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統計過若干次，它用多少個零部件把它攢成的，最後也沒統計清楚，大概幾千個零部件，後來我就買回來以後，就經過修復，現在在廈門鼓浪嶼上展出，一直擱在那兒展出，我當時是設想睡那張牀的。
我因爲古書讀多了嘛，覺得這種牀睡起來一定是其樂無窮，但是擱不進屋裡去。我們的樓房很矮，我們一般樓房的屋裡的高度就是兩米五、兩米六吧，那個柱子就兩米八了，根本就立不起來，當時把它修復完了以後，因爲它是零件，拿回到屋裡的時候，就是想把它支起來，結果第一件事就傻了，柱子就立不起來，後來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我當時想的特別好，就是把牀上擱上一個書架，擺上常讀的書，它不是有架子嗎？上面安上各種射燈，還設想買一個小音響，睡覺時候可以聽聽音樂，想得別提多好了，可是牀到今天也沒睡過一天，非常地漂亮。
它的所有的圍子，所有的細部都是用很小塊的木頭攢插起來的，我們將來會講到，就是它工藝上的特點，就是我們有時候會忽略。外行人認爲一塊大板雕出一個東西最值錢，其實從工藝角度上講，越小攢插出來的東西越結實，價值越高，它把所有的應力全部消除，這是一個工藝，是中國人聰明才智的一個體現。
清代小說家，戲劇家李漁在《閒情偶寄》中說“人生百年，所歷之時，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間所處之地，或堂或廡，或舟或車，總無一定之在，而夜間所處則只有一牀，是牀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較之結髮糟糠，猶分先後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當莫過於此。“
這話寫得非常動感情，他就是說，人生活了一輩子，你反正白天是一半，晚上是一半，那麼你白天的地方說不準你在哪兒，他說你“或堂或廡“，就是你要不然在屋裡，要不然你在走廊裡，白天你“或舟或車“，就是你要不然坐船，那時候沒飛機，要有飛機也寫上了，你不定在哪兒呢，但是晚上，你肯定睡牀上，那麼他說這個牀乃我相共之物，就是比我的老婆說起來還有個先後，它比我老婆來得還早呢，所以“人之待物，其最厚者，當莫過於此。“就是你對它應該重視啊，應該有情感啊，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好一些呢，好好地去置一張牀，牀是我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東西，尤其中國的牀代表了我們文化中的精髓。
我們去故宮參觀，你注意看牀了以後你再看看皇帝的寶座，皇帝的寶座不是一個椅子的樣子，是一個牀形，這是爲什麼呢？我們下一講講中國的椅具。
俗話講，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叫站如鬆，坐如鐘，是中國人講究，坐有坐姿。我今天給大家先看一張圖片，這是皇帝的寶座，皇帝的寶座呢，是一個牀形，它爲什麼是一個牀形呢？我們知道中國人待客的中心是睡覺的地方，所以牀就形成了一個傢俱地位最高的一個傢俱。寶座是皇帝坐的，所以它在形制上有別於普通的傢俱，普通的椅子，所以它就做成了一個牀形。我們如果有機會去故宮看，在故宮的每一個皇帝停留的房間，都可以看到寶座，它這個寶座，就是一個牀形，這就是等級制度所造成的。
那麼中國傢俱設計是有原則的，我們這個原則從寶座上就可以充分的體現，它叫尊嚴第一，舒適第二，當它發生碰撞的時候，舒適一定要讓位於尊嚴，這跟西方的很多設計理念是不一樣的，中國過去的設計原則不是以人爲本，是以人文精神爲本，這一點大大的高於西方的設計原則。我們強調的是精神，不是強調一個純物質的東西。以人文精神爲本這句話表明了中國傢俱的一個設計的總體原則，這個總體原則在我們所有的傢俱中都可以體現。
