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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三年一年，對於大宋上下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先是經歷慶曆二年的糧食危機和大饑荒，整個大宋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各地盜跖匪徒流民蜂起，若非朝廷立下決斷，派蘇錦雷厲風行以揚州糧務爲突破口化解了缺糧危機，慶曆三年的新年將會是悲慘的一年。
糧食危機過後，夏遼兩國聯合對大宋施壓，遼人以武力爲要挾想趁火打劫敲一筆竹槓，以蘇錦富弼爲首的談判團巧思妙計嚇退了遼人，緊接着元昊趁和議開啓之際欲以一場大勝在談判桌上增加砝碼，卻被蘇錦火燒大軍糧草，鎩羽而回，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
上半年的驚濤駭浪沒有讓大宋這艘大船顛覆，固然是上下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幾件大事都離不開一個人的參與，那便是一個彗星般崛起的新星，一個大宋人眼中的文武全才蘇錦。
但所有的這些事，都比不上另外一件事讓大宋上下震盪談論，成爲街頭巷尾永遠悄悄議論的話題，那便是以范仲淹等人發起的新政變法。
從四諫官彈劾副宰相王舉正開始，重病在身卻把持朝政的呂夷簡也隨即被彈劾落馬，鬱鬱而終；緊接着原西北大帥樞密副使夏竦也被彈劾免官，再接着數名碌碌無爲把持重要位置的官員紛紛成爲四諫官的目標而落馬。
九月裡，歐陽修、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正式擬定變法十策，除了軍隊改革一項爲獲趙禎許可之外，其他九條從吏治、富國、法治三處入手，推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改革措施，明確變革的目標和細則，轟轟烈烈的頒佈天下。
一時間天下大譁，人人爭相談論新政內容，褒貶不一各持己見，贊同者彈冠相慶，若這九條能實施下來，朝廷面目必然煥然一新，大宋強國富民指日可待；而反對者則指天畫地的咒罵，這改革措施一旦實行，首先遭殃的便是在職的衆多官員權貴，他們的既得利益將大大被損害，從此將被大大的削弱特權。
以變法之明黜陟一條爲例，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一改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爲準的弊端。讓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爲的作風有所改變。變法提出考覈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的主張，杜絕庸碌之輩時餐素位渾渾噩噩；這一條讓混跡官場的魚目混珠之輩無所遁形，大宋各地大批的官員被撤換貶謫，一時間人人自哀恍然不可終日。
再以均公田爲例。公田，即職田，是大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供給不均導致，怎官員無法盡職盡力，變法提出朝廷均衡官員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爲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而佔用均田過多的則要收回，對違反均田規格私自侵佔公產的官員要嚴厲懲處；此舉一出，在職官員沒均田的基本上沒有，多佔的倒是很多，其實便是變相的將官員們貪墨的均田收回，官員們自然無法接受。
再以抑僥倖爲例，抑僥倖即限制僥倖作官和升官的途徑。大宋官員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幹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所以變法是爲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並無才學充任館閣要職；配合第三條的精貢舉之策，爲大宋朝廷選拔出更多的人才充當朝廷要職。
這九條基本上就是蘇錦的策論十弊的翻版，讀過蘇錦殿試策論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有人藉此大做文章，說范仲淹等人拾人牙慧剽竊蘇錦所奏議，實乃不學無術之徒；范仲淹倒也能忍辱負重，雖然心裡早有這些想法，卻不知爲何跟蘇錦的雷同度頗高，讓他也覺得奇怪，至於罪魁禍首蘇錦當然不會傻到出來爲他開脫說是自己剽竊了他的奏章了。
變法實行的第一個月，在趙禎的大力支持之下，很是有雷霆萬鈞之勢，這裡不得不提及一事，接任外代宰相的章得象不認風頭，居然想行使宰相職權，否決了數條變法之策，頓時招致四諫官的彈劾，可憐他才過了四個月的宰相癮頭，便被迫下臺。
宰相之職空缺，最佳的人選卻又遲遲不能出爐，讓人驚訝的是，樞密使杜衍居然大力推薦晏殊接任，教人大跌眼鏡；而原本便屬意晏殊爲相的趙禎居然猶豫了良久，最終應其所請；更教人奇怪的是，對宰相之位勢在必得的晏殊卻拒絕擔任宰相之職。
一連串的意外讓京城官場變得一團糟，誰也猜不透其中的貓膩，而當事之人卻個個心知肚明，范仲淹在和韓琦等人私下議論此事的時候一語道破天機：“杜衍推薦晏殊，乃是明知晏殊對變法之議不甚贊同而拉其共同對抗我等而已，至於晏三司不願接任，也是因非常時期不肯立於風口浪尖與我等唱對臺戲；至於皇上的心思，我等也不必猜測，聖意如何不是我等所能揣度的。”
要是蘇錦聽到這段話肯定會接口告訴他們，聖意自然是難測，但在這件事上倒是很明顯，皇上明顯是不想讓晏殊成爲衆矢之的，保持晏殊在暗處，將來若有變故，晏殊可出來力挽狂瀾；而這一切都暴露了皇上變法之心不堅，用人變法卻又留有後手，說難聽一點這叫兩面派，說的好聽一點，這便是權謀之道，御下之道。
但最終晏殊還是於十月裡被任命爲宰相，但趙禎附加了一個條件，關於變法之事，宰相無需插手，全權委託副宰相兼樞密副使范仲淹負責，這樣一來便徹底斷絕了兩派直接交鋒的可能性，不可謂不高明。
當蘇錦緊鑼密鼓的賺錢的時候，變法也如火如荼的展開，從京師到地方，冬雷滾滾響徹大宋各地，在某些人看來，慶曆三年的冬天很冷，冷的徹骨嚴寒。
然而，改革是易行之事，天下便沒有難事了，俗話說的好，積習難改，一個人改變自身的習慣尚且困難，更何況是一個國家近百年來的積弊。
大宋州府縣三級官員數月間被罷免了近百，而這些人除了少數自認倒黴之外，大多數都有靠山和背景，但凡能坐上州府一級正職之人，多多少少在朝中均有些背景，打狗還需看主人，一羣狗兒被打，主人們豈能坐視；更何況不知好歹的變法派們竟然毫不避諱，一個個變成了老憤青，仗着趙禎撐腰，一律一視同仁。
這種毫無策略的做法很快便招致了反彈，十一月初冬的第一場雪紛紛揚揚落下的時候，蘇錦正帶着晏碧雲等人回京兜售他的寶山石炭香餅和煤餅的時候，京城中正悄悄的醞釀着一場運動。
雪後的天氣特別的寒冷，十一月初六，皇宮早朝過後，在宮城宜德門外的大廣場上，不知從何處冒出來成千上百衣着單薄的老老少少，這些人集體跪在宜德門前，將宜德門堵得嚴嚴實實，將下朝的大小官員盡數堵在門內無法出宮。
跪着的衆人大多都是熟面孔，特別是對於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而言，這些人最熟悉不過了，不但面孔熟悉，有些人甚至都知道名字；他們正是各地被罷免的州府縣的官員們，不知爲何，竟然集體聚集於宮門外跪在冰天雪地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