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能得到這個職位，已經充分說明了他的能力和手段。
當時魏忠賢人品作風應該也不差，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
神宗和光宗是不會允許一個臭名昭著，滿口髒話，不學無術，人品低劣的無賴接觸小繼承人的。
不管萬曆怎麼看不上泰昌皇帝，都不會太影響宮廷教育。
頂多說萬曆一直不待見泰昌，一直將自己這個長子靠邊站。
天啓又不是撿來的，皇長孫不是開玩笑的。
魏忠賢真的是文盲嗎？
一個智商很高，情商爆表的人，怎麼可能是文盲。
想要爬上高位怎麼能不學習？
想要操縱朝廷，怎麼能不認識字？
而且“熹宗實錄”記載：周宗建說魏忠賢“一丁不識”時，魏忠賢還非常生氣的爭辯，說明他應該是認識字的。
“明史”裡也有魏忠賢讀書的記載。當然他的文學水平可能不高。
爲人處世是一門高深的學問，阿諛奉承也是需要知識量的。
魏忠賢能跟一幫有知識的內臣一起玩，能和一幫有知識的高官處的不錯，能把一幫有知識的領導哄高興，最終能形成自己的閹黨集團，這技術絕對不簡單。
“首輔，既然韋愛卿說你法子，你就說說吧，這裡是議事的地方，有什麼話，都儘管直說無妨。”天啓皇帝朱由校催促道。
顧秉謙心裡還在打鼓呢，要不要對皇帝說韋寶的策略，他還沒有拿定主意。
最關鍵，顧秉謙不想自己當這個出頭鳥。
這事情太大了。
他可以被韋寶忽悠的接受的策略，這主要是站在個人利益角度考慮的。
因爲顧秉謙看好韋寶的政治崛起，就憑韋寶的圓滑，和韋寶現在取得的成績，以及韋寶的年紀。
韋寶才十五歲啊，只要韋寶能在大明朝廷屹立不倒，三十歲之前入閣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更何況韋寶是英國公張維賢的女婿，有這麼強硬的靠山，能出什麼事情、
所以，只要與韋寶搞好了關係，他顧家世代榮華可以保證。
但是現在在平臺，顧秉謙到底是一步步升上來的首輔，不是酒囊飯袋，到了這裡，他會爲大明朝廷設想的。
打開海禁，尤其是按照韋寶提出的，開放十多處通商口岸，那就是全面打開海禁了啊！
這對大明朝廷有多大的衝擊力、
大明是否會因此垮臺？
如果大明都垮臺了，還談什麼富貴榮華？
雖然顧秉謙不可能像韋寶一樣站在後世的角度往前看，但是大明之前，歷代也曾經打開海禁，這不是大明朝纔有的事情。
大明朝廷至始至終對開海禁不感冒，是有原因的。
自隋唐以來，諸夏都是以東南之財賦養西北之士馬，唐天子聞漕船來父子相對而泣，宋天子背靠河洛猶缺糧。
明清天子亦視運河爲命脈。
但是有遠見之人總是少數，東南士民大多不願意出錢白養西北兵馬，倘若東南有一隻強大的兵馬，那情況會怎麼樣？
所以自隋唐以來在兵事上都是重北輕南，以防生變。
如果不能以東南之財賦養西北之士馬，最終來自草原的遊牧掠奪者會長驅直入，裹挾北方漢人鯨吞山河，南人淪爲末等僕隸。
爲何壬辰朝鮮之役日軍勢如破竹，因爲朝鮮的主力在西北的鴨綠江防備女真，沒有多餘的財力供養更多的士馬。
爲何明清中期的海防都是形同虛設，因爲主力也在鎮守北疆。
因爲不敢在東南養一支強軍，尤其是東南沿海利於割據，也不希望東南出現強大的海商勢力。
二十世紀前的海商大多都是亦商亦盜的海盜，沒有武裝力量，就別在大海上混了，等着喂鯊魚便是。
各方豪強，就是一頭一頭的大鯊魚，有本事的才能混下去。
在工業革命以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天子富有四海沒有太大的擴張慾望，也沒有超越時代的眼光，要想保證‘國泰民安’，少生是非，自然是禁海限商，甚至閉關鎖國。
這樣事情就少了，自然安穩。
明朝海禁是個傳統政策。
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學習的元朝，而元朝則是學習的宋朝，宋朝以前沒有海禁政策。
宋朝爲啥海禁，因爲朝廷想要壟斷海貿的利潤，就像它壟斷了釀酒業、鹽業等生意那樣。
一旦打開海禁，外面的物資便可以源源不斷的對朝廷進行衝擊，對地主階層進行衝擊。
所以韋寶對於弄錢毫不擔心，只要打開海禁，韋寶自信幾個月之內就能富可敵國了！
元朝相對鬆不少，但那是因爲它的統治能力太差了，管不過來。
明朝一方面是繼承了前朝的制度，另一方面明初的倭寇問題確實挺嚴重。
此時日本正處於南北朝時代，不少倭寇趁着中原戰亂過來搶劫。
明朝的海禁壞，是因爲明朝的時候私營工商業已經超過了官營，繼續海禁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
爲啥宋朝以前沒海禁，因爲那年頭只有宗閥世族和阿拉伯商人有能力進行遠洋海貿。
明朝以前民間海貿也遠遠比不了朝廷。
海禁不等同於閉關鎖國。
海禁說白了就是海貿這玩意兒好賺錢吶，大明朝廷要獨吞！
明朝前期一直維持這一隻強大的海軍，還派鄭和去下西洋。
雖然朝是朝貢貿易，鄭和是去撒錢建立朝貢關係的。
但是能做到這一步，說明明朝朝廷有遠洋貿易的需求。
清朝的海禁已經不只是海禁了，而是閉關鎖國。
首先，清朝的海軍和明朝根本沒得比，晚清除外。
滿清作爲一個遊牧部族建立的朝廷，本能地反感水師、海軍。
其次，清朝對外貿易相當不積極，甚至只允許在廣州這一個口岸進行海貿。
而且，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逐漸鬆弛的。
除了嘉靖時期，那年頭正是日本戰國打的最兇的時候，倭寇比較嚴重。
清朝則是越來越嚴。
鴉片戰爭後除外，那也是被外國強行打開了國門。
除了賺錢和海防，明朝海禁除了壟斷海貿和防倭寇這兩個目的，還有其它目的。
