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緝私經費”出自兩淮鹽運司。管理鹽業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緝拿私鹽”，以保障官鹽的銷售。所以鹽運司每年都會提出一大筆經費用來緝私。不過緝私只是“緝私經費”的用途之一，其實鹽運司許多不好處理的開支，都用“緝私經費”的名義。比如他們每年“孝敬”給兩江總督的“陋規”，也以這個名義致送。
從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國藩信中“運司派曾德麟解到緝私經費二千餘金”來看，鹽運司定期會給曾國藩送來“緝私經費”，曾國藩將其都存放在“後路糧臺”，“吾令其解金陵後路糧臺”。此外，上海海關每月也要送公費給他。同信之中，曾國藩說：“存於作梅臺中（即後路糧臺）者，系運司緝私經費及滬關月送公費（現聞近三萬金），爲餘此次進京之用（連來往途費恐近兩萬）。”後來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說：“後路糧臺所存緝私經費，除在京兌用二萬外，計尚有萬餘金，……此外淮北公費尚有應解餘者（十月間書辦曾擬札稿去提，餘未判行）……”
從這封信的前後文推測，曾國藩在“後路糧臺”也就是自己的財政司中建有一個“小金庫”。鹽運司送的“緝私經費”，上海海關、淮北海關等幾個海關送的“公費”，就是曾國藩這個“小金庫”的金錢來源。而其用途，則主要供曾國藩官場應酬打點之用。曾國藩同治七年底進京，一路路費和生活費，在京中送禮所用，再加上帶到直隸總督府的兩千兩零花錢，全系“小金庫”中的錢，或者說是公款，並沒有動用自己的“養廉銀”。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同治三年他送鄉試主考的錢，以及同治九年送給“小欽差”的“程儀”，也應該出自這裡。
曾國藩的養廉銀則存放在布政使衙門，主要供自己家庭開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代曾紀澤說：
吾之銀存於雨亭署內（即江寧布政使李宗羲處）者，系養廉（已有萬八千餘），爾儘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爾等進京，可至雨亭處取養廉數千金作爲途費。”可見，曾國藩家人進京的路費是動用養廉，而不是小金庫的錢。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曾國藩是怎麼區別“陋規”與“養廉”的用途的。“因公”而產生的官場應酬，出自“小金庫”。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饋贈親朋好友的錢，則出自養廉。方宗誠的總結大抵合乎事實：
兩江總督廉俸之外，又有辦公費（即“小金庫”），每歲萬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饋遺親戚故舊，皆取諸廉俸，其辦公費則盡存糧臺，非公事不動用。
“小金庫”加“養廉銀”，這就是曾國藩在兩江的個人財政來源。到了直隸後，來源結構也大抵相當，只不過“緝私經費”換成了“鹽規”。到了直隸之後，曾國藩在信中對兒子談及個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養廉銀壹萬五千兩，鹽院入款銀近二萬兩，其名目尚不如兩江緝私經費之正大。而劉印渠號爲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說，直隸總督主要個人收入爲養廉銀一萬五千兩，此外還鹽規二萬兩。這二萬兩鹽規，就好比兩江的緝私經費，是供給總督個人花用的。因此總督的收入來源總計三萬五千兩。而曾國藩自己測算每年大約需花掉二萬二三千兩，這樣，每年還可以省下一萬多兩：
餘計每年出款須用二萬二三千金，除養廉外，只須用鹽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萬餘金。
四
在曾國藩北上就任直隸總督之際，“後路糧臺”的“小金庫”共存了三萬兩左右。如前所述，這三萬兩小金庫在北京只花掉了兩萬，還剩下一萬怎麼辦呢？按官場慣例，這一萬多，曾國藩完全可以攜歸家裡。不過他卻不想這樣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國藩對紀澤說：
其下餘若干（爾臨北上時查明確數）姑存臺中，將來如實窘迫，亦可取用。否則於×××散去可也（凡散財最忌有名）。
就是說，家裡實在需要花錢，可以用一些。否則，臨全家北上時，想辦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兩個“散掉”的處理方案：
“餘家於此二萬外不可再取絲毫。爾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設法用去。”他說，可以用於兩個方面：一是作爲善後局的零用，一是作爲報銷局的部費。他特別囑咐，不能捐爲慈善款：
或捏作善後局之零用，或留作報銷局之部費，不可捐爲善舉費。至囑至囑。
爲什麼不能捐爲善舉呢？因爲這樣就會被人所知，曾國藩平生認爲，“凡散財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所以“總不可使一人知也”。他還說：“餘生平以享大名爲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通過以上事例我們可以發現，曾國藩像每個帝國地方官員一樣，建有自己的小金庫。但是小金庫中的結餘，他並不像其他官員那樣帶走。
至於養廉，則沒有什麼結餘。在任總督的前幾年，曾府內人口較少，每年花不掉的養廉銀，曾國藩往往以之濟助親友，甚至素不相識之人，不做儲蓄。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爲什麼曾國藩身後沒什麼積蓄了。
之所以拒絕將小金庫餘款和多餘的養廉留給家人，是因爲曾國藩從青年時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發財”，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
在個人生活上，只有一項，曾國藩比較捨得花錢，那就是買書。在給曾紀澤的信中，接“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的下一句是“惟書籍尚思買耳”。
五
對於自己身後的打算，曾國藩早有打算。他說，存在江寧布政使衙門的一萬多兩養廉銀，“餘罷官後或取作終老之資，已極豐裕矣”。
然而這筆他自以爲“極豐裕”的養老錢，後來連辦他的喪事都不充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點，曾國藩結束辦公後，到總督府西花園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腳步不穩。原來是突發腦溢血，一個小時之後曾國藩去世，終年六十一歲。
曾國藩生前曾留下遺囑，囑咐孩子們給自己辦喪事時不可收禮：“餘若長逝，靈樞自以由運河搬運回江南歸湘爲便。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然而，一品大員、中興元老的喪事，畢竟要辦得體面風光一些，花費怎麼能少。曾國藩留下家產如此之少，“仕宦三十餘年，囊橐蕭然。薄海婦孺莫不共見之而共信之”。如果動用曾國藩的遺產，曾氏後人的生活顯然就要受影響。所以曾國荃建議曾紀澤，不要遵守此項遺囑，因爲“哲人既萎，身後應辦之事實非鉅萬可以了”。所以，“此次大事，所費不訾，受賻與否，知吾侄必有至當之衡。交誼非至厚者，自以固卻爲是，然如少泉中堂，筱泉制府，昌岐軍門之類，似亦可以酌受。外此如恩情有似此三人者，亦當以類推之”。
不過曾紀澤拒絕了此項建議。他堅持“不受奠分，百事皆從撙節”。曾國藩生平積蓄，在喪事上花去了大半。
曾國藩去世之後，曾家斷絕了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曾國藩故後五年，其子曾紀鴻因家人病重，缺錢醫治，託左宗棠向遠在新疆的劉錦棠借錢。左宗棠念及舊情及鄉誼，以三百金贈之，並寫信告訴家中說：“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飢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爲後世法矣。”
如果想要兒孫發財，對曾國藩來說實在是有太多機會了。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起初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據曾氏後人講：
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的社會，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就可稱爲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按曾文正公當時的權勢，自己或家人化些字號、名號，領一二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藉着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爲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爲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面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
對於曾國藩的清儉之節，雖然他自己不事張揚，但身後還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有這樣一段：
其本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廛，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贏餘，助公用之不給。
這種敘述，應該說是並沒有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