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自道光元年即處順境，歷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即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壬子科，餘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即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餘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二十五甫奉黃馬褂之賞，是夜即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
也就是說，道光年間，曾氏家運一直蒸蒸日上，而自從咸豐皇帝即位以來，曾氏家運之規律變爲大喜與大悲交錯：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親之喪。他剛攻克武漢田家鎮，湘軍聲望達於頂峰，緊接着就遇到水師大敗。咸豐六七年間，湘軍轉危爲安，軍事進展順利，不料父親突然去世。今年曾國荃攻克吉安，聲名大振，不料馬上遇到了六弟之禍。
曾國藩由此認定，祖母葬後家中出現的諸種吉祥，不過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喪，則是吉安之大得意後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當初自己所信的那樣大吉大利，何以家中會屢次出現橫逆之事？六弟之喪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則即使在其後移動父母墳塋，也必無濟於事。一個人的窮通死生，怎麼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決定和改變？如果那樣，上天豈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豈不是太不嚴肅了？
事隔多年後，他在日記裡說：
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弟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從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
“天命”之說，從此在曾國藩心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二
和風水說一樣，天命說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扎。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爲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然而在曾國華之喪前，曾國藩很少談論天命。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其實是“人定勝天”主義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認爲人的意志是無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爲開，誰能御之。”
他相信，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對於蓬勃的向上意志無可奈何。憑藉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脫胎換骨成爲完人，可以成就內聖外王之業：“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正是這種觀念激勵着曾國藩精研理學，刻苦修身。青年時代曾國藩偶有幾次談論命運，都是爲了安慰鼓勵科舉不順的弟弟們。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沒有考中秀才後，他寫信安慰說：“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然而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爲了讓弟弟們“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對於功名富貴，不必焦慮妄想繫心縈懷，而是將全副精力用於進德、修業。所以曾國藩此時的命運觀，還是爲他的個人奮鬥觀服務的。
初創湘軍時的曾國藩，一無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超人憑藉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關頭，隻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這種唯意志論的信念，支撐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艱險，以一介書生，赤地立新，創立起湘軍。在湘軍連獲勝仗之際，曾國藩一度顧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對自己的主觀能量相當自負。以爲“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志竟成”。
但是從經歷咸豐七年被皇帝罷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豐八年曾國華之喪以後，“天命”二字開始出現在曾國藩的詞典中：
餘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鍊，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
咸豐七年居家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見信於皇帝，奮鬥數載，功勞至大，卻被投閒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國藩原本功名心極重、進取心極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熾於常人。鬱憤至極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
命運由大榮瞬間轉爲大辱，狀態由大喜急墜入大悲，使他恍然體悟到人力的無可奈何。極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說與“黃老之術”作爲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藥。
他再一次翻閱歷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運給了他無數的感慨。很多時候，人的努力和收穫是不成比例的。命運的不平並不只落在他一個人身上。歷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聲，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也就是說，有的人庸碌無才，卻獲得美名。有的人才華橫溢，卻受盡屈辱。有的人，一輩子苦心鑽研，學有所成，最終成果卻被世界埋沒。有些人，素質、能力、時代、地位都差不多，但一生命運卻迥不相同。
而揆諸自身，更讓他體悟到天意的難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歲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進士也落榜兩次，可謂命運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際，他怎麼也料想不到從二十八歲起，自己的命運又變得出奇的順利。
二十八歲那年，他終於考中了進士，不過，僅例三甲第四十二名，本來沒什麼希望進入翰林院。據說是因爲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朝考成績卻出奇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御覽後，又特別提爲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這已經是夢想不到之事了。誰又能知道，他在此後的京官生涯中，僅僅靠動動筆頭，寫寫文章，就十年七遷，從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禮部右侍郎，躍升十級，三十多歲就成了二品大員。“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他第二個想不到。
當年的同學裡，比他聰明俊秀的不在少數。和自己的朋友比起來，自己也算不上多麼傑出。仕途成績如此出色，難道僅僅是自己的主觀奮鬥，而沒有上天的安排嗎？
離開北京後，他又遇到了第三個想不到：在太平軍攻入湖南前，他從來沒有想到這輩子還會領兵打仗，並且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起義戰爭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說承平時代，一個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對命運的主宰力量感受並不強烈的話，大規模的軍事戰爭卻往往使人成爲命運的信奉者。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軍事戰爭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勢如破竹，忽而陷入絕境，忽而又死裡逢生。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人們很容易感覺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種更強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國藩而論，他在戰爭中多次自殺，三度寫下遺囑，以爲必死無疑，最終卻屢屢化險爲夷，轉敗爲勝。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八個字在戰爭中才讓人體會得最深。
