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知命運而從使命，信天道而盡人事，在人道之爲善的道路上積極行仁。
孔子一直很想爲政做官，陽虎出逃齊國後，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仍以費宰的身份盤踞費邑。公山弗擾大概也想有所作爲，便派人請孔子前往輔助。‘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說的是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興，說：“沒有地方去便算了，爲什麼一定要去公山氏那裡呢？”孔子說：“他讓我去，難道是白白讓我去嗎？假如有人用我，我將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東方復興啊！”
在這裡有三個信息，一是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很想做官，因這時孔子已經五十了，有急迫的心情。二是孔子前往有條件，那就是你公山費擾要聽我的，我把施政擺出來，依我的做，我就來，不依就不去，孔子做官是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需要平臺，即使費邑的這個接任者與前任一樣也有反叛季氏的心思，但是新上來的，好改造。三是可以看出三桓與魯君沒有請他，他爲了找平臺只能將就着。
孔子去了沒有？沒有去，是沒談攏還是子路等弟子反對聲強烈不得而知，可能是魯君的召見使孔子找到了更好的平臺。
人只要有準備，機會總會來，機會是說來就來，說魯定公九年，定公召見了孔子，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很久以來，魯國由於家臣作亂，呈現出‘民不識君’的局面。所以，一心想恢復正朔的魯定公，很滿意孔子的回答，便任命他做了中都宰。
中都宰相當於中都縣長，中都也就是現在的山東汶上縣，當縣長當了多長時間，只一年，幹得怎樣，幹成了模範縣，《孔子家語》中說‘孔子初仕爲中都宰，製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候則焉。’說是孔子行教化，勸農耕，百姓安居樂業，各地諸候充分肯定紛紛效仿，幹出了名氣，都來參觀見學。在這裡我們重點說下行教化的‘男女分塗、路不拾遺，’男女分開走，東西遺失在地上沒有拾起來歸於己有，社會形成了良好道德風氣。
這裡有個問題我們必要提一下，現在我們知道路不拾遺是種美德，那男女分途爲何會歸於美德這類呢，更有甚者認爲孔子是反人性，把後來二千來年的婚姻不自由歸罪於孔子。
我們必要說一說，男女分途爲何是重要的道德風尚，這裡我們要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況，《詩經.桑中》中有這樣的記載‘爰採唐矣？沫之鄉矣。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採麥矣？沫之北矣。雲誰之思？美孟弋矣。要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採葑矣？沫之東矣。雲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意思是說到哪兒去采女蘿（植物名）？到那衛國沫鄉。我的心中在想誰？漂亮大姐她姓姜。約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會在上宮，送我遠到淇水旁。到哪兒去採麥穗？到那衛國沫鄉北。我的心中在想誰？漂亮大姐她姓弋。約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會在上宮，送我遠到淇水上。到哪兒去採蔓菁？到那衛國沫鄉東。我的心中在想誰？漂亮大姐她姓庸。約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會在上宮，送我遠到淇水濱。
此詩三章說的是一位多情浪子的放蕩得意心態，全以採摘而與三位女性發生了關係，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男女關係並不是保守的，而是不受約束的，有人說爲什麼這樣，那是因爲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開始是形成了母系社會，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由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女人的地位相對降下來，而春秋時代女人的地位並不低，在前面我們講到姓氏時，天子有姓而無氏，而女子就一直有姓，孔子的母親顔徵在，就是姓顔，說明女子的地位不低，而到後來如清代女子就沒有姓，只是隨丈夫姓，現在我們看到港臺地區還有這種現象，如原世衛總幹事叫陳馮富珍，本姓馮，丈夫姓陳隨陳姓，從姓上我們可以看出女子的地位春秋時代還有母系時代的遺風，男子並不對女子有特權，這裡要特別提醒一下，因在以後還會要涉及到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不能以現代觀點來看待春秋時代，要知道那時女人地位並不低，在男女關係上並沒有多少道德約束，有點像現在的原始部落，男女在性上比較沒有約束。
這好不好呢？當然不好，爲什麼，說明社會不文明，還易出現社會問題，這種不受約束的男女關係，不適合於農業社會的需要，農業社會最大的特徵是相互協作與相對穩定，對於每個小家來說是男耕女織，而母系社會的遺風會使孩子找不到父親，那這個家庭如何維繫，因爲出現了問題不適合社會的發展，於是要解決。
孔子以男女分途的辦法是配上道德規範，做到男女有別，這有錯嗎，當然沒錯，並不是孔子反人性，孔子從來不反人性，而是順從人性，至於反人性把女子從屬於男子那是後代的事情，到了男權社會把孔子這種思想走到了極端，這不是孔子的錯，而是後代人的過。孔子用道德教化來實現男女分途在當時確實是一種政績，是一種對社會道德新風尚的構建，中都得到治理就是明證。