我們抓住了這個原則的時候，再欣賞中國傢俱，再瞭解中國傢俱的時候，就覺得遊刃有餘，就是我們解釋了，我們過去很多坐具，爲什麼非常的不舒服，皇帝的坐具也是非常不舒服，乾隆皇帝坐在椅子上，那感受還不如你們坐在《百家講壇》的沙發上，你可以靠，還可以倚，他什麼都靠不住。椅子非常大，他的寶座非常大，有多大呢？最大的一個寶座，目前存在頤和園，有2.95米長，1.4米的進深，有1.85高，比我還要高，1.4米的進深，是可以躺下一個人。
那麼皇帝坐在這張寶座上，實際上是四邊都不靠，皇帝就如同坐在一個板凳上，對皇帝來說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但他強調的是尊嚴。所以他就一定要忍受這個痛苦，這是我們一般人都不知道，大家都覺得皇帝坐那個寶座上，是非常舒服的，他坐在萬人之上，坐那寶殿裡，大家都看他，你不知道他坐那兒，就是坐一個板凳上的感覺。
我們說了，這個寶座，是皇帝的專有座椅，但皇帝只是作爲他行政上面，比如他登基，政務他坐這樣的寶座，他平時坐什麼呢？他平時坐的椅子，跟我們的，我們百姓坐的椅子，區別並不是很大，都是一樣的。
我們首先對我們自己的椅子，應該有一個瞭解，首先了解這個詞彙，“椅”這個詞的本意是倚靠，我們現在寫的這個“椅”字，過去就是一個樹種，有人認爲就是楸木，椅樹就是一個樹，樹名。我們就知道了，凡是帶有靠背的，扶手的，可以倚靠的，這種才能，稱之爲椅，沒有這個靠背的坐具，就不能稱之爲椅，這個椅的本意，就是這麼來的。那我們民間有一種簡單的說法，太師椅，我們對中國傳統的，古典的椅子，一般百姓就說，誰家有一對太師椅，怎麼它叫太師椅呢？我們先說它的初始狀態，是這個樣子，是個圈椅，這個椅子呢，看着用料不多，很簡單，這就是太師椅的初始狀態，它是一個俗稱是圈椅的這樣一個椅子。
史書上記載，宋朝的宰相秦檜，他當時有個職務叫太師，太師是個虛職，品級很高，但是是個虛職，有點像個什麼今天名譽理事，有點像個這樣的虛職，不是一個很有實權，但是聽着很好聽。秦檜有一次坐在這個太師椅就是我們剛纔說的圈椅上面，累了，向後仰着，向後一仰，頭巾就掉了。當時有一個官叫吳淵，這個人有點眼力勁，喜歡拍馬屁，你想想秦檜當時都是宰相，然後把就要這把頭巾給他撿起來以後，馬上就找人，就設計了一個荷葉的託首，就是他在椅背的後面做了一個荷葉狀託，扣在這兒，你頭往後仰的時候，可以躺在託首上休息。
吳淵當時下令一下子就做四十個，這個史書是有記載的，這個椅子的樣子，就叫太師樣，所以太師椅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這段故事誰記載的？不是後人記載的，是當時的人，所以它的出處都比較準確。這個人叫張瑞義，他在《貴耳集》裡有這一段故事的準確的一個記載。所以太師椅從宋代開始，就叫太師椅了。
但是到了清代以後呢，這個太師椅，就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那時候，就不再注重太師椅的初始狀態，就是它是一個圈椅的狀態，後來的人不太注意這些東西了，凡是硬木的，比較貴重的，能顯示人的身份的椅子，就統稱爲太師椅，到了清代以後，椅子的典型狀態就是這樣，這個也俗稱太師椅。到了晚清以後呢，它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這個基礎上，比如扶手加寬，後背後面有一點過多的變化，這些都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的變化，結構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先講一個故事。東漢有一位名士叫梁鴻，有氣節，有文采，在當地非常有名。他的同鄉有一個女子叫孟光，一心一意想嫁給他。孟光長得不好看，膚色比較黑，但特別有勁兒，史書上記載她能“力舉石臼”，像個舉重運動員。孟光到了30歲還沒嫁出去，她父母就問：“你爲什麼還不嫁啊？”30歲很大了，不要說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30歲沒嫁出去的人，父母也得問。是不是？她回答說：“我非梁鴻不嫁。”梁鴻一聽這話高興了，心想：還有這樣的女子？那我就娶回來吧。我估計當時就是請媒人牽牽線，搭搭橋，也沒見過真人，就把孟光娶回來了。孟光很高興，就緊着飭，描眉畫眼。但梁鴻一見她這樣，就不高興了，連着七天沒有搭理她。孟光就慌神了，不知道因爲什麼：怎麼娶了我又不理我呢？她就向梁鴻請罪。梁鴻說：“你描眉畫眼不如素面朝天好看，我得要個能過日子的老婆。”我估計他也不敢說你長得不好看，怎麼畫都沒有用。孟光說：“那我就不畫了，咱好好過日子。”於是孟光每天把飯菜弄好了，端到丈夫面前，高高舉起。
