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27日，林子軒前去拜訪魯訊。
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爲這天是週日，魯訊在教育部任職，每週只有一天休息。
這種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從西方傳入的，在中國古代官員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學堂實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爲了照顧洋教習的生活習慣。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繼實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經成爲了政府部門的慣例。
林子軒給魯訊帶了一點上海特產，不值什麼錢，主要是個心意。
他本來想把自己寫的書送給魯訊的，後來想想，還是算了。
一來有顯擺的嫌疑，二來這些書是他抄的，沒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學家面前，在西方社會刷刷存在感就足夠了。
魯訊是浙江紹興人，說起來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習慣上差別不大。
說實話，或許是因爲後世的影響，在林子軒心目中魯訊就是那種逮誰罵誰的鬥士形象，前來拜訪的時候他心裡頗爲忐忑。
在民國時期的文壇，沒被魯訊罵過的文人屈指可數。
郭沫偌說過一句話：“當然，魯訊除了自己，什麼人不罵。”
魯訊和胡拾不同，胡拾給人的感覺是較爲謙和的人，就算對你有意見，也會放在心裡，只有極爲氣憤的時候纔會出言指責，而這種情況非常少見。
此時魯訊已經四十三歲了，和後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軒是以學生的身份前來拜訪，在後世他學過魯訊的文章，說是學生並不爲過，這也是基本的禮儀。
魯訊在書房和林子軒聊了將近一個小時，大多數話題都是圍繞新文學展開。
他對上海文壇的現狀較爲感興趣，批評了一下鴛鴦蝴蝶派的舊文學，希望林子軒能多寫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的新文學作品。
他對胡拾提倡的“整理國故”持有保留意見。
最後才談論起這次新文學叢書的事情，魯訊顯得有些顧慮。
他覺得新文學纔剛剛發展，不很成熟，現在就拿到國外給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紹中國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學，都是經過上百年的發展，新文學才幾年的時間，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在摸索，稚嫩的很，貿然拿出去，反而給人看輕。”魯訊如此說道。
林子軒則認爲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國人瞭解西方的同時，也要讓西方人瞭解中國，文學無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讓西方社會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兩人沒有談論泰戈爾的事情，迴避了這個在北平被人議論的熱點話題。
因爲在這一天，泰戈爾在傅義的英文老師英國人莊時敦的引薦下去了故宮，和清王朝廢帝傅義見面，並遊覽了御花園。
這無疑給陳獨繡找到了攻擊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爾是一個什麼東西？》的文章中說泰戈爾到北京“未曾說過一句正經話”，只是和清帝溥義、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蘭方這類人周旋了一陣……
“他是一個什麼東西！”
還說“泰戈爾在北京亂吠了一陣，其實他那偉大的東方精神，比起北京社會還是小巫見大巫……”
其實，林子軒也想進故宮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態瞭解一下皇帝是怎麼生活的。
在後世，故宮是北京遊客最多的地方，和八達嶺長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們對於皇宮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軒沒有去。
前一年，胡拾進宮和傅義談了半個小時，出來後被那些進步人士罵了半年的時間，成爲了胡拾的一個污點，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後塵。
下午的時候，魯訊找來了爲小說集《吶喊》翻譯的人，這位翻譯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國哈佛大學讀文學系。
讀了一年，助學金被停發了，他只好前往法國打工，後來到了德國，先在耶拿大學攻讀。
1922年通過轉學分的方式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又到萊比錫大學攻讀比較語言學，1923年獲得博士學位。
同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
魯訊同樣在女師大兼職教書，和林羽堂是學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軒介紹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擊泰戈爾的人之一。
他曾說過：“我覺得泰戈爾於我的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不曾覺得他有什麼意味，他帶給我何等的衝動。”
他還認定，泰戈爾大談不痛不癢的精神生活，“是一種對於亡國環境的反應”。
林子軒對林羽堂沒有成見，反正是魯訊的介紹，誰翻譯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說起翻譯費用的問題。
在這個時代，版權方面的法律並不完善，大家都是進行協商，然後按照合同辦事。
對於翻譯者的費用，一般來說分爲兩種。
一種是翻譯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說出版社買斷了翻譯者的版稅。
另一種是翻譯者拿版稅，按照書籍的銷量算錢，這個付款的時間比較長，如果書籍賣不出去，那翻譯者就沒有收入可言。
林子軒覺得這一次書籍在國外的銷量不會好，纔給了賽珍珠一筆高額的翻譯稿酬。
在這次推介新文學叢書的過程中，林子軒只能算是中間商，他還要和外國的出版社談判，來確定最終的版稅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過幾年，讀的是文學，對西方的《版權法》有所瞭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選擇版稅。
並且覺得應該由他自己和國外的出版社來談版稅，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軒，以爲林子軒和國外的出版社有勾結。
林子軒對此頗爲無語，他寧願付一筆高額的翻譯稿酬，也不願意搞出這麼多的事情。
雖然兩人都姓林，但他對林羽堂的感覺不怎麼好。
這一次會面談的不太順利。
他不能指責林羽堂的要求，這畢竟是正當要求，問題是國外的出版社願不願意和你談。
林子軒不想讓林羽堂和國外的出版社接觸，越發被林羽堂認定其中有貓膩，並暗示魯訊這人不靠譜。
加上魯訊對於出版的顧慮，這件事暫時就擱置了。
林子軒記得最終魯訊和林羽堂同樣決裂了，並且到了在公共場合互相對罵的程度。
在魯訊去世前，曾留下一段話，很能說明魯訊的性格。
“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