因孔子治理有方，政績卓著，第二年升任魯國小司空，司空是幹什麼的，是搞基礎建設的，相當於建設部，小司空則相當於司長，那時的司空是誰，是孟懿子，也就是他的學生，老師當司長，學生當部長，是不是很尷尬，那沒事，因孔子這個司長管的地方不是全部的魯國，在這裡還要說一下，大夫的領地孔子是管不了的，國君的土地相對很少，只有幾座小城，孔子就管理這些地方，跟不跟孟懿子這個學生彙報工作不知道，孔子這個司長當得怎麼樣，‘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宜，鹹得厥所。’說的是孔子根據土地的性質，把它們分爲山林、川澤、丘陵、高地、沼澤五類，各種作物都種植在適宜的環境裡，都得到了很好的生長。這說明孔子建設規劃能力很強。
還有一點給直接領導季桓子辦了件好事，魯昭公不是被季平子趕到齊國，後來客死那裡，回來安葬時，季平子把魯昭公葬在魯國先王陵寢的墓道南面，使昭公不能和先君葬在一起，以泄私憤，孔子做司空後，派人挖溝把昭王的陵墓與先王的陵墓圈連到一起，這裡可以看出孔子是一個知恩報恩的人，魯昭公有恩於他，他有能力就做報恩的事，而且依禮行事，善於糾偏，當然這對季氏也有好處，可以摒棄前嫌有利於君臣和睦。
孔子在司空位置上有成績，同時也迎來了新的機會，幾個月後就升爲司寇，孔子爲何升得這樣快，說是魯國的司寇去世，正好齊魯兩國在兩國交界的夾谷地區有一個國君間的會盟。魯定公需要有一個精通周禮和外交的人陪同。於是經季桓子推薦魯定公選中了精通周禮的孔子,作爲國君第一陪同人員，級別必須很高，於是孔子被任命爲魯國司寇，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司寇原本是上卿，但三桓瓜分魯國後，就只有三桓家族的族長才是上卿。司寇名義上與三桓家族世襲的司馬、司空、司徒平級，實際地位要低一些。也就是說，孔子在魯國的官職職位僅次於魯定公和三桓，是位居魯國第五位的高級官員，是名副其實的大官。
孔子在兩年之內，從一個普通的士，一個民辦教師，一躍成爲魯國排名第五的官員，實在是一個奇蹟。當然，孔子的官職是魯定公任命的，魯定公已經被三桓架空，孔子也就更加沒有實權。孔子的任何政令只在魯定公的幾座城內有效，三桓地盤上的事情他管不着。當了司寇的孔子爲政如何，在《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東西掉地上了沒人撿走，你回去找還能找到，說明老百姓有道德，做生意的價格合理，農業生產發展，老人有所養，做非法的事必受到處理。
在這裡我們就來說說夾谷會盟是怎麼回事，公元前500年夏天，齊景公和晏嬰想和近鄰魯國等中原諸候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吳國的威脅，恢復齊桓公的霸業，於是寫信給魯定公，約他在齊魯交界的夾谷會盟，想在會盟時逼迫魯定公簽約。齊強魯弱，魯定公是不得不去，不去齊國就有藉口，你又打不過，只能去談。
孔子作爲司寇他的策略是什麼，又做了哪些會盟準備，《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住。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候出繮，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孔子對定公說：“我聽說從事外交談判必須要有武裝準備，從事武事鬥爭必須有外交配合，從前國君出了自己的國土，一定要帶齊必要的官員隨從。請您安排左、右司馬跟着一起參加會盟。”定公說：“好。”就帶了左、右司馬一道前去。夾谷這地方是兩國的邊境，在會盟前魯國做了充分準備，以防不測。
孔子在會盟時擔任相禮（諸候開會，都得有個大臣當助手，稱作‘相禮’），隨駕赴盟。齊景公赴盟那是威風十足，兵強將勇，對於經常欺侮的這個小兄弟魯國根本不放在眼裡。那時候會盟修個盟臺，在盟臺上談，魯定公由孔子和隨行官員簇擁着迎接齊景公。齊景公由相禮晏嬰陪着與魯定公行了見面禮。在這裡要說的是，這夾谷是由魯國選的，魯國弱，如果是齊國定地方，那魯定公打死也不敢去，是各有準備。
會盟也就是外交談判，那時候也挺有意思，齊國先是來場歌舞表演助興，有人會問那會盟談判沒有禮制嗎，兩邊不都有相禮之人嗎，當然規矩一定有，只是這齊景公聽取了黎鉏伺機劫持的主意，在歡迎儀式一結束，分賓主落座，上奏音樂，這種國與國的外交活動，上演的應該是國家經典音樂什麼的，可齊國不是，而是把征服萊子國那裡的土著歌舞，動作古怪，醜態百出的樂子搞了來，臺上一片混亂，有點像自由舞，齊國想趁亂來靠近魯定公達到目的。
齊景公洋洋得意地看着魯定公，陰陽怪氣地問道：“定公，四方之樂愜意否？這班樂子是萊子國的，萊子國被我強齊征服後歸順。你看這歌舞多麼有趣，可謂獨出心載，其樂無窮，哈哈…”齊景公這心理戰，是魯定公始料不及，孔子看出了玄機，來到齊景公面前，凜然正氣地說：“景公和定公遠途赴約，是爲兩國結盟之好，弄這些不倫不類的淫樂，實是大逆不敬。”在人們的印象中孔子是一個溫文爾雅的文化人，卻不知孔子是文武雙全，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一米九二的大漢武藝高強，站在齊國君臣面前多有威懾感，並且義正嚴詞，有理有節連齊相晏嬰都站在一邊，從這裡可以看出‘仁者，必有勇，’晏嬰不知是黎鉏的詭計，也隨聲附和道：“兩國會盟，禮儀盛大，怎麼能用這些不三不四的禮樂來剎風景呢？”齊景公被戳到了疼處，很生氣，暗罵晏嬰多事，讓他在魯國君臣面前丟了臉，於是陰着臉，命有司換下樂子，有司見景公真生了氣，心裡害怕起來，急忙派人換上齊國宮樂。頓時，器樂菲菲，一隊宮女身着色彩斑斕的戲衣，輕歌慢舞，盟臺上劍拔弩張的局面有所緩和。
孔子施禮歸坐，剛坐定便發現歌舞有變，原本濃妝豔抹的樂女，突然跳不三不四舞蹈，做出極其下流的動作來戲耍定公。定公非常尷尬。孔子見齊國君臣出爾反爾，一再行爲不軌，羞辱定公君臣，不僅義憤填膺，站在臺階上，高聲斥責：“如此盛典，怎容這班下人如此目無君長，該殺！”魯定公氣得臉色鐵青，渾身打顫。齊國君臣卻笑得前仰後合，歌女們見主子歡喜，演得更加賣力。有甚者到了定公面前，威脅到了定公的安全。這明顯是想拿魯定公開涮，孔子此時忍無可忍地大聲怒斥：“齊魯兩國即以結盟便是一家，家務事人人有權處理。隱惡揚善，淨化靈魂，魯國司馬速將那領頭斬了。”魯國的左右司馬得令上臺，拔出寶劍，當場把兩名領頭的樂女斬爲兩段，其他樂女見了嚇得抱頭鼠竄。臺上頓時偃旗息鼓，停歌罷舞。齊國君臣驚得好久沒有言論，齊景公和黎鉏精心設計的詭計，被孔子徹底粉碎了。
齊景公辱壓魯定公，被孔子識破抨擊，不僅憤氣填胸，但他非常敬重孔子的膽識和言辭。他心裡很明白，憑孔子的才華，振興魯國易如反掌。想着妒氣頓生，決心孤注一擲，展示齊國的淫威。
