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來牽制曾國藩，是因爲清廷敏銳地發現，左宗棠與自己的恩主曾國藩之間出現了矛盾。
第N次掐架
一
隨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又一次出現了惡化。
首先當然還是用兵方略上的爭執。
投身曾國藩之前，左宗棠批評起曾氏之兵略從來沒有客氣過。既爲麾下之後，左宗棠對曾的許多軍事判斷雖然不再公開嘲諷，但與朋友們交流時仍直言不諱。比如聞聽太平軍佔領浙江後，曾國藩的判斷極爲悲觀，驚呼道：“現在蘇、浙兩省膏腴之地，盡爲所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東南大局，收拾愈難。”左宗棠卻認爲這是一件好事，太平軍捨棄長江中游的安慶地區，而專集於下游，“大局頓有轉機”。事實證明左的看法確實比曾更有見地。
早在咸豐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議曾國藩“先以偏師謀取吳越”。曾國藩卻堅持所謂“穩紮穩打”之法，拒絕此議，進駐皖南萬山叢中的祁門。左宗棠雖然沒有公開批評，卻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流露出輕蔑之色：“滌公於我極親信，毫無間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鄉，恐終非戡亂之人。”
離開曾國藩羽翼之後，左宗棠開始接連不斷地與曾國藩爭辯兵機。他認爲曾國藩用兵過於拙滯，對自己的束縛過多，在信中經常對曾發出抱怨。隨着浙江巡撫做得越來越順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批評也越來越直言不諱。在給駱秉章的信中，他這樣表達自己的委屈：“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日議論多有不合。只以大局爲重，不能不勉爲將順，然以難矣。”
入浙之初，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建議還是唯命是從至少積極響應的，但隨着他在浙江腳根扎穩，對曾國藩就越來越輕慢起來。曾國藩對周開錫、李慶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們。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用人之道不以爲然，“恪靖（左宗棠）嘗謂文正（曾國藩）無知人之明，故文正所棄者，無不重用”，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當太平軍進攻曾國荃部時，曾國藩要求左宗棠派蔣益灃一軍往援，左宗棠卻拒不從命。曾國藩於浙事或者楚軍的“大調度”，都通過書信或者諮文商之於左，可是左卻“每置不肯”。曾國藩寄給左宗棠的信件，左動不動就不予回覆。以至於曾國藩在一封信中這樣抱怨道：“每有大調度，常以緘、諮敬商尊處，公每置之不論，豈其未足與語耶？抑自足而拒嘉謨耶？盍亦箴砭而推輓之？”
與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國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角色。和別人他不好說什麼，只能對親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國荃的信中這樣說：“餘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軍之力，受氣不少。此後餘決不肯多用圍城之呆兵矣！”鬱怒之態，溢於言表。
不論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關係表面上還是過得去的。雖然左宗棠說出“公與弟均尚氣好辯，彼此爭論，更涉形跡，於大體多所窒礙也”之類的重話，但雙方從來沒有撕破面皮。因爲曾國藩位爲兩江總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撫，名位畢竟在曾國藩之下，不得不時時壓制自己的氣焰。但當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與曾國藩地位相等後，二人衝突就開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衝突的導火線是軍餉問題。
湘軍不是經制之兵，軍餉一直是曾國藩最頭疼的問題。當湘軍頓兵南京城下之時，曾國荃每天只能發四成餉，士兵連半飽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爲了保證湘軍軍餉供應，曾國藩保舉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因爲江西是湘軍重要的餉源地。沒想到出任江西巡撫不久，地方主義傾向就壓倒了對曾國藩的感激之情，沈葆楨急於在江西幹出成績，想把江西財政收入都留爲己用，不再爲湘軍供餉。曾國藩聞訊大急。沒有了這筆餉銀，南京城下的湘軍只有兩條路，一是譁變，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餓死。
曾沈二人爲了爭餉，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筆仗。對於沈葆楨的忘恩負義，曾氏大營的所有人都氣憤填膺，他們紛紛說，如果朝廷設一個“絕無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國藩爲此“鬱悶殊甚”，寫信給左宗棠說：
幼丹中丞與敝處大相齟齬，將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開罪之由。以中才而當末流之世，處權勢之地，固宜叢尤悔而不自知乎？
曾國藩把左宗棠當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談論此事。他萬萬沒想到，升任了總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沒接他的話茬，卻爲沈葆楨抱起了不平。
原來，左、沈二人此時已經走到了一起。戰爭形勢的發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因爲左氏軍隊在浙江阻擋太平軍入贛，爲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還多次帶兵入贛剿殺江西境內的太平軍。沈葆楨雖然不願爲曾氏供餉，卻願意爲左氏供餉，雙方因此關係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國藩打奏摺官司時，沈葆楨甚至還把左宗棠帶兵入贛，高風格地不用江西餉銀的事蹟寫入奏摺，以此貶低曾國藩。“江西現已財力枯竭，所幸閩浙總督左宗棠派兵前來我省作戰，‘極諒江省苦情，派來劉典援師，血戰於江，轉餉於浙’。”
