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治眼睛，他嘗試過幾乎所有方法。他吃過無數中藥而不見效，後來又親自研究中醫理論，得出“大抵胸多抑鬱，……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若抑鬱不暢則傷木，心不上爍則傷水”的結論，說“餘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由這個理論出發，他得出了以“平和”二字相勖，治目先治心的治療思路，結果也無大效。
他從三十六歲時開始使用西洋“增光鏡”（老花鏡），後來也沒有了效果：“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
後來朋友毛煦初送他一副“墨晶鏡”，讓他遮在眼上，擋風避光，以求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也不見效。
許仙屏又送他一塊“中空積水”的瑪瑙，讓用金剛鑽打開，取出其中積水，滴在眼中。
他按別人建議，自己每天早起後將兩掌摩擦發熱，沾上舌尖的唾液在眼瞼上擦八十一下。這些方法都毫無效用。
爲了治眼睛，他甚至還試過氣功。一個叫馬昌明的軍官說自己擅長氣功，可以用道家內功給他治好眼睛。於是從同治九年八月起，曾國藩天天請他來，“與餘對坐，渠自運氣，能移作五臟六腑等等”。每天對坐發功四十五分鐘。結果是請這個氣功師治了二十一天，“而目光毫無效驗”。於是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嘗試。
在這之後，曾國藩說：“惟目疾難治，近世亦無精於眼科者，不如不治爲上策。”
雖然曾國藩的種種嘗試都以失敗告終，但是從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出他的試驗精神和開放態度。曾國藩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凡事總願意親身經歷，親自體驗，樂於嘗試，勇於嘗試，勤於嘗試。他不被什麼定論先入爲主，總是要親身嘗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
他做事講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別強調要“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他在談到人才時說，“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較多者“遇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這“四到”的說法與他“十八條挺經”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負責”的總精神是一致的。
曾國藩把漢學的宗旨概括爲“實事求是”，宋學的宗旨概括爲“即物窮理”，認爲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中指出：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在中國思想史上，曾國藩把“實事求是”這個原本是考據學的命題第一次變成了哲學認識論的命題。
四
因爲“笨拙”，曾國藩是平實的，謙虛的。曾國藩說，“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隨便評譏古人的輕薄之人。他這樣對兒子曾紀澤說：
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於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
但同時，又是因爲“笨拙”，凡事習慣親身實踐，這又使他有資本放言高論，直率地批評古人。
通過大量的實踐，他發現，迷信古書的結果常常是錯誤的：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
他舉例說，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書，大多是騙人的。
以書生從戎之始，曾國藩對中國曆代傳下來的兵書戰策十分推崇，曾經苦讀惡補。然而，隨着實戰經驗越來越多，他發現這些古書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騙人東西。
他在給尹耕耘的信中說：
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者皆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嘆，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
他懷疑《史記》中一些戰例的真實性：
儒者記兵事以遷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濰，國藩頗疑其並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尚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跡相合者蓋寡矣。
因此他告訴別人，讀《史記》、《漢書》不可太拘泥當真：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將領談論“軍中陣法”，發現“雖同見同聞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憑信”，遂由悟出史書記載爲什麼不可信：“古來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
他認爲，司馬遷所載尚不足憑，則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記載的戰爭，更是文人之見，不足爲信：
廿三史除馬、班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湘軍平江營中有個名叫吳士邁的營官，摘錄二十三史中有關戰爭的記載，編輯成冊，打算以此作爲治軍的根據。曾國藩知道後，立即致函該軍統領李元度：“軍事是板質實之事”，“若以編輯二十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還有一個名叫吳希顏的謀士，建議曾國藩“以古書考覈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曾國藩認爲“此皆書生之見”，並在批覆中指出：
讀書之與用兵判若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韓信、曹參，後漢之皇甫嵩、朱雋，未聞其著書。戚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
表面上看，這似乎與曾氏謙謹爲人風格衝突，實際上，他敢於如此放言高論，實在是因爲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們遠。
五
理學的正面意義在於它會賦予人以面對這個艱難的世界必須具有的剛毅、清潔、堅決、徹底。同時，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舊、固執、清刻、荒陋、脫離實際。
因爲“笨拙”，腳踏實地，曾國藩一方面獲得了理學修養的巨大益處，另一方面卻避免了許多理學家的毛病。曾國藩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談闊論，於實際毫無補益的理學人士：“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正因爲自己心懷恕道，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才能對殺人理學做出這樣入木三分的評論。
他利用理學者卻不爲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
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
理學家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但“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卻給了曾國藩突破藩籬、否定古人、開闢新知的勇氣。
曾國藩說研究治國之術，應該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所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爲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於以“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態度變通其中的“襲誤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爲洋務運動的創始人。在近代中國，推動西學的幾件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係：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總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出版，他都是主要決策人。
西學初入中國之際，一般士大夫視如仇敵。以他的好朋友倭仁爲首的“理學家”更是仇洋的中堅。曾國藩卻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識短”。在理學大家中，只有曾國藩能以明智的態度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因爲他看洋人，同樣不戴有色眼鏡。當時的士大夫多認爲外國人是兇蠻詐狠的蠻夷，因此對他們不必講誠信，只需講“羈縻”。曾國藩卻主張，要真誠地對待外國人。因爲外國人也是人，有着與中國人一樣的心理結構。適用於中國人的信條，一定也適於外國人。他說：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理學家們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態度尤其激烈，他們無論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堅決要求外國人見皇上必須三跪九叩，爲此不惜一戰。曾國藩卻主張與外國平等相處，在對外關係上他就主張捨去虛儀，重視實利：“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這個見解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實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實際功效。
錢穆的話說得很中肯：
（曾國藩）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採當時漢學家、古文家之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爲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也。
真精神與大智慧
一
與衆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國藩的渾厚、開闊，無所不包。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着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他在廣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謙卑的，老實的，他不預設什麼，也不禁止什麼，更不妄斷什麼，只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善於從他所接觸的一切精神資源中探尋有用的東西。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相互衝突，而是相互滋養。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業。
用郭嵩燾的話來解釋曾國藩的成功是最恰當的。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有一個朋友問他，爲什麼湖南這麼出人才。他回答說：“楚人只帶三分蠢氣，蓋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朋友聽後十分同意，說：“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幹，是以有字顛、畫迂、詩癡，浮光掠影，終不濟事。”
二
曾國藩身上的“笨拙”與“精明”並不矛盾。
正是與衆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國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他是一個高明的軍事家、戰略家。太平軍起，舉國束手無策。只有他獨闢蹊徑，以超人之膽識創立湘軍。在從皇帝到大臣或急於求成，或悲觀絕望，滿朝如無頭蒼蠅，紛無定計之際，曾國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勢”的平定太平軍戰略，即“爭奪武昌，控制長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慶，進而攻陷天京”。事後證明，這是一個極爲高明的戰略，清王朝正是在這個戰略指導下取得了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