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頭說：“放心，這個傢伙死定了，就算我們放過了他，他的上司不會放過他；就算他的上司網開一面放過了他，他自己也不會放過自己！”
三營長李作棟有些吃驚，問魚頭：“司令員，你就這樣地肯定？”
魚頭十分肯定地說：“那當然！”
魚頭爲什麼敢這樣說話，這完全是基於魚頭這麼多年對小鬼子的瞭解，恩與恥是日本文化中另一個獨有的特徵，與中國的滴水之恩涌泉相報不同的是，日本人強調的是等價交換和睚眥必報，報恩和報仇同樣被視爲君子的行爲。日本人接受了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理念，但是儒家思想中最最精華的仁在日本文化中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中國的儒教以仁作爲基礎衍生出來的種種美德，譬如寬容，豁達在日本文化中失去了根基，日本人很想當然的認爲重視自己的內心，把自己的全部表達出來纔是對待對方的最好方式，因此恩的含義是寬泛的，它包括了對於恩情合理的回饋和仇恨適當的回覆，這一點也是日本文化與華夏文化同樣儒家面紗下最本質的不同。日本人的報恩與雪恥是緊密聯繫的。恥，有恥辱、雪恥的含義。日本文化是恥感文化，比如他們有一個思想就是：一個人不要輕易蒙受他人的恩惠，因爲你一旦接受這恩惠，就表明你"認輸"、怯弱，這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因此，在日本人那裡，有時候，別人的施捨甚至讓他們感到惱怒和仇視。同樣，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名譽"負責，他不能得到有悖情理的指責，或者當他們感到自己的名譽受到侮辱時，他們就必須洗刷這"恥辱"，從而採取種種匪夷所思的方式進行"復仇"。比如，在我們認爲，如何對待所謂的"小人"問題上，感覺日本人太"較真"，喜歡跟"小人"過不去，非要爭個你死我活才行。而中國人則顯得"大度"，如果"君子"與"小人"較真，那就代表"君子"失去氣度，這一點恰好跟日本人相反。
日本人的恥感文化，相對西方罪感文化有着不可調和的本質區別。西方人的罪感文化以神爲指向，一切看神的眼色行事。日本人的恥趕文化完全以他人爲指向，一切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西方人向唯一不二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絕對的價值。日本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間起誓，因而具有相對的價值。絕對的價值導致絕對的信仰，相對的價值導致相對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趨於相對，義理和恥辱也就處於以他人爲視界的相對性中。所以在“義理”的卵翼下，潛藏着各種詭辯、藉口和僞善。這就導致了日本人一旦受到了恥辱，受到了來自義理方面的挑戰，唯一能做出反應的就是報復。這個報復對象當然主要來自於挑戰義理，恥辱對方的他者。但同時這個報復對象也可以轉向自己。也就是說，當這個報復對象不易被報復，或者當這個報復對象逃過了數次的報復機會，那麼，日本人就會將這個機會留給自己。
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結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決問題的最後法寶。而且，將自己結束得越痛苦，越禮儀，報復得力量也就越大，同時也就將對方殺死在觀念之中，這裡就不得不說小鬼子剖腹或者說是切腹。在切腹中掏出肚腸，就表示一種“無念”和“遺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後代會記住這個“無念”和“遺恨”，並有實施報復的責任和義務。而對切腹者的對立面來說，“無念”和“遺恨”將化爲怨靈作崇。也就是說，切腹者的對立面將一輩子活在恐懼中。這樣來看，沒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現這種報復了。因爲是在報復對方，所以，切腹者極端的冷靜與態度上的沉重就不是一種做作了，不是在演戲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種可以用來抵罪、洗恥、悔過、贖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罰。
報復，在日本語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這“仇討”與日本人的“初夢”（過新年做的第一個夢）有關，倒是令人驚訝的。在日本過新年做夢，被認爲最好，最吉利的夢是什麼？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鷹，第三是茄子。而這三大初夢的解釋與日本歷史上三大復仇事件有關。這三大復仇就是曾我兄弟復仇事件，元祿赤穗復仇事件，伊賀越復仇事件。