首先，明朝剛建國的時候人口很少，才6000萬，要知道西漢的時候中國就6000萬人口了。
而元朝對南人的歧視使得東南沿海出現了移民東南亞的風氣，明初海禁也是爲了限制人口外流。
其次，明朝以白銀爲主要貨幣，恰好歐洲人在美洲找到了很多金銀礦，日本的銀礦也很多。
不限制白銀流入很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而且明初需要抑制工商業來恢復農業。
最後，中國自秦時起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經走到了頭，元朝就已經出現了大商人威脅皇權的勢頭。
不要小看明清的君主們，他們雖然不懂什麼叫資本主義，但卻能看出新興資產階級會對皇權產生衝擊的潛在威脅。
這些事情君主能想到，顧秉謙這些內閣大臣，想事情，看問題的角度，都不會低於君主，並且大都博學多聞，他們更加能想到的。
如果只是爲了一時之間的缺銀子，而開了一個更大的口子。
可能暫時能彌補缺乏銀子的洞，但那個更大的洞，可能一下子就讓大明陷進去，沒幾天，大明就完了，這怎麼辦？
從唐代開始，中國就是以東南之財賦，養西北之士馬。
換句話說，就是東南當錢袋子，出錢出糧養西北的邊防軍。
宋後軍事重心轉移到東北，解決北方威脅問題。
爲了確保對邊防軍團的控制，唐以後定都都在北方。
這就有兩個問題，東南有錢出，能從東南拿出錢來。
東南有錢出的問題，隨着南北朝時期對東南的開發解決了。
而第二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誰也不願意當錢袋子。
東南地區有錢，有大的地理拓展空間。
有人，有錢，如果有一個強力的組織，很可能會自己鬧獨立，割據一方。
當皇帝比當奶牛好吧，孫權，陳霸先都是例子。
南北朝，五代南方割據，以及南宋都是例子。
那麼對於定都北方的大一統王朝來說，怎麼確保南方不鬧獨立。
或者說無法鬧獨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個手段。
海貿意味着鉅額的金錢，有組織的團體，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還有與海外勢力的頻繁接觸。
一旦有變，都會導致帝國市區失去最大的錢袋子，進而導致整個帝國的覆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某海商集團從海外拉幾千僱傭兵，本地水手發放武器有個兩萬人，乘大船入長江，分兵兩路截斷漕運，圍攻南京，會有啥後果。
大明北方就指着漕運吃飯，在南方的軍隊又基本是渣渣。
古代軍隊機動性又慢，從北方調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過來，黃花菜都涼了。
所以，不管是從經濟角度，還是從軍事角度，開海禁，開海貿，這都是巨大的問題。
皇帝知道，大臣也知道。
天啓皇帝不知道顧秉謙爲難什麼、
魏忠賢卻很清楚。
以魏忠賢耳目的靈通，已經知道韋寶昨天在酒桌上提出的開海禁的話題了。
“首輔！你今天怎麼了、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你放心大膽的說吧，不管你說的對還是錯，朕都恕你無罪！”天啓皇帝朱由校忍不住催促道。
“老臣只是一點點拙見，其實也沒有想好，要不然，陛下還是直接問韋爵爺吧，他知道的比較清楚。”顧秉謙硬着頭皮，又將皮球踢回來了。
顧秉謙也是慫，不敢得罪韋寶，所以也不敢直接說這主意就是韋爵爺自己想出來的。
“哦？韋愛卿，你知道？你說吧，你的口才好，說的清楚，朕喜歡聽你說話。”朱由校高興了。
韋寶看了顧秉謙一眼，暗忖這有什麼說不清楚的？你個老狐狸，不都是說好了的事情嗎、
韋寶道：“魏廣微大人和黃立極大人與首輔大人有聯名署名的奏本，要不然，陛下直接看奏本吧？”
魏廣微和黃立極聞言，相視一望，幾乎暈厥。
他們見顧秉謙不敢說，以爲奏本的事情可能就這樣過去了，顧秉謙肯定不敢拿出來了。
誰知道韋寶自己提出來了？
兩個人和顧秉謙一樣，也都是看中了韋寶的政治前途，想與韋寶沾邊，能榮耀整個家族。
但是開海禁這事情的確太大了。
他們兩個人也都不傻，與顧秉謙一樣，都知道打開海禁會造成什麼局面。
而且，大明不止一次開過海禁，以前又不是沒有搞過。
朱棣執政的明代永樂朝，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洪熙、宣德兩朝，有鄭和七下西洋，應該是一個對外非常開放的時代。
永樂朝的海禁實際上格外嚴格。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爲平頭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頭船無法遠洋航行。
這次明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來達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見成祖的防範之心何等堅決。
甚至對於洪武及建文時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絕不放過。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鹹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爲良民。