這就是“舉案齊眉”的故事，這個成語也變成今天夫妻相敬如賓的一個象徵。這裡的“案”，當時就是一個托盤。今天的托盤就是一個盤子，當時的托盤“案”，帶有四個足，四足是縮進去的。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書案的“案”，形制上非常接近。這種托盤今天日本還在用，日本很願意沿襲我們的古制。
案和桌在形制上有本質區別。何爲案、何爲桌呢？一般來講，腿的位置決定了它的名稱，而與高矮、大小、功能都無關。腿的位置縮進來一塊爲案，腿的位置頂住四角爲桌。除了形制上的區別，桌與案更重要的區別，是精神層面的區別。這個區別在哪兒呢？在於案的等級比桌高。
比如我們常說拍案驚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絕，都是比較高等級的情緒；如果我們說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級的情緒。拍案驚奇是驚訝，拍桌子瞪眼是憤怒，它表達的情緒不一樣，這是它的精神層面。再比如，我過去當編輯的時候，經常挑燈夜戰、伏案疾書，是吧？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寫檢查。感覺到了嗎？凡是跟桌子相關的事都偏低，跟案子相關的事都偏高。
中國人把一個承具分得清清楚楚，這是我們的文化高於別人的精髓之處。我們平時不注意，跟“案”相關衍生出來的詞彙非常豐富，比如文案、方案、草案、議案，都跟案有關。因爲我們過去辦公，都使用案，與桌相對來說無關。只有中國有這樣的傢俱，形制上不一樣。那麼西方呢，沒有這個概念，英文中就是一個“table”，沒有桌案的區別。中國人把事情分得特別細緻，比如做菜的方法就分成煎、炒、烹、炸、汆、熬、咕嘟、燉，分得特別清楚，對吧？外國人做菜估計就一個方法，我看就是煎，恐怕連炒都不會。
同樣是案，也有很多形制。首先一種叫做翹頭案，它屬於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誇張，過去都是在寺院和祠堂裡使用，它表示對神靈、對祖宗的一種敬畏。衙門裡也用供案。這裡的供案翹頭非常高，非常誇張。它具有威嚴感，從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今天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時，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種威懾作用。如果法官搬一個小板凳坐那兒，估計犯人心裡就該想怎麼逃脫法律的制裁了。用傢俱作爲文化符號傳遞給你，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麼，衍生出來的詞彙就是“案件”，原義指案子上的文件。“審案子”，原義指在案子面前審理事情，最後簡稱爲審案子。沒有人說“審桌子”，審桌子就是要拍這桌子了。
對於文人而言，他設計出一種適合自己用的書案，非常溫和，它也有翹頭，但把誇張的氣氛都去掉了，翹頭很小。這個小翹頭幹嘛用呢？我們知道，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書畫形式叫手卷，捲起來是一個軸。比如《江山萬里圖》、《清明上河圖》，看的時候要橫向打開。過去看手卷有講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擱在方桌上看，就得在這種翹頭案上看。爲什麼呢？如果在桌子上看，手卷打開時，它的軸很容易滾到桌邊，你一把沒抓住，它咣噹就掉下去了，很可能就把畫撕了。但你在翹頭案上看，軸走到案子兩頭，就停住了，不會掉下去。從這一點就能看出，古人的生活非常講究，看畫時都要設計一個小小的機關。翹頭的部分既可以產生視覺上的變化，又有實際的功能。
