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隊最令人痛恨之處，就是其在鴉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水師利用手中的權力收受賄賂，聽任鴉片流入內地，有時甚至自己也參與其中，爲之運輸護航。至鴉片戰爭前，水師官兵與鴉片商相互勾結，已形成一整套從水師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賄銀分配慣例，即所謂“陋規”、“土規”。正如陝西道監察御史杜彥士所指出的那樣：“夷船所以停泊無忌者，由於水師員弁收受陋規，每船得洋四百圓、六百圓不等。船上煙土，皆營弁包庇販賣。”“夷船一到彼處，則盈千累萬，交水師哨船代爲交易。”
廣東禁菸期間，林則徐則轟轟烈烈地展開過打擊走私活動，卻沒有收到實效。後來他曾對友人透露其中的原因說：“粵營以水師爲最優，其歲入得至糧餉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規者百分之九十九，禁絕煙土，則去其得項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以上種種貪腐行爲，已經是朝野皆知的公開的秘密，卻多年相沿，難以取締。其原因無非是因爲這些收入已經成爲軍中日常招待經費的主要來源，也是軍官固定半固定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取締，必然影響軍隊“穩定”。所以歷代相沿之下，這些做法竟然獲得了某種“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從皇帝的角度看，這些做法一時似乎確實解決了國家經費不足的困難，甚至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兵的待遇，不失爲不增加財政收入前提下維持龐大的軍隊數量的一個“巧妙”的辦法。所以皇帝們長時間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表面上偶爾下下諭旨，重申一下禁止侵沒，否則“從重治罪”，“以肅戍政”等紀律，但大多虛聲恫嚇，並無實際措施。
然而在滿足了體制的惰性的同時，這些行爲給軍隊帶來的危害卻是災難性的，軍隊因此失去起碼的戰鬥能力，不能正常行使自己的職能。各級軍官精力全部用來撈錢，“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習勞”，“所謂訓練操防，全屬有名無實。”咸豐元年曾國藩在應召陳言時，曾上過一道《議汰兵疏》，其中對當時全隊的狀況做了如下概括：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僱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
針對以上情況，林則徐說：“雖諸葛武侯來，亦只是束手無策。”
六
曾國藩不是軍人，也從來沒有摸過武器。但是他畢竟從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過數年的“兵部左侍郎”（約等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加之他以經世致用爲志，注意講求實情，因此對大清國家武裝情況有較一般人遠爲深入而全面的瞭解。他對國家軍隊的看法與林則徐不謀而合：綠營習氣已經“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
在曾國藩看來，要挽救這個國家，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動手，練出一支嶄新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曾國藩深知薄俸制是綠營八旗風氣敗壞的源頭。要保證新軍有良好的作風，就要對士兵實行厚餉原則。
湘軍陸軍正勇每月口糧四兩二錢，較綠營馬兵口糧多一倍，戰兵口糧多三倍，守兵多四倍，除個人生活外，還可以補助家庭。
對於軍官，曾國藩更採用高薪養廉政策。湘軍一個營官的月銀，相當於綠營參將平均月銀的兩倍半，爲守備的月銀六倍。
湘軍的財政制度，主要依靠從主帥到各級軍官的相互信任與道德砥礪，而不依靠會計制度和審計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湘軍財政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巨大的灰色空間，比如截曠制度。
國家統計的軍餉，是足員足月的全額。但一年當中，軍隊常有兵員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補充。新舊兵員不可能當天銜接，這中間會有空缺。空缺時的餉銀就節省下來，叫做“截曠”。
湘軍因爲無嚴格細緻的會計審計制度，對截曠等規定很寬鬆。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爲自己的“小金庫”，死後還存有八百萬兩。在離開直隸總督之任時，他將其全部移交給後任王文韶，而沒有私支濫領，一時傳爲佳話。王文韶因此贊李“公忠體國，廉介可風”。可見這筆錢如果積累起來，爲數實在不少。
王運在《湘軍志·營制篇》中說，湘軍軍官“故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金，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
在這樣高的薪酬水平下，湘軍軍官不用刻意貪污，即可發家。曾國藩就說：“章程本過於豐厚，故營官無人不發財。聞周鳳山家已成素封矣，其餘積資置產者甚多。”
作爲湘軍最高統帥，我們如果僅以統一萬人級別計算，曾國藩一年淨收入可達五千四百兩，比做侍郎時的六百二十兩足足增長了8.71倍。帶兵十二年，合法工資收入可達六萬四千八百兩。
