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八字不合的宋江吳用發展起來和盧家被朝廷查封，這兩件事情給盧俊義巨大打擊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朝着有利於盧俊義的方向發展。尤其是朝廷昏招迭出，擾民害民之策層出不窮，使得黎民百姓生活越發艱辛，鋌而走險落草爲寇者越來越多。
在二十一世紀，聽許多研究宋史的專家胡luàn吹捧，說宋朝的經濟有多發達，賦稅收入最高達到一億六千萬貫，是其他朝代的數倍甚至十幾倍，很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遭遇蒙古這個前所未有的軍事怪物，宋朝就會從封建社會自動過渡到資本社會。
對以上的論斷，盧俊義一直深信不疑，直到他穿越到了這北宋末年一年後，等他完完整整地瞭解宋朝這個朝代趙宋的經濟制度，他才覺得那些專家的話有多麼不可信，他們的鼓吹很大一部分是因爲王婆賣瓜，就像某些專家把滿清王朝吹捧成盛世王朝。
宋朝的歲入較唐有巨大的增加，究其根本，是宋稅賦極其之重。包拯就說：“天下稅籍有常，今則歲入倍多者，祖宗世輸稅只收本sè，自後每從折變之故”，一語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漢唐，歲入卻倍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fǔ利用其賦稅之權，在實物賦稅的時候低估物值，反覆折騰，進行盤剝。包拯舉的一個例子是陳州。本sè爲麥，但朝廷突然改令以貨幣地租。以市價，鬥麥50文，而朝廷令鬥麥折100文，附加腳錢20文、倉耗20文，等於鬥麥140文，相當於本sè地幾乎三倍。
宋朝的財政收入最多一年達到1億6000萬貫文，實際上。這個數字是一個絕大的笑話，因爲所謂“一億六千萬”，它的單位不是什麼“貫文”，而是“貫石匹兩”。這個“一億六千萬”，就是不考慮單位，只考慮數量，luàn七八糟加在一起，一個毫無意義的數字。宋朝搞的是貨幣+實物的賦稅制度，錢地單位是貫。米的單位是石，布帛的單位是匹，白銀的單位是兩，絲綿的單位還是兩（一兩白銀價值1貫錢，一兩絲綿價值50文錢，然而在這個1億6000萬的大雜燴統計裡，一兩白銀+一兩絲綿2兩），對了，還有草……單位是“束”。就比如說：熙寧十年（1077）的財政收入中屬於農業稅收入的部分大約是5200萬“貫石匹兩”，然而其中有“草”1765萬束。摺合成錢才35.3萬貫（當時草大約是20文/萬束）。
有宋一朝，代代都是斂財高手。確實，各朝都重視“理財”。拼命擴大歲入來彌補其日益龐大的冗兵、冗官、冗吏。至王安石變法前。有宋歲入較國家初建時增加六倍，而國庫反而從有贏餘變爲大虧空。以國營工商業等形式與民爭利自然是一條生財之路。但另一方面，壓榨農耕上最後一點油水乃是恆道。即使是王氏地變法新政。如青苗方田農田水利等法，也是從農業上賦稅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政策仍然是從農業經濟的角度出發的，這也說明了有宋一代以農賦爲國家之本的思路並無改變。然而種種措施仍然無法挽回宋政fǔ積貧的局面。看穿兩宋的歷史，其國策就是：聚財富於官，斂財富於中央。民困官豐，而官府之資財又全部集中於中央政fǔ。然而，舉國之資、全民之資，還是供養不起那皇帝、宗室、官僚、冗吏、冗兵的龐大開銷。一個將全國財富都盤剝到手的政權，在它幾百年的統治中，卻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鬧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乃至幾乎就不能維持其運轉。這樣地一個政fǔ，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諷刺，是一個大笑話，是和着無數黎民的血與淚地荒唐！
宋人有句名言：“（天下賦稅）農夫輸於巨室、巨室輸於州縣、州縣輸於朝廷”。這真是對宋朝財政地jīng妙概括！巨室以巧滑躲避賦稅，將負擔轉嫁到農夫，xiǎo民困焉，州縣將財富上供朝廷，州縣困焉。而朝廷“三冗”之餘，又復鋪張làng費奢侈無度，於是聚斂天下之財富卻還是不免困焉。象東京汴梁，雖然輝煌燦爛到極點，但卻是以全國之用堆積起來的一個巨大畸形地消費城市，它中間也許有那麼一些能穿上絲綢的勞動者，然而，這與全國地反差又多麼的大。當時地人，多少次沉痛的形容過這些普通勞動者、直接生產者、宋朝輝煌財富的創造者們的生活，歸根到底，始終不過是“苟且辛苦過一世耳”，而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創造出來的文明，集中在中央，卻在外敵一擊之下，中央受制，全局瓦解，統統化爲烏有。這就是宋朝，好一個“偉大”的宋朝！