我當年碰到過一個特別好的紅木翹頭書案，它的翹頭極爲特殊。一般的翹頭，都是在案子的平面上單做翹頭，那個案子的翹頭是一木連做，就是用一塊木頭整挖出來。案面是癭木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漂亮至極，古人稱爲“滿架葡萄”，是一種文學形容。癭木是一種極爲特殊的木材，後面在講傢俱用材中，會專門講到。我當時非常喜歡，就跟人家磨。那人是想賣了條案，拿錢買電視。我跟他磨合了半天，最後都出門了，那人還說你能不能再加五十，一會兒吃西餐什麼的，說明他很注重這種小錢。我想他今天一定很後悔，當年拿了一個上輩子留下來的紅木大條案換了個電視，擱今天我估計能換一個快倒閉的電視廠。
還有一種跟翹頭案几乎一樣的案子，叫平頭案。把翹頭去掉就是平頭案。
還有一種叫卷書案。卷書案出現得非常晚，它兩端的趨勢是往下走。這種卷書形的案，過去炕上使用得比較多。
炕上的案子稱爲“炕案”，比較矮。因爲在炕上，不必擔心東西掉下來摔壞，就不需要再去擋着了。卷書案到晚清以後，非常受歡迎。尤其江浙一帶，卷書案非常盛行，而且尺寸比較大，外形比較圓潤，可能跟南方人喜歡柔軟有關。北方卻並不多。
我們知道，案子一般是家庭裡體型最大的傢俱，它比較長，所以在搬動中會有問題，你經常搬動會感到特別不方便。過去的案子，估計都上不去今天的樓房，樓梯那兒就拐不過彎兒來。古人也考慮到了這些，設計出一種很新式的案子，叫“架几案”。
所謂架几案，就是兩個幾座上面架一塊板。我們剛纔說了，案是腿要縮進去，但現在大量的架几案是幾座頂住兩頭擺。案子腿部縮回來，相應的，案面兩端就要伸出去一塊，行話叫“擔出去”，意思是像挑擔子一樣伸出去一塊。我們過去通過單純的語言來傳達信息時，人家就會跟我說：那兒有一個案子，擔出去的部分比較長。我就知道具體位置了。
架几案的尺寸相對來說都比較大，因爲它是三件一組，便於搬動，當時也非常流行。早年我在鄉下見到很多架几案，但是真正使用優良木材，比如紫檀、黃花梨、紅木的，相對來說非常少，尤其紫檀。大號的紫檀架几案基本都在故宮，就沒出過宮。我碰到過非常大的紅木架几案，將近四米，原來是北方製作，後來被南方人買到上海。但它在上海沒有市場，因爲買回去要往家裡放，誰都嫌這傢俱尺寸過大，沒有地方擱。買的商人本來認爲這個架几案很值錢，可是買到上海以後誰都不要，他擱了兩三年都賣不出去。我當時看到就特高興，因爲我想用它來做展覽。所以當我表示出興趣的時候，他覺得我是一個買主，就很便宜地賣給我了。這件紅木架几案至今還在觀復博物館紅木廳展覽着，尺寸很大，也非常高。
案的基本形制，就是翹頭、平頭、卷書、架幾這四種。我早年尋找案子的時候，城裡很少見，農村多，越偏遠的地方越多。因爲過去鄉下住的房子相對比較寬敞，放得下。而城裡的房子，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部分比較窄，因爲人口增長速度太快，大部分家庭都把這佔地兒的傢俱淘汰到農村了。
有一年，一個朋友找我，那時我還年輕，他比我大，管我叫小馬。他說北京門頭溝那邊發現了一件黃花梨大條案，要帶我去看。當時他叫了一輛出租車。要知道，那時北京沒有隨街就能打的出租車，要專門到出租車站去叫車。他就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我家。我很奇怪，覺得他那麼奢侈，還打的！那時打的是很少的事，我以前都不記得自己打過。但他說：“沒事，這大案子買了，什麼便宜都有了。”我家當時住在東四十二條，我們從那兒開車奔了門頭溝。快到的時候，越走路越窄，兩邊都是山，我多少有點兒害怕，因爲沒去過這些地方。我就老跟那人說：“今天沒帶錢，就是先看看。”最後終於找到那家了。
一進屋，老太太正包餃子呢，按住我，非讓吃餃子。我哪兒有心情吃餃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還說不着急，吃完餃子再說。可那餃子剛擀皮，我什麼時候才能吃上啊！我執意要先看案子，就拉着老太太上人家後屋去了，一看，好！一個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黃花梨！我一下就跟泄了氣的皮球似的，覺得白跑了。於是我們一路無話，開着車就回來了。