若仍恃險遠，執迷不俊，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樂五年，鄭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峽附近的舊港，就剿滅了拒不歸就的陳祖義海商勢力。”
永樂五年（1405）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後所設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徵服區內也堅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詔書中，成祖申明“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豁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永樂末年私人下海貿易的情況開始多起來。
就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於宣德八年七月剛回到京師，宣宗即下令申嚴海禁：
“命行在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幹辦爲名，搜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爲寇。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比者已有擒獲，各有犯者許諸人首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一體治罪。”
如此嚴格的海禁，絕非防控海盜和危險分子所能解釋的。爲什麼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規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卻如此嚴格地實行海禁呢？莫非下西洋真的只是賠本賺吆喝麼？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太監上奏：“永樂，宣德年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宣德時工部尚書黃福亦曾說：“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徵調將何以濟？”
從以上史料我們可以看出，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賞賜諸國，以求朝貢的目的。但是當諸國前來朝貢時，順帶進行的貿易無疑是互惠互利的。
進行海禁，壓制限止私人海貿，是爲了將海貿官營化，收取其利，與漢代的鹽鐵官營一個性質。
宋元兩朝海貿極爲發達，但由於私人海商往往漏稅、逃稅，貿易量巨大的同時，國家獲利甚少。因此宋、元兩朝都曾嘗試過海禁，卻因爲政府控制力不強而作罷，直到明朝，才具備實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過度重商，也導致大片良田種植經濟作物，限制了糧食最高產量。元末人口不到9000萬，就因爲人口飽和而爆發大型農民起義，以至於滅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業的作用，更知道商業的害處。
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許多保護商業的條文，絕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將商業的額度控制在一個最恰當的範圍之內。
爲了從有限的商業份額中獲取最大的利潤，官營海貿是王朝初期較佳的選擇，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貿，亦成爲必備的輔助措施。
不過官營貿易也有其機械化、僵化的弊端。
明代朝貢貿易一開始缺乏限制，對於上門販貨者來者不拒，到永樂朝後期，因爲進入市場的蕃貨過多，導致蕃貨貶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於宣德之後，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斷下降，已經難以有組織有規劃地大規模進行官營貿易，所以明政府已經開始考慮放開私人海貿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開了對於東南亞海貿的限制。
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羅船遭風飄到廣東境內，按規定這艘船屬於非朝貢的私船，不準進行貿易，但廣東鎮巡官卻准許其貿易，徵收其貨物稅以作軍需之用。
廣東官員如此做法，明顯是否定了“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的朝貢貿易原則，它標誌着明初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從此進入了私人海外貿易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