回顧往事，細究天人，曾國藩恍然發覺，人生不過是一股水流，流到哪裡，完全是由地形決定。自己其實不過如一粒豆粒，在命運的簸箕中隨機躍動。
天意從來高難問。事實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經常做出一些看起來乖戾無理的決定。人的幸運和不幸，也不是一時一世能看清楚的。古來如李斯、董卓、楊素，智力皆橫絕一世，早年飛黃騰達，看起來命運對他們很厚待，結果“而其禍敗亦迥乎尋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羣銳意進取者，終生不得施展，卻幸運地逃過了動亂，得以享盡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
大徹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黃老，由執著事功而進入到思考人生與宇宙的關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實是很弱小的。
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
須以相對的觀點來看待個人的成敗，用更大的維度來判斷得失的價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樣一味執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層面，則人間小小榮辱風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這一點，曾國藩覺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層，定力大大增長：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賢以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慚慚蠲除矣。
似乎是爲了獎勵曾國藩對“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轉了曾國藩的命運：他本以爲這次被罷回家，將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勳的千載良機。因爲此時正當太平軍內亂初起，由盛轉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沒想到大局驟變，太平軍勢力復張，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戰局。這一天旋地轉更加堅固了他的天命觀。
三
我們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曾國藩一生，每於人生道理有所體悟，必汲汲與兄弟們分享。天命說不久也成了他用來安慰疏導曾國荃心理疾病的良藥。
皈依天命說後，曾國藩一改過去的急切焦躁，在處理大事時變得從容不迫。他不再認爲，王朝的命運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國能不能平，大清王朝還能存在多少年，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個人甚至某一個集團能夠決定的。在這些大事件背後，有着天時、歷史、人心等諸多深層次力量，個人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儘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憂天，將太多無法承受之重攬到自己肩上。
咸豐十一年，曾國荃圍攻安慶，當年四月初三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圍，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至於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
當時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氣上升，心情焦躁，行將得病。曾國藩寫信告訴曾國荃，太平軍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間那神秘的大力量決定的，個人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國荃將能否攻下南京“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不敢絲毫代天主張”。曾國藩說，戰爭之中，人只能全力發揮自己的主動精神，“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但至於“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他這麼說，是惟恐國荃在攻城時失去耐心，不擇手段，蠻力強攻，致出危險。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用科舉考試來比喻天京之戰：“譬如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擡頭，此人謀主張也。主司之取捨，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之主張也。”天命難測，個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實實地努力，不可妄圖僥倖，魯莽裂滅：
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願，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蔘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爲。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攻下天京後，朝廷打壓功臣，有意貶抑曾國荃，氣得他大病一場。曾國藩又開導他說：“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意思是湘軍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並非全是你的本領，因此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一個人功名達到什麼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決定的。“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難攀躋之人。”
曾國荃身陷困境之際，曾國藩的日子也不好過。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斷地敲打他。他用來規勸曾國荃的話，何嘗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天命說使曾國藩在宦海風波中能心平氣和，沉穩練達，甚至“老奸巨猾”，幫助他成功地處理了功高震主之後的君臣關係。
曾國藩的相面術
一
關於曾國藩與相面術，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認爲曾國藩相術精絕，可憑一面定人榮辱甚至生死。史載：江忠源任俠自喜，曾國藩一見，即嘆爲奇士。江氏告辭出京之時，曾國藩看着他的背影，對朋友說：“此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天下太平，誰都不相信曾國藩的話。後來太平軍興，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廬州（今合肥）城破時自殺（一說被殺），這成爲後人證明曾國藩相術之準的最佳證據。
曾國藩善相之名流傳如此之廣，乃至有人將《冰鑑》一書託於曾國藩名下，結果風行海內，至今仍然暢銷不絕。
另一種以爲曾國藩既爲不世之純儒或者說醇儒，於相術必未用心。比如葛虛存就否認曾國藩以術相人：
蓋生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義。精神所感，誠至明生。文正儒臣，豈有相人術哉？
二
我們先撇開這兩種結論，釐定一些簡單的事實：
一、曾國藩的識人本領確實高人一籌。
曾國藩以“識人之明”聞於史冊。郭嵩燾所作墓誌銘中說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
清政府對他蓋棺定論，有“尤得以人事君之義”一句。曾國藩發現人才之多，影響之大，史上確實無人可與匹敵。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郭嵩燾、沈葆禎、丁日昌、楊嶽斌、彭玉麟等晚清風雲人物，都得到過曾國藩的薦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撫、總督者多達三十餘人，這種盛況在中國歷史上十分罕見。
二、曾國藩確曾以“相術”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