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勇海軍上將既然贏得了使人們支持他的立場的勝利，總參謀部便於1956年7月帶頭大力削減常規部隊，特別是陸軍。
他在會議中提出了新面貌時期最激烈的建議，該建議如被採納，將會使我國武裝部隊的結構在今後四年內發生徹底的變化，這個建議雖未被採納，但隋建勇提案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標誌了那些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極端擁護者準備做到什麼樣的地步，它也說明了在軍種軍事長官會議上處於孤立和少數的軍種的不幸處境。
按照隋建勇海軍上將的建議，自1957年開始，部署在歐亞兩洲交界的陸軍應削減到配備原子武器的小型特遣部隊，抵抗敵人的地面攻擊就落在這些得到盟國（指駐在國）部隊支援的象徵性的我國部隊身上，駐在國內的陸軍也將大大削減，並主要限於執行民防任務。有限戰爭將由空軍和海軍部隊去打，由海軍陸戰隊遂行地面戰鬥。
這個建議立足於無條件地接受短暫的戰爭的理論，武裝部隊應使其後勤和人力方面的準備限於滿足現存部隊的需要，而不必爲在緊張時期或戰爭爆發後建立的部隊做準備，於是，他們只准購置必要的器材，以支援在平時組成與訓練的現役部隊的戰鬥。
軍種軍事長官們於1956年7月9日在國防部長盛建文的辦公室裡召開行政會議，討論該建議，顯然，如果採納隋建勇海軍上將的計劃，就會破壞我國從中蘇大戰以來所奉行的歐亞前沿戰略，瓦解我們的盟國，並取消作爲地面戰爭有效工具的陸軍。
因此，孫志武上將在最得力的參謀的幫助下，仔細地起草了一篇反駁稿，並帶着這篇稿子去參加會議，會議一開始，孫志武上將就採取了攻勢，從各個方面——軍事上、政治上和財政上——來駁斥這個建議的毛病。
概括起來，他的論點是：“海軍上將的觀點反映了這樣一個計劃，它使我國爲一種未必會發生的戰爭進行準備，但卻使我國在對付最可能發生的威脅方面軟弱無能，它固定了可能的軍事反擊的形式，其結果是使我國的政治和軍事政策失去了靈活性和機動性。
它將疏遠我們的朋友並使他們感到害怕，但恰好迎合了俄國打算把我國軍隊趕出歐洲和亞洲交界地區的願望，它以盟國堡壘的概念代替我們過去的戰略，後者是以與我們的盟國一起在前沿部署我國的威懾力量爲基礎的，我反覆說明這是一項不能爲我國接受的軍事計劃。”
對這些話的反應，是緊張的緘默，其他的軍種長官不表示支持，海軍上將也不答辯，會議不決而散，但是我確信這樣的分歧通常會提交文職國防部長，而在國防部長那裡，他的意見會被否決，如果沒有意想不到的幫助，結果很可能就是這樣了。
1956年7月13日《紀事報》登載了已故的該報駐新西伯利亞記者羅偉健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華夏聯邦打算削減80萬人。”
該文章相當準確地敘述了秘密會議上剛討論過的這一建議的某些部分，看來不是羅偉健得到了有意泄露的情報，就是他成功地拼湊了片斷的事實，這些片斷的事實是他從與瞭解內情人士的接觸中苦心蒐羅到的，不管怎樣，他機靈地推測了在最高軍事人員中間發生的某些問題的性質。
這個所謂的隋建勇提案的泄密案在國防部和整個政府高層引起了激烈的爭吵，在國外也有所反應，對泄密的調查立即開始，結果並未查出罪犯。
在國外，這次泄密引起了我們主要盟國的很大不安，特別是吳曼斯基總統對於傳說的減少駐烏拉爾聯邦陸軍的建議感到非常不安。他立即派烏拉爾聯邦武裝部隊總司令豪辛格將軍與美國國防部重要官員討論這個問題。
豪辛格將軍到達天津後，在幾次會議上雄辯地論證，華夏聯邦歐洲必須有一支強大的地面盾牌部隊，作爲總的戰略威懾力量的一部分，國防部長盛建文向他保證說，我國駐歐洲的部隊不會有重大的削減，這樣他纔回到烏拉爾聯邦向吳曼斯基總統作了肯定的彙報。
這一事件發生後，隋建勇海軍上將的建議就被撤消了，建議的書面材料均退回原來的機關。對我國海外駐軍和遂行有限戰爭的部隊的嚴重危險暫時解除了，但是，一年以後又以比較緩和的形式重新出現在1957－1961年的我國武裝力量發展計劃中。
這個階段的特點之一是國防部力圖不透露軍種軍事長官會議內就大規模報復和有關問題所進行的鬥爭。雖然陸軍的國家軍事計劃是一個公開的文件，但當我要寫一篇文章概要地敘述該文件的思想時，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篇文章是《外交事務》雜誌的編輯將遠山先生從外交關係協會的討論中瞭解到我的觀點的性質後，請我寫的。
作爲孫志武上將的擁戴者，他認爲，由我這個戰略部隊總司令爲陸軍說話更有說服力。
初稿的題目是通過威懾爭取安全。
我在該文中故意以一種低沉的語調概括地闡述了陸軍對國家軍事計劃的意見，考慮到這個計劃可能被稱作無所不包的戰略計劃，需要支出根本負擔不了的人民幣，故我強調首先應當把錢用在有助於加強威懾力量的部隊上，只有在滿足了它們的需要後，才把錢花在威懾失效後予以運用的部隊和計劃上。
該文章的最後一段如下：“由於對威懾力量缺乏信心和對原子大戰中生存的必要條件的考慮，而必須作出一些決定，面對着這樣的決定，希望我國的策劃者支持上面所概述的靈活的威懾計劃。
如果採納這一計劃，他們就會堅持首先對顯然有助於加強威懾力量的部隊提供足夠的保障，然後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東西，供威懾失效時使用。
這樣，我們雖然會生活在某種危險中，但似乎要比淒涼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來得好，如果我們假定，唯一值得準備的戰爭是對我國的突然核攻擊，並始終按此假定行事，那就會導致後一種結果。
相反，本文所推薦的軍事威懾計劃則能靈活地應付各種軍事行動，它並不是根據一種武器系統，也不是根據對未來戰爭的固定觀念制定的，它沒有忽視原子大戰的巨大危險。
事實上，它的首要目的就是爲了避免原子大戰的災禍，同時它也恰當地注意到應付大戰以外的戰爭的需要。
它計劃保持一個儘可能使戰爭遠離我國領土的前進姿態。
它應該撫慰我們的盟國而不是排斥它們。
最重要的是，在未來歲月中的危急時刻，當我國的領袖必須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決定採取適當的軍事反擊行動時，他們就有廣泛的選擇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