何況他又擁有絕對的財政權。湘軍是朝廷編外部隊，軍餉主要來源靠“自籌”，自己想辦法解決。湘軍的所有大的收入、支出，都由曾國藩一人負總責，對軍餉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從咸豐三年創建湘軍到同治七年戰事基本結束，曾國藩先後報銷軍費約在三千五百萬兩左右，絕大多數屬自行籌措而來。曾國藩幕府的糧餉籌辦機構，由於沒有正規的財政制度，曾國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筆納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積累百萬資財實在是太輕鬆的事。
七
但曾國藩卻沒有因此而發財致富。雖然可以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他寄回家裡的錢，卻比以前當京官時還要少了。
咸豐五年一年，他沒有寄錢回家。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江西寄信給諸弟說：
餘往年在京，曾寄銀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濟族戚之窮乏。自行軍以來，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此際實不能再寄。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餘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聖主。
今年江西艱困異常，省中官員有窮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撫藩各衙門亦不能寄銀贍家，餘何敢妄取絲毫！茲寄銀三十兩，以二十兩奉父親大人甘旨之需，以十兩奉叔父大人含飴之佐。此外，家用及親族常例概不能寄。
我們可以判斷，曾國藩從軍之後，每年寄回家中的銀兩，大約在一百兩之數，低於他清苦的京官時期。
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爲他當初所發的那個“不靠當官發財”的誓言。出山時，曾國藩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軍隊這個貪污之藪對自己的考驗。在《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中他信誓旦旦地說：“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
既然對家鄉父老發下了“不愛錢”的誓言，曾國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在從軍不久，就大筆寄錢回家，折損清名，貽人口實。
當然，發誓在軍中“不要錢”，並不只是爲了保持個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國藩深知廉潔對戰鬥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錢、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組織起一支真正有戰鬥力的隊伍。
因此，在以身作則的同時，他對軍中廉政建議抓得很緊。他反覆告誡軍官們說：“欲服軍心，必須尚廉介。”對發現貪污的行爲嚴懲不貸，從不姑息。副將楊覆成、彭得勝因剋扣軍餉，曾國藩上奏朝廷“正法”處之。曾國藩的湘軍風氣，因此與衆不同。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後來成爲曾國藩幕僚的趙烈文第一次來到湘軍東流大營中，看到湘軍軍營風貌與他地迥然不同。他說：
督帥四月初自祁門來此，城內外扎大營三座，衆千五百人。……又聞營弁言營中規矩甚嚴，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營中無一人吸食鴉片者。合營辦事及供役，悉用官弁，無私從一人。應酬簡易，巡捕官白事，長衫而已。帥（指曾國藩）亦躬尚約素，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與士卒臥起同時，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聽，更號有違誤者，亦不加嚴責，好語訓誨而已。民間辭訟，雖細必親，小民直至督轅遞呈，無一錢之費，其忠清艱苦，至於如此，可爲流涕。
八月二十六日，趙烈文又巡視了曾國荃的大營。他對比江南大營與湘軍營地，得出結論說：
吾八年春，省吾兄於秣營，遍觀長濠營壘，識其兵帥，與此間有三異：一、欽差總統大營，離濠十餘里，而此處統領營逼近濠牆，且正當衝要。二、長濠深不及二丈，當敵衝處名龍脖子，以在石山上，不能開掘，僅壘小石作牆，高不及丈，而此處濠深廣皆倍之。三、濠內各營，雖頭敵俱不設嚴備，無坑塹，而此繞營小濠亦復寬深，鹿角梅坑，無不得法。又人事異者復有二：一、營中飲食，咄嗟立辦，客至無不留飲，而此間客至，方謀到城中飯肆買菜，客卒不及候而罷。二、營官及隨身親勇皆華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識。此五者，嚴既勝懈，儉復勝奢。嗚呼，一成一敗，非偶然矣！
當時全中國的軍隊當中，主帥穿着破舊衣衫，軍官們穿着都如農民，來了客人來不及備飯的，僅曾國藩的湘軍一家。因此趙烈文才感動到“可爲流涕”的地步。雖然採用厚餉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國家正規軍比起來，湘軍耗用的軍餉數卻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豐三年春，清廷用綠營兵九萬七千七百餘，費時二年多，用餉即二千五百一十萬餘兩。而曾國藩的湘軍，從咸豐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後十二年，人數由初起一萬七千人增至後來的十二萬人，也僅花二千九百萬兩左右。由此可見湘軍整體上的軍事效率和節約程度。
八
那麼，曾國藩自己的合法工資，都用到哪了呢？