路過東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車停車！”車停了，他下去說：“小馬，我還有事，先走一步了。”我還沒反應過來呢，他就走了。車拐過彎兒來，就是東四五條。五條就是出租汽車站，車停了，我得結車錢去。最後我結了200多塊錢，那時我每個月才掙不到100塊錢。我當時臉都紅了，心裡恨死這件事了。所以這案子沒記住，事情記住了。所以說，人不能辦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個祠堂裡，曾經看過一張非常大的黃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觀念特別重，所以每個村裡都有宗祠。那張案子非常巨大，長4.2米，案面是一塊獨板，俗稱“一塊玉”，就是說整塊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極。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這麼漂亮的案子。這張案子幾百年來都在這個宗祠裡，受無數人的禮拜。可惜最後還是被拿出來賣，整個村裡的人都在場院上坐着，買的人點好錢，全體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當時的能力，沒有辦法買下這張大案。這案子現在在美國丹佛博物館展覽。我去丹佛博物館講課時，又看到這張案子，非常震撼。
這張黃花梨大案經過幾百年的歷史，在村子裡起到一種凝聚力的作用。但村裡人爲了分筆錢，把幾百年的案子賣掉了，最後輾轉到美國，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來了。以後有機會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這張“天下第一案”。
由於案子的陳設功能越來越大，它的實用功能就相對降低；相反，桌子的實用功能越來越大，陳設功能越來越低。所以，桌案從功能上有了區分，這是在使用中發生的區分，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設計的。比如過去的人家，一進屋就放着一張大條案，靠着主牆，上面擺兩隻撣瓶。我小時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個大院。我那時候很小，覺得這張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見案子上面的大撣瓶。這就是我對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時是20世紀60年代，後來這案子上哪兒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來越接近實用的時候，就跟案發生了分野。桌，最早寫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來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爾不羣。就是超出別人，高高地立在那兒。“卓”字後來才把底下“十”字變成了“木”字，寫成了現在的“桌”字。