因此，當沈葆楨與曾國藩打起奏摺官司時，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楨一邊，拒不爲曾國藩說話。在沈葆楨以開缺威脅朝廷時，左宗棠則公開替沈葆楨抱不平。他寫信指責曾國藩說：現在你的好朋友郭嵩燾（湘系元老）升任廣東巡撫，而你的敵人沈葆楨卻籲請開缺，“一益一損，且幸且懼”。意思是說，反對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無路。順應你的人，就步步高昇，你的獨斷專行，已經讓人畏懼了。
面對左宗棠措辭尖銳的質問，曾國藩採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讓態度，沒有進行過多的解釋和爭辯，但心中難免存有芥蒂。在曾氏大營中人看來，左宗棠此舉證明，他已經可以步沈葆楨之後，取得“絕無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後關係日漸疏遠，在此就埋下了深刻的伏筆。何況成爲總督之後，左宗棠與曾國藩的書信往來又恢復了舊日飛揚跋扈指手畫腳之態。筆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左宗棠）一日來諮，極詆文正（曾國藩）用人之謬，詞旨亢厲，令人難堪。文正復之雲：“昔富將軍諮唐義渠中丞雲：‘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諮覆。”云云。
以曾國藩之修養，如非鬱怒已極，絕不會以這樣的嬉笑怒罵尖酸刻薄來回應左宗棠。雙方的關係，至此已經陰雲重重。然而就在此時，左宗棠又給了曾國藩重重一擊。
太平軍爲了解天京之圍，對湘軍展開突然反攻，大舉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認爲這是曾國藩調度不力、防備不當所致，在未和曾國藩商議的情況下，直接向清廷建議，派楊嶽斌來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這一建議的實質，是要從曾國藩的轄區範圍內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縮曾國藩的兵權，接到此奏立即批覆同意。這顯然是對曾國藩權勢和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以曾國藩之城府涵養，對此事未置一詞，但他的幕客們卻情緒激烈，紛紛破口大罵。曾國藩的得意門生趙烈文在他的日記中說，見左宗棠《請飭楊嶽斌督辦江西、皖南軍務片》，字字爲自己表功，句句給曾國藩抹黑：
按此折……旁敲側擊，復見金陵之兵力甚充，不必視爲過重，及曾中堂之用人，未能盡人之長。寸楮之中，兇鋒四射，似乎天下捨己之外，更無公忠體國之君子。籲！險矣。
“天下捨己之外，更無公忠體國之君子”，趙烈文一語，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以居心正大爲恃，對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襲擊，這種事以後還多次發生。這種襲擊表面上當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爲出發點，但背後卻經常隱藏着強烈的“爭雄心態”。事實證明，清廷選擇左宗棠來作爲分化湘軍的突破口實在太準確了。在整個湘軍集團中，左宗棠是唯一一個始終要越曾國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這一舉動，正式宣告曾、左解體。
清廷見分化政策收到效果，從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勢力。經過三年苦戰，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於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及至當年十月，左宗棠奪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爲一等伯爵，並賜爵名“恪靖”。功名之順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二
曾、左二人正式決裂，發生在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門外一聲巨響，城牆崩坍，煙塵升起數十丈。天京陷落。
兩天之後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氣喘吁吁的信使叩響了曾國藩大營營門。已經於二更四點睡下的曾國藩在三更三點被人叫醒，披衣復起。他已經猜到是什麼消息，顫抖的手握住諮文，讀後“思前想後，喜懼悲歡，萬端交集，竟夕不復成寐”。
是啊，曾國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從咸豐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這十二年裡，他失去了兩個親兄弟，也親手把數萬名湘鄉老鄉送入鬼門關。自己更是三次自殺，數度瀕危，忍受了超過普通人耐受極限十倍百倍的艱鉅和委屈，才換來這一張捷報。
收到捷報，大清朝廷“特沛殊恩，用酬勞”，冊封曾國藩爲一等侯，世襲罔替。同時冊封曾國荃爲一等伯。有清二百年裡，漢人得此異數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烈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鬧喜慶過去不久，曾國藩卻又一次陷入了苦惱之中。
原來，曾國荃午夜送來的那張捷報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曾國荃沒有詳細調查，就匆忙彙報說，幼天王“積薪宮殿，舉火”，南京城內十萬太平軍皆被消滅。南京一役，圓滿成功。
然而事實是，南京城破之際，有數千人突圍成功。這數千人中，就有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自古用兵，講究擒賊擒王斬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則太平軍殘部猶心有所繫，鎮壓太平天國自然不能算徹底成功，曾國荃血戰兩年得來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國藩得知真相後，如同當頭一瓢涼水。他只能盼佈防的湘軍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這樣，他也可以從容向朝廷彙報，措辭之間，極力迴旋，使他們兄弟不至於十分難堪。