訂立盟約時，齊景公蠻不講理地要挾道：“齊魯乃友好鄰邦，結盟成一家，以後，齊國有事出兵，魯國必須派三百乘兵車相隨，否則，就是破壞盟約！”孔子聽出了齊景公的弦外之音，針鋒相對地駁斥道：“齊、魯會盟，意在兩國和平共處，子民安居樂業。作爲盟國應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謙讓禮和，情如手足。齊魯兩國即盟，應解前嫌，以利後合，如今齊佔我汶陽之田不還，寒我民心，可見會盟不誠。出兵征戰非侵即掠，魯國對不誠之盟國怎好派兵相助，那樣豈不讓天下人笑我魯國助紂爲虐嗎！大王乃仁義之君，不會久佔魯國之地而挾魯國不義吧？”齊景公狡辯道：“汶陽之田乃是魯國對齊國的補償，何爲侵佔？”孔子措辭嚴厲地糾辨道：“大王，此言差矣。齊魯兩國以齊長城爲界，城陰（北面）爲齊，城陽（南面）爲魯，而今齊已佔過城南數十里，掠奪我財富子民無數，實爲侵略，何談補償，嘗之合理？”齊景公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再三斟酌，答應齊魯兩國仍以長城爲界，歸還鄆、讙、龜陰之地以示賠罪。齊景公俯首帖耳地拉着魯定公的手，登上龜寨山山頂，指出了交還侵佔之田。爲表明悔過之心，還與魯定公聯手修築了‘謝過臺’以示銘記。
孔子憑周禮和自己的博學與機智，終於戰勝了齊國野蠻的外交功勢，徹底粉碎了景公的侵略陰謀，不動刀兵，奪回了被掠的土地，維護了魯國的榮譽和利益，成爲繼長勺之戰後，魯國以弱勝強的又一典型事例。孔子佐定赴約，舌戰齊公，爲魯國爭取了土地的完整及邊境的平安，勞苦功高，被任命爲大司寇，行相禮。這就是齊魯兩國在夾谷舉行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會盟。從這場會盟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事前是精心準備做到文武兼備，會盟時有勇有謀，有理有節，始終站在道義的制高點。
夾谷會盟使孔子擔任大司寇並攝行相事，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併兼代理副總理（有人說是總理，我看不妥，魯國國政是季桓子相當於總理職務，孔子是作爲副手，有事是應向實權的季桓子請示的。）在這個位置上孔子做了些什麼事，我們一件一件來說。
《孔子家語》中記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屍於朝三日。
說的是孔子當上魯司寇，攝行相事，顯得很高興，子路就問他：“我聽說作爲一個君子禍患來了不懼怕，富貴來了不歡喜，今天老師這麼高興，爲何呢？”孔子回答說：“是這樣，有這樣的話，我高興的是有尊貴的位置能爲百姓做事。”孔子上臺就有大動作，時間地點人物，一應俱全。孔子剛升官七天，就在朝堂的兩座高臺下殺了亂政的大夫少正卯，並三天不準收屍，以儆效尤。
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雲：“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對於這件事子貢去問話：“少正卯在魯國也是個名人了，老師你才當政幾天就殺了他，會不會有點失策啊？”子貢問得很委婉。孔子解釋，說：“來，我給你說說我爲啥要殺他。”於是孔子一連串舉了五種作惡多端的行爲，比強盜小偷更該殺的，第一種人分得清事理，但是內心險惡。第二種人說話虛僞，但是很有辯才；第三種人行爲邪僻，但是堅定不移；第四種人志向愚陋，但是知識廣博；第五種人行爲不正，但是表面好施恩澤。這五種人都有懂得思辨，知識淵博，聰明通達的好名聲，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如果讓他們大行虛僞的一套，招搖撞騙，他們的智慧能夠感染羣衆，強大的勢力能夠獨立於世，這是奸人中的梟雄，不能不殺。
凡是這五種人中的一種，都應該殺，而少正卯每條都中，簡直是惡貫滿盈。不殺他，朝廷就不會安穩,末了，孔子還舉出跟自己一樣殺人的一堆代表，比如，商湯是聖王吧，他殺了尹諧；文王呢，也殺了潘正；周公大賢，還殺了弟弟管叔和蔡叔；姜太公也殺了一個叫華士的；管仲、子產這種古之遺愛，當政期間也紛紛殺了人。
孔子殺少正卯是件被後人爭議的事，有人說孔子是公報私仇，理由是少正卯也是民辦學校校長，跟孔子辦的學校競爭，少正卯這個人能說會道講課的吸引力強，孔校長三次招滿生了，三次都跑到少正卯學校去了，只剩下顔回沒過去，說是以前結下了樑子，這孔子一上臺就把少正卯正法，把孔子說成是僞君子，是這樣嗎？在這裡我們必要進行一些分析。
首先我們要知道少正卯是個什麼人，少正卯不是平民百姓，少正是司法官職而且是可世襲的，說明少正卯有地位有背景懂司法，少正卯辦的是什麼學校呢，應該是相當於律師專業性質的學校，因當時的少正是司法官職兼有教化的責任，少正卯相當於即是法院法庭庭長又辦律師培訓學校，這律師自古以來就有這個特點，誰給我錢，我爲誰打官司，站在誰一邊。
孔子提到子產就殺了鄭國的大夫鄧析，鄧析辦學比孔子辦的學校要早名氣是當時最大的，跟少正卯是類似的學校，說是這位鄧析校長有一次一位貴族淹死了，被撈屍者撈了上來，這家人到撈屍者那去領屍體，可是這撈屍者要錢太高，相當於平常本來只要一千的人工費，可這次看是貴族家要十萬，貴族家裡不幹，就去找鄧析，鄧析拿了費用便告訴他；“你不要着急，這屍體只能你家領，你家不領就沒人領”。這貴族家一聽覺得有道理，就不着急領。貴族家不來，這撈屍者等不了，自己想不去辦法也去找鄧析，鄧析拿到費用就告訴他：“你撈上來的屍體是獨一無二的，貴族家只能從你這兒來買，別地方買不着。”這撈屍者一聽覺得也有道理，鄧析是拿了兩邊錢，而兩邊是誰也不先找誰，只是一個死等，最後等到爛了，雙方沒得好。後來鄧析被殺了，爲什麼呢，因爲只有錢沒有是非觀念，沒有道德底線。這個少正卯跟鄧析類似，可以說是當時的一種不良風氣，孔子拿少正卯開刀，可以說是拿社會不良風氣開刀。
孔子相對而言無背景，在那個時代孔子敢於殺少正卯，如果出於私怨，孔子能立得住嗎？還能暴屍三日，讓人來看，這是明擺着公開，讓所有人看到，要是私怨出於常理是藏或是不讓人知道，爲何會反其道而行之，這說不通。
其次我們來看這事的效果怎樣，是否真如孔子所設想的以儆效尤，起到了思想統一的作用，從後來推行‘墮三都’實事的證明來看，是起到了相應的作用。最後對魯國政治產生的影響，在孔子的治理下魯國大治，說明方法得當人心支持，少正卯的事件沒有成爲孔子離開魯國的原因。相反少正卯與孔子的德治背道而馳，‘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孔子說：“以道德原則治理國家，就像北極星一樣處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會圍繞着它。”這代表了孔子的爲政思想，強調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爲治國的原則。