桌與案從功能上講，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們有條桌就有條案，有畫桌就有畫案，有書桌就有書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飯桌，就沒有飯案。因爲吃飯這件事雖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從精神層面上講並不重要。過去古人從文化上還比較鄙視吃。他覺得天天去談吃，層次太低了，得談點兒文化，談點兒梅花、竹子，才比較雅。所以，吃飯比較低，我們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飯的桌子大多是方桌，爲什麼呢？這跟我們吃飯的制度有關。我們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爲什麼有舉案齊眉這件事呢？因爲當時是分餐，我舉一份給你，我這兒還有一份。如果當時梁鴻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舉着你吃，然後你舉着我吃了，對不對？我們的分餐制度逐漸演化成共餐制了。採用方桌吃飯的時候，我們就是共餐制。這一點從我們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來。早期凡是筷子長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對貧困的家庭。
中國人的筷子有特別長的，是爲了菜多的時候，能夾着遠處的菜。今天餐廳有轉盤，什麼菜都能轉到你跟前，過去沒那事兒，你得去夾，所以筷子一定要長。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爲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長。它爲什麼是尖的呢？是因爲日本民族吃生的東西，比如生魚片，非常滑，夾的時候必須扎一下，才夾得起來。我們則不同，過去中國人吃飯很講究，絕對不許扎。我小時候，記得姥爺就教育我說：“夾起來就吃，夾不起來就不吃，不許扎。”後來我大一點兒，人家告訴我說：“筷子扎饅頭，是給死人吃的。”按照更嚴格的禮儀，過去在桌上吃飯，筷子絕對不許伸過中軸線，那邊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許伸筷子過去夾，頂多是人家給你端過來，你才能夾一筷子。這就是中國飲食的傳統習慣，所以中國人從小練就了一雙靈巧的手，順便把腦子也給練靈巧了。我們再看韓國的筷子，是金屬的，因爲韓國老燒烤，趕上咱這種筷子早就燒壞了，所以必須使用金屬。從小小的筷子身上，我們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徵。
隨後亮格櫃出現了。“亮”是通透、透亮的意思。所謂亮格櫃，肯定上面有一部分通透，就叫“亮格”。這種櫃子還有一個很通俗的叫法，“萬曆櫃”。萬曆櫃是明朝萬曆年間非常流行的一種櫃樣，因此而得名。正像“景泰藍”是在明朝景泰年間開始受到重視，因此而得名一樣，我以後會專門講到它。
中國的第二次收藏熱就在晚明。晚明期間的收藏熱，導致萬曆櫃的出現，上面這一層通透的地方，是專門爲了陳列古董而設。宋代的古董陳設，一般不是擱在榻上，就是擱在案上，它是平面的一種欣賞。到了晚明時期，古董擱到萬曆櫃的亮格里，有空間感了。但是請注意，它還是陳設在一個平面上。一般萬曆櫃的高度，會比人的視線稍微高一點兒，眼睛稍微往上一擡，就能看見它的亮格了。
我曾見過一對很高大的黃花梨萬曆櫃。20世紀90年代初，一個行家給我打電話，說有一對大號萬曆櫃，問我願不願意去廣州看。於是我專程去了廣州，因爲我還比較信這個行家。行家說櫃子有3.2米高，那就非常高了，像我這樣高的人，伸起手來是2.2米，根本夠不着它的亮格。所以我第一反應就是，如何往上放東西？這樣的東西不應該存在呀，歷史上也沒見過這麼大的萬曆櫃。
結果，我去倉庫一看，確實是一對巨大的萬曆櫃。我就詢問來源，他們推測了半天，說這對大櫃是蘇北地區的，有可能是一個廟裡的傢俱，但這個廟在解放前就被拆掉了。廟裡是有巨型櫃子的可能。我在很多寺院裡看到過巨型傢俱，包括邊長超過2米的超大方桌，但在老百姓家裡是不可能看到的。這對巨大的萬曆櫃，20世紀50年代就被拆散賣掉了。當時第一個櫃子在蘇北買到，第二個櫃子在山西買到，當兩個櫃子湊到一起時，天衣無縫，確實是一對。可惜的是，當時我買不起。最後這對大櫃被賣到了美國。
