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軒一行人還沒有到上海，上海媒體就知道他和胡拾要一起來上海的消息。
主要原因是這個時代的名人喜歡把自己的生活瑣事寫出來，發表在報紙上騙稿費，美其名曰隨筆，算是散文的一種。
早先離開的人把這次到海寧看潮的事情寫了出來。
包括同行的有哪些人，談論了什麼，吃了什麼飯，看了什麼景緻，發生了什麼趣聞。
這其實和後世的圍脖頗爲類似，都是記錄生活中的點滴和感悟。
這種隨筆看似隨意，但對於後世的人研究這個時代的風俗人情很有幫助，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一個時代的風貌。
林子軒沒有這種習慣，他連日記都不寫，就是怕以後被人研究，萬一讓人發現他穿越者的身份，可能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當然，他也樂意留下一些謎團，讓以後的學者挖空心思的猜測。
這次錢塘看潮，在上海文壇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光是林子軒和胡拾兩位新文學旗手的見面就有了不小的意義，更別說林子軒還寫了一首上佳的詞作。
那首《沁園春—錢塘》刊載在報紙上，得到不少南社成員的讚許。
南社於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動中心在上海，發起人是柳涯子。
南社文學以舊體詩歌爲主，大體以辛亥革命爲分界線。
此前，主題多爲批判清朝統治，傾訴愛國熱情，呼喚民主，譴責專制，號召人們爲祖國的獨立富強而鬥爭，風格慷慨豪壯。
此後，主題轉爲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抒發理想破滅的悲哀，風格憤鬱低沉，有些甚至流爲靡靡之音。
這個文學團體活躍了將近30年的時間，中國許多名人都曾是南社的成員，影響深遠。
林子軒和胡拾一起來上海是他們商量好的，主要是爲了商討新月社的發展問題。
原本徐至摩和林子軒講好了，新月社的書籍和雜誌都由萬象書局出版發行，不過新月社的成員比較複雜，有些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有些是和胡拾交好的學者。
胡拾經常合作的出版社是商務印書館和亞東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就不必說了，那是出版界的大鱷，有全國性的發行渠道，只是他們會出版胡拾的書籍，不代表也會出版其他作家的書籍。
你有胡拾的名氣麼？
光是這句話就堵住了其他新文學作家的嘴。
上海亞東圖書館是設在上海的一傢俬營出版社，由陳獨繡在背後支持。
地址在公共租界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以出版新文學書籍爲主。
陳獨繡任北大文科學長後，北大委託亞東圖書館爲其在上海的總經銷，專門銷售北大出版的新書，亞東圖書館因此而揚名。
《新青年》也一直由亞東銷售，陳獨繡還把《每週評論》，以及《新潮》等雜誌都交由亞東銷售，亞東圖書館成了新文化的傳播陣地。
胡拾和上海亞東圖書館的老闆交情不淺，他的書籍基本上都是亞東圖書館出版。
他還把相熟的朋友介紹過去，只要是胡拾介紹的，亞東圖書館的老闆都會給予出版，由此可見，胡拾在亞東圖書館的地位。
如此一來，就出現了問題。
以後新月社的書籍和雜誌到底是由萬象書局出版還是由亞東圖書館出版？
對於林子軒來說，這是一筆生意。
新文學雖然現在不怎麼樣，但以後會發展起來的，能爲萬象書局拉攏一批新文學作家值得爭取一下，這些人的書籍雖然不暢銷，但名氣很大。
在出版行業，交情歸交情，主要還是看利益。
林子軒可以提高作家的版稅收入，而且萬象書局和世界書局聯手，把銷售網絡推廣到全國各地，至少有數百家營銷網點。
如此既保證了書籍的銷量，也保護了作家的利益。
他把萬象書局目前的情況和胡拾做了說明，胡拾也頗爲心動。
上海亞東圖書館的規模比不上萬象書局，也沒有完整的銷售渠道，新文學書籍滯銷嚴重，這些都是需要面對的問題。
胡拾這次去上海，就是和亞東圖書館商量出版事宜。
如果亞東圖書館沒有林子軒的條件好，那他也不能阻止其他作家在萬象書局出版圖書，要不是顧及多年的交情，他自己都想轉到萬象書局。
林子軒主要是看好新文學的發展前景，纔會開出如此優厚的條件，他不是傻子，不可能一直賠本賺吆喝。
上海的記者並不知道林子軒和胡拾的目的，只是兩位新文學旗手的聚首就有新聞價值了。
當然，如果是魯訊也來到上海，三人在一起暢談新文學，那就是文壇盛事了。
這種念頭也只是在他們腦海中轉一轉罷了，林子軒知道胡拾和魯訊現在越走越遠，基本上不可能出現那種畫面了。
胡拾在上海有朋友，住在法租界杜美路一位外國人的別墅裡。
林子軒把徐至摩安排在了自己家裡，還要爲他介紹上海文壇的朋友，他就想和上次介紹賽珍珠一樣，舉辦一次文化沙龍。
徐至摩極爲贊成，他一向崇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對於文化沙龍這種交際場合尤爲熱衷。
接下來就是請哪些人的問題了，三人在一起商議。
胡拾的名聲大，朋友多，邀請幾十人不在話下，徐至摩也提了幾位在上海的朋友。
林子軒沒想到徐至摩和鬱達浮是同班同學，他們少年時一起在杭州府中學堂上學。
既然請了鬱達浮，那創造社的其他人請不請呢？
徐至摩不大清楚林子軒和郭沫偌的矛盾，倒是無所謂，作爲詩人，他對郭沫偌的詩集《女神》頗爲讚賞。
胡拾和郭沫偌同樣有矛盾，他和郭沫偌在1921年見過一面。
他曾在日記上寫到：“沫偌在日本九州島學醫，但他頗有文學的興趣。他的新詩頗有才氣，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偌對那次的見面頗爲介懷，他的回憶是這樣的。
“大博士進大書店，在當時的報紙上早就喧騰過一時。我聽說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間愛去散步的吳江路的第一號，是商務印書館特別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頭大馬車由公館裡跑向閘北去辦事的。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夠和他共席，是怎樣的光榮呀！這光榮實在太大，就好像連自己都要紅化了的一樣。”
字裡行間透着濃濃的嘲諷和酸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