孔子殺少正卯歸於一點是少正卯這個人無德有才，不是有句話說有德有才是優等品，有德無纔是次品，無德無纔是廢品，無德有才是危險品，去對照孔子所言的五點理由，可以看出少正卯屬於無德有才這類。並且少正卯對社會民風有不良影響，孔子的仁政德治，說得簡單點就是把道德標準立起來，讓大家知道是非、對錯、善惡，並相信這種價值標準，從而建立道德信仰。
《論語》中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貢問孔子從政要怎麼做，孔子說：一個國家糧食夠百姓吃飽，兵力要足以抵禦外敵，還有就是百姓要有信仰。子貢問：要是不得已，必須要少一樣的話，那麼這三者應該先去哪個？孔子說：去兵。子貢再問：這兩者要是必須去一樣的話，先去哪個？孔子說：去食，自古是人都是會死的，但是要是沒有了信仰那麼這個國家也無法存在了。從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治國哲學，以德達道，在德這個原則問題上，孔子不手軟，敢決斷。
孔子爲道而殺人，即使是有背景的人，在外人看來不敢殺的，他也敢於斷然處之。孔子行仁而爲政，始終‘一以貫之’道德價值，並沒有偏離，從少正卯這件事上能充分看到這點。
孔子上任就法辦了大夫少正卯，那他對平民百姓怎樣，我們來看看。在《孔子家語》中記載說是孔子上任不久，有父子爭訟，父子告上法庭，對於這件事，孔子沒有馬上判決，把兩個人都關在牢裡。然後三個月過去了，都不去管。結果案件中的父親主動請求：“我不告我兒子了。”然後孔子就赦免他們，就讓這父子回家。
季桓子聽到了這個事情，就不高興了，“不悅”。然後對孔子講：“司寇，你是不是欺騙我了，以前你都告訴我，爲國家者必先用孝來治理天下，而今天這個兒子不孝，父親還告他，你怎麼不處罰，然後讓天下人都懂孝？”他這裡是講‘戮一不孝’，就是把這個不孝子殺了，來教天下的人行孝，“這樣不是很好嗎，怎麼又把他放了呢？”
季桓子不解，只是‘孔子喟然嘆曰’，孔子很感嘆，“哎呀，你怎麼要用這種方法呢？”然後說了“嗚呼”，感嘆啊。“上失其道，”你在上位者沒有做好榜樣，也沒有教導百姓。“而殺其下。”你沒教他孝道，他現在不孝了，你就要把他殺了。“非理也。”這個是不合理的，你沒教他，責任不在他，是我們領導者的責任。“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我們不用孝道教化人民，然後判決了他的案子，就把他關到監獄裡面去，甚至於執行死刑，這是‘殺不辜’，殺害無辜的人。
這裡我們看到孔子對於孝跟季桓子認識不同，孔子認爲孝是天性，應該順着人性啓發纔對。大家想一想，真的把他兒子殺了，天下的人孝了嗎？可能會嚇到了，然後呢？“哎喲，我得要對我爸媽好，不然我要被砍頭。”那孝就不是天性了。
其實這個人假如真的被殺了，我們想一想，他爸爸會很高興嗎？他爸爸也是一時氣憤，真的兒子被判刑死了，可能也變成這個父親一輩子的遺憾。那都是一時之氣而已，五千年的歷史長河，有沒有哪一個父親說：“我告我兒子，他被殺了，我好高興。”哪有兒子不好，父母很高興的，好像沒聽說過，這違反人性，孔子的方式是反省，爲政者首先有沒有教，沒有教，你就不能去處罰人民。再就是體恤人情，判案當中不只有法律，還有情理都要考慮。
在《孔子家語》中孔子對司法於民有自己的見解與闡述，我們來了解一下。孔子認爲‘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全軍潰敗不可以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可以懲罰百姓，爲什麼？‘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這是因爲身居上位者沒有實行道德教化，罪責並不在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謹誅，賊也，’法令鬆弛不嚴謹，而誅殺甚嚴，這是殘害百姓。‘征斂無時，暴也，’橫徵暴斂沒有一定的時節，這是暴政。‘不誡責成，虐也，’不事先教化百姓卻苛求他們尊禮守法，這是虐政。‘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如果政事能夠杜絕了這三個方面，然後纔可以用刑。
孔子對管理百姓重在於進行教導與道德教化，在這方面孔子是條理分明，態度明確。孔子說‘既陳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並且以身作則，讓人們信服。人們明白了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就不會輕易地去作惡了。宣講了道德之後還不行，‘則尚賢以勸之，’要尊重賢德之人，勸勉百姓向善。所以尊重賢德之人非常地重要，那有德行的人他能夠身體力行，又能夠把這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講解出來，讓大家都去學習效仿，社會就安定和諧了。尊重老師、尊重賢德之人，才能夠興起教化。
‘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還是不行，就要廢棄罷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規範的人，讓人們生起畏懼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鹹知罪矣，’倘若還有一些奸邪之徒頑固不化，最後纔給他們以刑罰的制裁，這樣民衆就都能夠明理而知恥，而羞於犯罪了。‘是以威厲而不誡，刑措而不用也，’於是就不需要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而刑罰也可以擱置不用了。
‘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幫刑彌繁而盜不勝也，’然而現在的世間卻不是這樣，現在的世間是什麼樣的呢？教育混亂，刑罰繁多，使人迷惑，人們不知不覺地就犯了罪，結果又用刑罰來制裁他。刑罰愈來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卻數不勝數。‘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會的風氣由盛轉衰已經很久了，雖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軌犯法嗎?
