆在活頁夾內記下了奧爾索的地址，因爲他新近換了駐地。可是現在活頁夾內找不到這張紙了，科隆芭認定鎮長撕毀了那張紙，因爲那上面她父親又寫上了兇手的名字，按照科隆芭的說法，阿戈斯蒂尼的名字肯定是鎮長後來寫上去的。法官果然看到活頁夾裡的一個小本子當中缺了一張紙，同時他又注意到同一活頁夾中的其他幾個小冊子裡也缺了好幾張紙，有些證人說上校習慣從他的活頁夾中撕紙引火點雪茄抽，因此很有可能不小心燒掉了寫有他兒子地址的那張紙。另外，大家認爲鎮長在拿到彼得裡太太交給他的活頁夾後，因爲天色已黑，看不清裡面所寫的東西。而且有人證明他在進鎮長辦公室之前，沒耽擱過一分鐘。警察總隊的隊長一直陪着他，看他點亮燈，將活頁夾放進信封，並當着他的面加了封。
警察隊長陳述完畢時，科隆芭悲憤交加地跪倒在他面前，請求他能否以一切最神聖的名義發誓，一刻也沒離開過鎮長。警察隊長猶豫片刻，顯然是被這姑娘激憤的情緒打動了，承認他曾經到隔壁房間找過一張大紙，但他在那兒呆了還不到一分鐘，而且當他在抽屜裡摸索着找紙的時候，鎮長一直沒有停止跟他說話。另外，他回進去時看見那血跡斑斑的活頁夾仍然放在剛纔鎮長放的那張桌子上，而且沒挪過地方。
巴里奇尼先生作證時態度非常平靜。他說他原諒德拉?雷比亞小姐的衝動，願意屈尊替自己作一番申辨。他證明自己一整夜都呆在鎮子裡，出事的時候，他和兒子凡桑泰羅正好在鎮公所前面；而他的另一個兒子奧蘭多奇奧那一天發燒生病了，躺在牀上動彈不得。他拿出家裡所有的槍支，沒有一支是新近用過的。他還補充說，關於那本活頁夾，他拿到手就明白事關重大，便封存起來交給副鎮長，因爲他已料到由於他和上校有仇，別人可能會懷疑他。最後，他還提到，阿戈斯蒂尼曾威脅過要將冒他名義寫恐嚇信的人置於死地，暗示這個土匪可能懷疑上校，所以把他殺了。按土匪的習慣，由於類似的動機而進行報復並非沒有先例。
德拉?雷比亞上校死了五天之後，阿戈斯蒂尼碰上一支巡邏隊，因寡不敵衆，被打死了。人們在他身上發現一封科隆芭寫給他的信，說有人指控他是暗殺上校的兇手，請他出來聲明一下到底是不是。土匪沒有回信，所以大家普遍認爲他不敢對一個姑娘承認他是殺害她父親的兇手。可是那些非常熟悉阿戈斯蒂尼脾氣的人私下裡說假如真是他殺了上校，他一定會到處吹噓。另一個名叫布蘭多拉奇奧的土匪給科隆芭寫信聲明，他以名譽擔保他的朋友是無辜的：但他引用的惟一證據是阿戈斯蒂尼從來沒對他說過他懷疑上校。
結果，巴里奇尼一家平安無事，預審法官還把鎮長大大稱讚了一番。而鎮長呢，撤回了他與德拉?雷比亞上校爭奪小溪的所有訴狀，以示他的高尚品德。
科隆芭根據當地的習俗，在她父親的屍首前，當着許多朋友的面作了一首“巴拉塔”，她在歌中傾訴了對巴里奇尼一家的憤怒，堅決地指責他們是殺人兇手，併發誓要等哥哥回來報仇雪恨。這首“巴拉塔”很快傳開來，那個水手在莉迪亞小姐面前唱的就是這首。奧爾索得知父親死訊時，正在法國北部，他想告假回鄉，卻沒得到批准。起先，讀了妹妹的來信，他堅信是巴里奇尼一家殺了他父親，但不久他又收到所有卷宗的複本，以及法官個人寫給他的信，使他又幾乎確信兇手只能是阿戈斯蒂尼。每隔三個月，科隆芭就要給他寫一封信，重述她所謂的證據，其實只是她的猜疑。看了妹妹的控訴，奧爾索那科西嘉人的一腔熱血不由得沸騰起來，有時也幾乎與妹妹的看法完全一樣。但是他每次寫信給她時，總說她的推斷沒有牢靠的根據，一點也不可信。他甚至不許她再提此事，但沒有用；就這樣過了兩年，奧爾索退伍了。於是他想回去看看家鄉，並不是想去對他認爲無辜的人進行報復，而是想讓妹妹出嫁，並想賣掉那點微薄的家產，如果這些東西還值一點錢，能讓他回歐洲大陸定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