首先，作爲因“墨從戎”而拒絕官職併發誓“不要錢的”湘軍最高統帥，財務全權負責的“一支筆”，曾國藩是否按統帥一萬人的標準給自己發放固定津貼，目前還沒有資料可證。也許他“以身許國”，“以軍爲家”，並沒有給自己設定固定收入，而是以公務的需要因地制宜地設定自己的經費標準。
其次，對於經費的剩餘，從爲數不多的幾條記載中，我們可以大致判斷有以下幾個去向。第一是用於軍隊開支。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給曾國荃信中說：“餘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專丁前來稟詢，餘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從後文彭玉麟的例子來看，這一萬五千兩銀是可以由其任意支配的，納入私囊當無不可。
第二個方向是用於地方公益事務。家信中有多次記載，他寧肯把收入捐給戰區災民，也不送回家。
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鄉期間，曾指示弟弟曾國荃，在應酬及救濟紳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錢：
聞我水師糧臺，銀兩尚有贏餘，弟營此時不缺銀用，不必往解，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亦可隨便賙濟。兄往日在營，艱苦異常，當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恨，若弟有宜賙濟之處，水師糧臺，尚可解銀二千兩前往，應酬亦須放手辦，在紳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
寧可把大量錢財用於施捨他人，也不寄回家裡，除了不靠做官發財之誓言外，曾國藩還有更深入的考慮。
九
曾國藩在軍前期，對家中買地起屋等增產之事，通常抱反對態度。他擔心自己發誓不要錢，而家中地產日增，房舍新建，必然引起人們竊竊議論。
咸豐五年，他幾次聽送信的長夫說，弟弟曾國潢資助歐陽夫人在衡陽五馬衝（曾氏岳父家附近）買了一百畝田地，作爲曾國藩的私產。
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曾國藩寫信回家，拒絕這項地產，信中說：
聞屢次長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陽五馬衝買田一所，系國藩私分等語，並雲系澄侯弟玉成其事。國藩出仕二十年，官至二品，封妻廕子，且督師於外，薄有時名。今父親與叔父尚未分析，兩世兄弟洽洽一堂，國藩無自置私田之理。況田與蔣家壟相近，尤爲鄙陋，此風一開，將來澄弟必置私產於暮下，溫弟必置私產於大步橋，植弟、季弟必各置私產於中沙、紫甸等處，將來子孫必有輕棄祖居而移徙外家者。昔祖父在時，每譏人家好積私財者爲將敗之徵，又常譏駝五爹開口便言水口，達六爹開口便言桂花樹，想諸弟亦熟聞之矣。
除了這些理由，這封信中還有一段十分關鍵的話：
內子女流不明大義，紀澤兒年幼無知，全仗諸弟教訓，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於鄙私一路，則將來計較錙銖，局量日窄，難可挽回。子孫之貧富，各有命定。命果應富，雖無私產亦必自有飯吃；命果應貧，雖有私產多於五馬衝倍蓰什佰，亦仍歸於無假可吃。兄閱歷數十年，於人世之窮通得失思之爛熟，茲特備陳大略，求澄侯弟將五馬沖田產爲我設法出脫。
這段話說明了曾國藩不往家裡寄錢的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獨特的金錢觀：奢侈的生活環境不利子孫的發展。
咸豐九年日記中記載，他與左宗棠聊天，左氏言：“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這正是曾國藩一貫的思想，所以他評價此語爲“見道之語”。他從自身經驗總結出，大富之家並非是一個人良好的成長環境。他曾在家信中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他說他決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依作惡，必且大玷家聲”。
所以，他不多寄銀錢回家，也是擔心家風因此而壞。他在家信中說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這一思想是曾國藩教育觀念的一貫基礎。所以他在給曾國潢、曾紀澤的家信中，對後代的生活作風反覆絮言。比如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給紀澤的信中說：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僱工則臣（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矣。……京師子弟子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至囑，至囑。
曾氏職場生存哲學
一
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
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在官場應酬上，曾國藩並不標新立異，而是儘量從俗。剛剛就任總督時，他曾經要求部下免於迎送，時間長了，他發現這種要求實在難以貫徹，徒然驚世駭俗，並無實益，所以越到後來，就越隨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國藩到蘇州閱兵。他寫信給曾紀澤談到在蘇州這幾天的應酬情況：
餘於二十八日抵蘇後，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張子青中丞處。三十日在家會客，織造及質堂、眉生、季玉公請戲酒。初一日在惲次山家題主，後接見候補百六十餘人，司道府縣公請戲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鄉公請戲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