孔子意思是先要教化民衆，如果民衆因爲沒有倫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應該給予寬恕，但是寬恕之後，一定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們知道做人的本分。
在父子爭訟中，季桓子用簡單殺來解決問題，孔子反對，‘人而不仁，疾之爲甚，亦亂也，’作爲爲政者應有仁愛之心，老百姓違了規，你不可過重處罰，如果只用簡單的殺，那也是作亂。哪個好殺人的朝代能長久的，沒有。
孔子的仁政是需要爲政者的帶領與教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說：“如果民衆能聽從使喚，就由着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不能聽從使喚，就去教化使他們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如修水利而徵用勞役，老百姓聽從政 府安排去修水利，那老百姓是用肩挑還是用車推，是起早幹還是貪黑幹，政 府就沒有必要去管，給老百姓自由選擇。如果老百姓對修水利有怨言不願去修，那政 府就要去教化告訴老百姓修水利的利弊，讓老百姓知道利害關係。
對此句的理解，有人把‘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認爲老百姓只可驅使不可讓他們知道事情，把此話作爲孔子愚民政策的依據，此解完全是錯誤的，孔子自己辦學校來推行教育，被後世尊稱爲教育家，在實行仁政上重視教化，從來沒有一點愚民的思想，怎麼會‘不可使知之’？而是斷句不同，理解完全相反，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在於是否能真正把握孔子的思想。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子張請教孔子說：“要怎麼做才能把政務治理好？”孔子說：“推崇五種美德，排除四種惡行，這樣就可以把政務治理好了。”子張說：“五種美德是什麼？”孔子說：“君子要做到的是：施惠於民，自己卻不耗費；勞動百姓，卻不招來怨恨；表現慾望，但是並不貪求；神情舒泰，但是並不驕傲；態度威嚴，但是不兇猛。”子張說：“施惠於民，自己卻不耗費，這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順着百姓所想要的利益，使他們得到滿足，這不是施惠於民，自己卻不耗費嗎？選擇適合勞動的情況去勞動百姓，又有誰會怨恨？自己想要的是行仁，結果得到了行仁的機會，還要貪求什麼呢？不論人數多少，以及勢力大小，君子對他們都不敢怠慢，這不也是神情舒泰卻不驕傲嗎？君子服飾整齊，表情莊重，嚴肅得使人一看就有些畏懼，這不也是態度威嚴卻不兇猛嗎？”子張說：“四種惡行又是什麼？”孔子說：“不先教導規範，百姓犯錯就殺，這稱做酷虐；不先提出警告，就要看到成效，這稱做殘暴；延後下令時間，屆時卻嚴格要求，這稱做害人；同樣是要給人的，出手卻吝惜，這稱做刁難別人。”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反對的是簡單粗暴，推崇的是帶領與教化，孔子的仁政思想有着濃烈的愛民意識。‘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怎樣管理政事，孔子說：“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勞。”子路請求多講一點。孔子說：“不要懈怠。” 以孔子德治標準來衡量，爲政者不好當，要求做在前，帶着幹。
只是在現實中往往是強勢要求弱勢。統治者重視的是政令與刑罰，‘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說：“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整頓他們，老百姓只求能免於犯罪受懲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制去同化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有歸服之心。”
當然這裡的‘刑法’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法治講人人平等，而是統治工具，我能用法管你，法卻管不着我，‘法’治的不足，使孔子看到了德治的優勢，這可能跟我們現在不同，現代人有知識，法重視公平公開公正一視同仁，是人民的立法，是良法，而那時是統治階級給被統治階級立法，老百姓的知識有限，有時犯法都不知是怎回事，如果只依法來治，那老百姓殺了還不知是犯了什麼法。
孔子德治重在於統治者的帶領與教化，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注重要求強勢的一方，爲何作爲大夫的少正卯在別人看來不敢殺而孔子則敢殺，而對於父子爭訟的百姓在季桓子看來必殺而孔子則放，從以上事例可以充分的看到這一點。
孔子爲政期間，要說他最爲重大，也最能體現他的政治理想與人生追求的行動，當是‘墮三都’。三都即實際控制着魯國政權的三桓各自割據領地的城堡，墮就是拆掉這些城堡，因這些城堡超規格成爲軍事堡壘，相當於現在拆違章建築。
前面已經提到，三桓是當年魯桓公的後裔，其中孟孫氏爲司空，叔孫氏爲司馬，季孫氏爲司徒，是爲魯國三卿，分掌着魯國政權。其中又以季孫氏勢力最大，掌握着魯國國政（在這裡要說一下爲何季孫氏這麼牛，在於管的軍隊多，魯國共有四軍，孟氏一軍、叔氏一軍，季氏二軍，魯公沒一軍只有空頭銜，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中國自古就是真理）。
這‘三都’有季孫氏費邑（今山東費縣）、叔孫氏的郈邑（今山東東平縣）、孟氏的成邑（今山東寧陽縣）領地城堡，其中又以季孫氏費邑領地城堡最大最堅固。這三大領地皆高築牆，藏甲兵，相當於是軍事基地，都曾經是三桓向魯國國君鬧獨立、爭權力、搞割據的據點和資本。