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時期，全國的收藏熱再度興起。這時，多寶格就出現了，它已經不是隻有一個層面的櫃子了。我們從雍正《十二美人圖》上面，可以看見當時多寶格的形象。我們推測多寶格是雍正年間發明的，就是當第三次收藏熱達到高峰的時候。多寶格專門用來陳設古董，是專屬傢俱。
我在上世紀80年代喜歡古董的時候，經常跑琉璃廠。當時文物商店的收購部就在琉璃廠，那裡有一對雍正年間的雞翅木多寶格，我每次去都觀看很長時間，非常喜歡。當時收購部的人說這對櫃子不可以賣，於是就一直擱在那兒。十幾年中，每次路過時我都進去看看，心裡就覺得高興。後來1995年翰海拍賣時，這對櫃子被拿出來拍賣了。當時社會缺乏對多寶格的認識，所以我以非常低的價格買回來了，現在還在觀復博物館裡展出。
一般情況下，多寶格都是對稱的設計，左邊有一個空間，右邊也有一個同樣的空間，並不一順邊。這是多寶格的一個特徵。對稱是中國古典傢俱的基本原則。多寶格一般都是成對出現，儘管我們看到過很多單隻的，但那都是歷史上就被拆散了。
多寶格的出現，表明社會富足時期的到來。今天就是這樣。現在很多人家庭面積改善了，就跑到傢俱市場買一個古董櫃子，不管是真，還是假，反正擱幾件古董上去，就很高興。這是社會富足的一個標誌。
古董的陳設，由早期的案、榻之上的陳設，到萬曆櫃裡的平面陳設，再到多寶格的多層次陳設，這是陳設性傢俱的一個變化，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傢俱設計意圖的走向。
剛纔說的都是陳設性的傢俱，還有一種完全儲物的傢俱。第一種是明代最經典的櫃子，俗稱“麪條櫃”。樣子是上窄下寬，呈“a”字型，所以英文裡叫“a型櫃”。南方人說得更通俗，叫“大小頭”，顯然是底下大，上面小，很形象。麪條櫃的設計非常科學。它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裡的原理，把麪條櫃的門打開以後，不用關。因爲重心偏裡，櫃門在沒有任何動力的情況下，會很緩慢地自動關上，很神奇。我曾經給一個美國人演示這個櫃子，我打開櫃門，一鬆手，它自動就關上了。美國人很驚訝地說：“我兒子終於有治了！我兒子從來不知道關門。”
麪條櫃除了自動關門的優點外，還有非常好的視覺穩定感。因爲它下寬上窄，當你離它很近的時候，更有穩定的感覺。一般人很少注意，當我們走近上下垂直的櫃子時，由於視差的變化，櫃子會變成上寬下窄。而當你走近麪條櫃時，它就變成直的了，這是一種利用人的視差、利用人的內心很細緻的感受，設計出來的一種經典的櫃子。由於麪條櫃的設計理念與衆不同，所以它是中國古代傢俱中最貴的櫃子，是西方人最爲追逐的櫃子，而我們自己往往會忽視。
麪條櫃進入清朝以後，數量就逐漸減少。民國到現在，幾乎沒有人再生產這種櫃子。很多人就奇怪，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爲什麼這麼優良的櫃子，反而不用了？這與我們國家人口增殖有很大關係。明末時，中國大概有不到1億人。這種統計在學術上有各種爭論，但一般都認爲到明末，中國人口在9000多萬到1億人左右。到了乾隆朝，人口翻了兩番，是4億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晚明引進了番薯和玉米，這兩大植物救了很多中國人的命。中國過去五穀雜糧都比較低產，一畝打200斤就算很多了。這兩種植物的引進，是人口急劇增殖的一個基礎原因。當然還有政治原因，就是康乾盛世的整體社會因素。
人口翻了兩番，但房屋面積沒有相應擴大。人均居住面積在下降，要求傢俱的擺放更緊湊。麪條櫃的擺放，必須是左一個、右一個，必須拉開，它不能靠在一起擺。因爲當它靠在一起時，兩個櫃子之間就會形成一個大的倒三角，視覺上不舒服。對於清朝人來說，這種櫃子不再適合日益縮小的居住面積。
我們到解放那年，還是4億多人，當時的口號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團結起來，就是4.5億人。我們從解放到現在，不到六十年的時間，人口增長得非常快，大概增加了兩倍，現在有13億多人。這個數字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