讓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過湘軍在南京城外的層層佈防，千里奔逃到湖州，投奔了當時太平軍餘部中的堵王黃文金部。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不稟告他，率先將此消息報告給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通過線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蹤跡。按常理，他應該及時把這個消息告訴曾國藩，讓曾國藩決定如何處置整個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來向朝廷彙報，他無論如何也應該先與曾氏兄弟通報一下情況。這樣於國家無損，而於私誼有益。事實上，在以前的軍務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這麼做的，只有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沒有這樣做。在獲得了幼天王下落後，他立刻於七月初六直接奏報朝廷：
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僞幼主洪福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二十六日，堵逆黃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賊黃文金、楊輔清、李元繼等皆積年逋寇，賊數之多約計尚十餘萬，此次互相勾結，本有拼命相持之意；茲復借僞幼主爲名號召賊黨，則其勢不遽他竄可知。且江西兵力漸集，李世賢、汪海洋諸逆如不得逞於江西，則遁入浙、閩，復與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也就是說，據金陵逃出來的難民交代，幼天王逃到了廣德，被堵王黃文金接入湖州城。黃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國骨幹，又擁十萬殘部，本來就要戰鬥到最後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幼主作爲號召，實在十分危險。其他太平軍殘部，有可能前來匯合。
這道奏摺，不但有實情，還有誇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實，但是所謂他受到太平天國十萬餘殘部的熱烈歡迎，“拼命相持”，卻是誇大不實之詞。其實，洪秀全在天國覆亡之前已經人心喪盡，毫無政治經驗、與臣下素無交往的幼主更談不上什麼號召力。李世賢、汪海洋等殘餘將領對“迎駕”、“護駕”根本不感興趣，不想給自己找一個空頭麻煩，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總是“趕不上”他們。堵王黃文金雖有“迎主”的舉動，其後卻對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見。由此可見，幼天王這條小泥鰍已經翻不起大浪，不值得人們那樣大爲緊張了。
左宗棠誇大幼天王的影響力，意圖十分明顯，那就是要貶損曾氏兄弟的戰功。他告訴清廷，幼天王遠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並且受到十萬餘殘部的熱烈歡迎，那麼太平天國各地殘部聯合起來，重新復興，並非沒有可能。看來鎮壓太平天國大業，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憑着一半成功，騙得了封侯之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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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目的果然達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萬萬沒想到素稱老實厚道的曾國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於是降下嚴旨，切責曾國藩：
據曾國藩奏：洪福積薪；茫無實據！似已逃出僞官。李秀成供：曾經挾之出城，後始分散；其爲逃出，已無疑義。湖熟防軍所報斬殺淨盡之說，全不可靠！著曾國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並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
這道諭旨語氣空前嚴厲，不僅指責曾國藩以前的奏摺“茫無實據”、“全不可靠”，而且要嚴懲曾國藩的部下，“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不要說慈禧主政以來，對曾國藩一直是客客氣氣，就是對曾國藩不太感冒的咸豐皇帝，也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重話。曾國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擊，聲譽也大大跌落。
三
從表面上看，幼天王的生死，確實是關係到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問題，左宗棠忠心王事，不顧私情，第一時間將偵知到的情報上奏朝廷，大義凜然，光明正大。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就說：“左公不感私恩，專尚公議。”
但問題是，左宗棠並非從不感私恩。當初他身陷樊案，潘祖蔭營救頗力，他就一直念念不忘，發達之後，每年都送以厚禮，僅僅冬天的“炭敬”一項，照例爲一千兩。後來在陝甘總督任上，他弄到了一件極不尋常的古董，送給已經受到革職處分的潘祖蔭，以表安慰之意。這件古董的分量如何？只用一句話就可以說明：它名爲“大盂鼎”，後來成爲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可見他如果想報私恩，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如果論恩情，曾國藩對左宗棠並不亞於潘祖蔭。曾國藩在他晉升之路上，一路扶植提攜。而左宗棠與曾國荃，更是多年情投意合，即使是在他有憾於曾國藩之時，和曾國荃關係也一直非常良好。他如此處理此事，實際上受更大打擊的是曾國荃，因爲曾國荃纔是直接責任人。因此這種做法無疑太令人費解了。
但是如果考量一下事件發生的時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推動左宗棠做出此事的，是糾結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結”。
如前所述，左宗棠平生以諸葛自命。“每與友人書，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勝古亮。”然而一個舞臺上，只能有一個主角。同一時代，怎可以有兩個諸葛？
潘祖蔭對左宗棠的功名地位只有幫助，從無妨礙。所以左宗棠對他的感謝，慷慨而充分。除了送過一隻大鼎外，他還在書信中這樣表達過感激之情：“（曾推薦自己的潘祖蔭，宗稷辰）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宗之交，留意正人，見義之勇，非尋常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