上面介紹過魯國的情況是大夫架空國君，家臣架空大夫，因三桓住在曲阜，自己的采邑由家臣來守，上行下效，在魯昭公十四年，季孫氏的家臣以費邑領地城堡反叛季孫氏；魯定公五年，陽虎利用領地城堡囚禁季桓子，定公八年又挾汶陽之田叛魯奔齊；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邑領地反叛。可以說家臣們以領地城堡屢屢鬧獨立、搞反叛的行動，已經嚴重地威脅着三桓，尤其是季孫氏、叔孫氏的集團利益，甚至已經成爲他們寢食難安的一塊心病。
面對當時魯國定公虛位無權，三桓擅權（特別是季氏），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壟斷的混亂局面，孔子審時度勢，認爲正是他實現政治理想與人生追求的難逢好時機，用雄心勃勃來形容當時孔子的心情一點也不爲過。
我們不妨來體會一下孔子心中的治國平天下的藍圖：加強魯國公室，在當時當然就是加強魯定公的實際統治權力，削弱、抑制三桓、特別是季氏的領地與權力的擴張，貶斥、剝奪三桓家臣膨脹的私慾，從而使魯國君臣父子按周禮及貴族等級制，各復其位、各守其職，用仁政德治將魯國治理得國富民安。至此，也僅是孔子藍圖的一半，甚至還不是最爲重要的一半。他更要以魯國爲基礎、爲藍本，擴大影響，最終達到尊天子、服諸候、以仁政德治統一天下的大同世界。
孔子這次‘墮三都’的主張與計劃，目的是削弱季孫氏以及孟孫氏、叔孫氏所獲得的非法政權，並以此重歸於魯國國君。孔子的這種想法能實現嗎？在孔子看來是有可能，對於‘墮三都’孔子是有分析，有信心，有步驟。
一是孔子對三家有分析，認爲三家能支持。對於季氏，孔子分析實際掌管魯國國政的季孫氏態度與支持的可能性。經過了昭公時家臣南蒯的反叛、定公時家臣陽虎的屢屢作惡，全都是以費邑領地城堡爲據點爲後盾爲資本。雖然陽虎之亂已經平息，他也出奔已經三年，但是與陽虎曾經有過勾結的公山不狃（也就是曾經召請孔子幫忙的公山弗擾），現今仍然佔着費宰的位置，並憑藉着費邑領地城堡使季孫氏有些無可奈何。
對於叔孫氏的郈邑領地城堡，在前一年就曾因爲侯犯的叛亂而歸齊，現在雖然齊國已經歸還郈邑，卻還空着邑宰的職位。孔子甚至分析得更爲細緻，他還看到了叔孫氏不僅有家臣叛於外，還有庶子叛於內。這個庶子叫叔孫輒，因與叔孫氏有矛盾，曾經藉助陽虎的力量想奪取叔孫氏的權力。
唯一不能確定的是孟孫氏孟懿子的態度，他沒有季孫氏與叔孫氏這樣的外叛內亂、惶惶不可終日的憂患，他的家臣也是守着成邑領地城堡的邑宰公斂處父，對主人十分忠誠。
孔子分析了孟孫氏贊成‘墮三都’的可能性，因孟懿子畢竟是自己的學生，應當更能從高層次領會老師的理想與追求，況且陽虎之亂的時候，陽虎曾經有殺孟懿子而自代之的企圖，這也給孟懿子敲響了警鐘。同時，孔子想最終以魯國大治，國富民安爲基礎，從而達到尊天子、服諸候、統一天下的藍圖，也是爲三桓子孫們最終利益着想，如果任其這種無禮無序的爭鬥戰亂愈演愈烈，三桓也不利，也有被傾覆的危險。
二是有信心。此時的孔子知道自己正處於一個最爲有利的時刻，那就是夾谷會盟的勝利，已經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而夾谷會盟之後，齊國所歸還的汶陽之田，正是季孫氏的領地。這也就更加加重了魯定公，尤其是季孫氏對於自己的信任與倚重。
三是有步驟。經過縝密思考與計劃的孔子，於公元前498年（魯定公十二年），大膽地向魯定公與季孫氏提出了‘墮三都’的行動計劃，‘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孔子家語》）果然如孔子所料，這一計劃迅速得到了魯定公與三桓的贊成與響應。
第一步就順利拆除了叔孫氏的郈邑領地城堡。如前所述，從齊國歸還不久的郈邑，還沒有任命邑宰，只要得到叔孫氏的贊同，拆除起來當然也就十分順當。
第二步拆除季孫氏費邑領地城堡時，卻遇到了激烈反抗。費邑宰公山不狃，當然知道‘墮都’的厲害，而且是雙層的厲害。一層是季孫氏肯定知道了自己的叛亂之意，一旦費邑領地城堡被墮被拆，自己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自衛自保屏障。另一層厲害是孔子，這墮城只是第一步，接着可能連兵權都會保不了。如果不能抵抗住這雙重的厲害，結果也許只有死路一條。
於是公山不狃不遺餘力地進行猛烈地反擊，並趁魯國國都曲阜空虛之時，率費人突襲曲阜，情急之下，魯定公與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匆匆躲入季孫氏住宅。此時的孔子沒有慌亂，而是鎮定自若，他迅即命令大夫申句須、樂頎率兵反擊，並於姑蔑（今山東泗水縣東）打敗公山不狃，沒有退路的公山不狃只好逃向齊國。隨之，最大也最堅固的季孫氏費邑領地城堡，也被拆除。
第三步就是成邑，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成功的方向發展。但是，孔子在拆除孟孫氏成邑領地城堡的時候，卻遇到了無法逾越的障礙。這個障礙，看似來自三桓之一的孟懿子，實則來自整個三桓。
起因於孟孫氏家臣、成邑邑宰公斂處父對於孟懿子的忠誠和遠見（孟孫氏一家利益的遠見）。公斂處父將墮毀成邑領地城堡，對於孟孫氏的不利看得很清，他對孟懿子說：“墮成，齊人必到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左傳.定公十二年》意思是成邑是對付齊國的門戶，也是孟氏的保障，沒有成邑則不會有孟氏，公斂處父看到了孔子‘墮三都’的實質，併爲孟孫氏孟懿子想好了計策：你不是孔子的學生嗎？你又同意過‘墮三都’的計劃，總不能輪到自己出爾反爾吧？那好，不要緊，你就裝作不知道，我來抵抗好了。
孟懿子不僅對於公斂處父的忠誠堅信不移，而且還對於公斂處父的救命之恩永銘在心，那是在陽虎準備殺孟懿子以取代其位置的時候，是警覺的公斂處父發現了他的陰謀，並及時採取措施，才使孟懿子倖免於難。果然，孟懿子照計行事，表面沒有任何反對墮城的表示，暗中卻全力支持公斂處父的反抗。