而貧富不均、兼併橫行，xiǎo民不堪生計，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種恆態。從王xiǎo波到楊幺，“均貧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號。兩宋的農民抗爭，從無斷過，而且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所有的民變，幾乎都是因爲封建負擔過於苛重的問題。而兩宋最後沒有爆發全國xìng的農民運動，也沒有亡於民變，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對內，一方面通過招募士兵變寇爲兵來緩解社會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證對民間的嚴密控制和鎮壓。二是宋朝始終面臨巨大的外患，也面對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在這個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國家外來危機一定程度上、一定時間範圍內可能超過內部階級矛盾而上升爲主要面。當遼人南侵或者金人蹂躪中原的時候，廣大民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只能選擇竭盡自己的最後jīng血去支持一個尚能組織抵抗的政fǔ。如果沒有當時巨大的外患威脅一定時期內淡化了內部矛盾，這樣一個政fǔ，激起全國xìng的鉅變，乃至發生漢末那樣的脆xìng崩潰也是完全可能的。最後一點，自然就是這個政權終於糟糕到在竭盡民力的情況下還是無法盡到它保全自己和保護將希望寄託於它的百姓的義務，爲外敵所滅亡，來不及等到內部的矛盾將之徹底摧毀。
盧俊義細細分析了趙宋朝廷的實質，他越來越有信心在推翻趙宋朝廷的基礎上再擊敗蠻族鐵騎的入侵，不過塵世如cháo人如水，有時候做再多打算計劃都是空的，就像盧俊義打明暗兩條發展線的算盤打了很久，鋪墊了好久，經不起吳用的出賣，功虧一簣。所以盧俊義只給自己一個大方向，其他的順勢而爲。
目前就有一個大勢，可以順勢推舟。
政和元年，宋廷爲搜刮民脂民膏，設置了一個專向民戶掠奪土地的機關,叫做“西城括田所”,先後用宦官楊戩（此楊戩跟二郎神屁關係都沒）、李彥主管其事。名義上,是要由這個“西城括田所”把一些荒蕪無主的土地和死絕逃亡戶的土地,沒收了來作爲公田;實際上,它卻專去強佔一些féi沃土田,把原業主迫充佃戶,令其依對分方式向政fǔjiāo納租課。例如,河南汝州魯山縣的土地適於種稻,它就把這一縣的土地全部括爲公田,致使成千累萬的農民都因此破產,凍餒致死。後來,又把掠奪範圍擴大到山東、河北、淮南、江浙等地。所有湖泊的退灘地,黃河決口時淹沒過的土地,因原來地界都已沖垮,就全被作爲無主土地沒收。到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爲止,經楊戩掠奪的民田就已達到三萬四千三百多頃。
梁山泊原本是一個很xiǎo的湖泊，因黃河決口使許多原來的xiǎo湖泊與之匯合，到北宋末年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泊。它的存在曾使執政者頗費心思。王安石執政時總想千方百計增加財政收入，有xiǎo人建議說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改成水田，可以增加大量的官糧，王安石聽了非常高興，又說好是好，只是那麼多水放到哪裡去呢？當時劉貢父也在場，接話說在旁邊再開一個八百里湖泊就可以容納。王安石聽了哈哈大笑，此議也就作罷。“西城括田所”成立後也打起了梁山泊的主意，梁山泊本是濟州、東平府沿湖漁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但“西城括田所”將整個梁山泊收爲“公有”，規定凡入湖捕魚、採藕、割蒲，“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依船隻大xiǎo課以重稅，犯禁者以盜賊論處。沿湖各縣除正稅外，每年新增稅錢十幾萬，遇到災害還不得減免。沉重的租稅bī得人們走投無路，許多漁民不得已就投奔了梁山水泊。
盧俊義此時方纔知道自己原來封湖遷移漁民的政策有多麼荒誕愚蠢，整的自己跟朝廷沒有什麼兩樣，盧俊義馬上改正了方法，還是派出軍隊，但是是利yòu和說服，並不威bī。
梁山義軍出兵剿滅“西城括田所”的稅吏武裝，規定但凡歸附梁山的漁民可乘坐梁山的大船出湖捕魚、採藕、割蒲，梁山義軍不僅提供保護，還以市價收購漁民的魚和藕，不收取任何稅，一方面吸引沿湖幾十萬漁民的支持，同時也可讓更多士兵騰出時間參與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