從夏天一直拖到冬天，成邑領地城堡安然無恙，毫髮無損。眼看着‘墮三都’的計劃就要毀於一旦，着急並感到危險的魯定公於這年的十二月，親自出馬帶領軍隊圍困成邑城堡。讓孔子想不到的是，此時季孫氏、叔孫氏採取了觀望消極的態度，定公沒有三桓的支持可想而知。
墮城失敗，意味着孔子‘墮三都’計劃的失敗，這對孔子仕魯，幾乎是致命打擊，孔子更從三桓態度由積極轉爲消極，清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對立面正是強大的、在魯國當道也決定着自己政治前途的三桓，尤其是當政的季孫氏。
公斂處父的做法與孟懿子態度的改變，讓季孫氏警醒過來。三桓在溝通與商議中徹底明白，孔子的‘墮三都’看似幫助他們削弱甚至是剪除家臣的力量與威脅，而實質卻是最終削弱三桓，強大魯國公室。三桓此時發現，這個在夾谷會盟中大智大勇的孔子，已經成爲他們的對立面、甚至有可能成爲敵人。
此時的孔子面臨着不可迴避的抉擇，要麼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屈從苟安；要麼堅守自己的主張，辭職離魯。
孔子並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仕魯不過四年的孔子，當然還記得自己與魯國的主政者季孫氏的‘蜜月期’，雖然短暫，卻還是讓人難忘的。‘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公羊傳.定公十二年》），說的是他倆相互尊重對方的意見，有着很好的配合。只是孔子心裡裝着的是魯國以至天下，而季氏想的則是自己的利益，立場不同，自然出現了矛盾。
身爲大司寇的孔子，雖然與魯國的世襲三卿同列爲上卿，但他心裡明白，要想辦成事情，必須要與掌握着魯國實際大權的季孫氏搞好關係，他表面上是要向魯定公負責，而實際上必須要向季孫氏負責。
以‘克己復禮’爲己任，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卻要向一個亂禮的權勢者讓步，這對孔子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孔子爲了魯國與自己的理想努力緩解矛盾，也曾作出過讓步。
有一次孔子去見季桓子，或許是意見相左，或許是正好碰到季桓子不悅的時候，孔子想辦的事情就沒能辦成。但是孔子沒有賭氣，緊接着又去登門求見。連自己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對老師表示不滿。弟子宰予不高興地提意見說：“從前我曾聽老師說過：‘王公不邀請我，我不去見他。’現在老師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長，而委屈自己去求見季桓子的事已經發生多次了。難道不可以不去嗎？”這個時候，內心痛苦的老師，不能不向自己的弟子剖白深藏於心的想法了，他說：“不錯，我是講過這樣的話，但是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來已久，而負責當局不去治理，必將大亂。危亂的時局需要我負責辦事，這豈不比任何邀請都更鄭重和緊迫嗎？”一個爲了國家的利益，爲了天下人而將自己的利益甚至屈辱置之度外的孔子，就這樣站在了我們的面前。
如今，他又面臨着一個更大的考驗與一個更難的抉擇。孔子會怎樣辦呢？如果按照我們當下的習慣，對於上級的指示或者意圖，要麼‘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要麼不惜任何代價也要主動迎合上級的意圖，不管如何，反正要將領導侍候得舒舒服服、高高興興，這樣自己的仕途當然也就會一帆風順，也就會各自獲益。
本來孔子也有第二條道路可走，那就是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向魯國當政者季孫氏妥協，或者乾脆迎合季孫氏的意思。這樣，孔子肯定會做穩了自己的高官，風光無限。況且孔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爲了求得財富，就是做市場上的守門卒都願意—真是率真、性情、本色—何況是上卿之位？但是孔子就是孔子。支節問題上可以妥協，在關係着自己理想與追求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毫不退讓，寧可不幹這個官也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向季孫氏爲首的三桓妥協。
季孫氏當然等待着孔子的妥協。他也需要孔子這塊金字招牌爲自己裝扮門面，況且孔子處理國務的能力也是魯國所需要的。只要孔子不再堅持削弱三桓而強公室的主意，其它都好商量。他等待着曾經屢次主動上門的孔子再次找上門來，那時，他會和顏悅色地與其修好。但是孔子沒有再去登門。
孔子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的主張不能實行，那我就乘個木筏子漂於海上好了，但是想讓我同流合污絕對不行。還有‘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吃粗糧喝白開水，彎着胳膊當枕頭，都沒什麼，我照樣樂在其中。但是違背原則與道義取來的富裕與尊貴，我卻看得與浮雲一樣輕。再有，‘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國家政治清明，做官領俸祿；國家政治黑暗，還去當官領俸祿，這就是恥辱。這就是孔子，他真是爲中國的官員做出了一個好的榜樣，一個讓人向而往之的榜樣。有原則、有道義，不卑躬屈膝不奴顔媚態。
孔子與季桓子的關係沒有緩和，恰在這時，魯國又發生了一件讓孔子氣憤不已的事。齊景公依大夫黎鉏的計策，挑選了八十個盛裝美女，外加一百二十匹披掛綵衣的文馬，送給魯國國君。
齊國爲何要送美女與文馬，難道是討好魯國，當然不是，而是感到了壓力，齊國採取分化的策略看來要被孔子改變，陽虎與公山不狃敗後都逃到哪國，是齊國，也就是說齊國支持這些反**武裝，讓你們各自爲政，抱不了團，相互牽制，內部的力量一抵消，哪還有力量跟齊國鬥呢，孔子‘墮三都’是爲了去尾大不掉的痼疾，強化公室權力，這公室權力一強擰成一股繩，那齊國就難對付了，這個道理古今隨處可見，如日本侵略中國，不也是看到中國軍閥割據，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纔敢下手。而當新中國成立，雖然一窮二白，但全國上下擰成一股繩，同仇敵愾在朝鮮都敢於跟老美較量。這個道理齊國明白，看到孔子‘墮三都’帶來的嚴重性，當然要想辦法，這個辦法就是針對人性的弱點，特別是有權男人的弱點—美女與金錢，文馬當時是貴重財富，從齊國的反映來看充分證明孔子的國策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有效的，只是當家臣之患這個主要矛盾解決後，三桓特權上升爲主要矛盾，有道是薑還是老的辣，當季氏清醒過來自保，孔子的政策自然難以進行。
還是說美女與文馬的事，齊國送的美女與文馬到了魯國國都曲阜南門外，不敢貿然進城，而是先派人謁見季桓子。季桓子心有所動，穿上老百姓的服裝前去觀看，看後又去彙報給魯定公，魯定公以察看民情爲藉口前去觀看，然後就全部收下。收下之後不要緊，魯定公是‘往觀終日，怠於政事’，疏遠孔子。季桓子呢，《論語》中‘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也是‘三日不聽政’，連祭天這樣的國事都不去參加。在好德與好色上，他們都選擇了後者，孔子後來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魯定公與季桓子應是孔子的見證。
急性的子路忍不住了，對老師說：“我們還是離開魯國吧，”子路做過季氏的家臣，又是‘墮三都’的拆遷隊長，季桓子態度的變化，子路感受得比孔子深，這個直率的學生本着‘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孔子當然知其原委也有退意，只是對治理魯國抱有難以割捨的留戀，並對季孫氏有着一絲幻想，希望他的悔悟，甚至重新出現‘三月不違’的和諧局面。他在作着最後的等待，對子路說：再等等吧，魯國就要舉行郊祭了，如果季孫氏仍按禮將祭祀的肉送我一份，我們還是可以留下來的。但是，一心要讓孔子離開的季孫氏，沒有把孔子應得的祭肉送來，這個信號孔子知道自己該辭職了，這是在公元前497年（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歲。
如何看待孔子辭職，我們不妨回到《論語》中去找答案。‘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季子然問：“仲由和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嗎？”孔子說：“我以爲你是在問其它人，原來是在問仲由和冉求啊！所謂大臣，必須要能以正道來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不應該再當大臣。現在仲由和冉求，只能算是做具體業務的臣子罷了！”季子然說：“那麼他們會凡事聽命於季氏嗎？”孔子說：“殺父親和殺君主的事，他們也不會聽命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是真正的大臣，能‘以道侍君，不可則止’，這個道是理想、原則、道義，支節可以變，但道不可變，只是從古至今絕大多數的人在‘以道侍君’的原則上不一定能守得了。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本應以道規勸季氏不要犯上作亂，如果季氏不聽，就應辭去。可是冉求反而被季氏權勢誤導了，幫着他搜刮民脂民膏，忘記了‘以道侍君’的原則了，那麼相應而來的就是罪過和恥辱，孔子說這不是我的弟子，你們跟我一起大張旗鼓的攻擊他。
這裡不只是冉求做不到，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因爲富貴與道義出現衝突時，人往往難以取捨，‘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說：“富裕和尊貴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君子是不能接受的。貧窮與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君子是不會去擺脫它們的。君子如果離開了仁德，又怎麼能成就其名聲呢？君子時刻都應該以仁德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那怕是一頓飯的時間，最緊迫的時刻，還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一定會按仁德的標準去辦事的。”
凡人取富貴而會舍道義，而孔子超於凡人，在於能正確看待利慾，孔子承認任何人都不會甘願過貧窮困頓、流離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貴安逸。但這必須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否則寧守清貧而不去享受富貴。在這裡孔子不單是‘以道侍君’的大臣，而且是一個承載着道義理想的人，有正確的價值判斷，而凡人往往會與子路、冉求的選擇相同，但子路、冉求值得肯定的是還有底線，不至於把道德底線都踐踏。
無論古今，生活中更多是凡人，其結果呢？可能就落得‘愚忠’、‘爲虎作倀’、‘幫兇’、‘助紂爲虐’、‘具臣’各色人等，記得有句哲語‘人生的高度在於思想的高度’，孔子就是一個具有思想高度的人，如果不能充分了解孔子的仁政理想，那我們便看不清真實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