第一個富士山，講鎌倉時期曾我兄弟終於實現了等待已久的復仇願望，在源賴朝富士狩獵的時候，替父報仇殺了工藤祐經。歌舞伎就將它作爲題材，每年要在日本要上演一個月。 第二個鷹，講47赤穗浪士爲主君淺野匠頭復仇，殺了吉良上野介。鷹則是忠臣藏淺野匠頭的家紋。第三個茄子，講江戶時代的伊賀國上野越，渡邊數馬爲了替弟弟報仇，藉助荒木又右衛門的力量，殺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則是渡邊數馬的家紋。過年的初夢就不忘復仇，而復仇的結果一般就是切腹。這樣，初夢—復仇—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行爲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當名譽的義理受到威脅時，就把攻擊轉向自己，這種傾向在日本並沒有減弱。也就是說，不去殺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當日本人感到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感到他們需要用“晨浴”洗刷污穢的時候，他們越來越多地趨向毀滅自己而不是他人。日本人說，就是殺人兇手，我也可根據事由給予原諒。但對於嘲笑，就毫無加以原諒的餘地。對嘲笑，誹謗唯一可行的反應就是報復。新渡戶稻造早在1910年撰寫著作說，在復仇中有某種滿足我們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復仇觀念同我們的數學技能一樣嚴密，在方程式的兩邊都求出之前，我們不能擺脫一種沒有什麼餘下未做的感覺。還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日本有一位畫家叫牧野吉夫，有一天他去拜訪他最爲信任的傳教士，說想去美國。而那位傳教士則大叫：什麼，你也想去美國。這位畫家感到受到了某大的嘲笑。沒說一聲
再見，回頭就走了。事後這位畫家寫文章說：請讓我給兩個詞作出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他人的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靈魂與心靈的人。靈魂與心靈比肉體珍貴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惡的罪行。
秋治次郎旅團長被鬼子軍官護着躲進了車站一角的一座炮樓裡，秋治次郎已經無心指揮了戰鬥，戰鬥是在那些下級軍官的指揮下得以進行的。戰鬥中的八路軍忽然退走了，這讓秋治次郎的心像被錐子刺過一下在流更多的血，這讓秋治次郎更堅定了自己的選擇。有下級軍官趕忙向秋治次郎報告：“司令官閣下，八路軍被我們打跑了！”
報告的鬼子軍官衝進屋內，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秋治次郎板着臉，雙腿跪在地上，一言不發。眼下秋治次郎就是像那位日本畫家所說的那樣，秋治次郎是被魚頭殺害了靈魂與心靈的人，魚頭原本能殺他，比喻說用炮敲掉這座炮樓，魚頭卻沒有這樣做，魚頭沒有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嘲笑他，這讓秋治次郎顏面全無，曾經的榮譽全部化爲烏有，秋治次郎旅團長要捍衛他的榮譽，秋治次郎旅團長感覺已無路可走，只有切腹來捍衛他的尊嚴別無選擇。
秋治次郎一顆一顆地解着軍衣的扣子，將這件少將服脫下來，方方正正地疊好，擺在自己的面前，然後拿起桌上的指揮刀慢慢地舉過頭頂，刀和刀鞘在頭上分離，秋治次郎丟棄了刀鞘，把指揮刀放到了眼前去看，先看刀面，刀面光潔明亮，放着微微地青光，再看刀鋒刀刃，刀刃鋒利，隱隱約約，似有似無；秋治次郎又掏出手帕來慢慢地擦拭指揮刀，一遍一遍地擦拭。
秋治次郎所做的這一切是鄭重的、肅穆的，這是一種儀式，任何人都不能毀壞這一崇高的儀式，跑進來報告的下級軍官更是不敢，跑進來的下級軍官明白司令官要幹什麼了，他只能規規矩矩地站在一邊，等待着那一時刻的到來。
終於，秋治次郎擦拭完了指揮刀，將手帕很輕鬆地撇在了一邊，然後兩手反握指揮刀，指揮刀的刀刃向裡，對着自己的肚子，秋治次郎猛一用力，一刀就切在了自己的肚皮，再一用力，讓鋒利的刀刃更深地切進肚子的深處，就這樣秋治次郎向前就跌倒在地上。
菊花與刀意味着日本民族的雙重性。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標誌，刀象徵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秋治次郎的切腹最大限度地顯現出了日本人的雙重性：好鬥而和善，尚武而愛美，野蠻而文雅，順從而又不甘任人擺佈，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勇敢又膽怯，保守而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往往都是用不可理喻的、歇斯底里的方式表達出來，比喻說剖腹就是其中的一種！
多少天后，日本人在他們的報紙上刊登了秋治次郎旅團長玉碎的消息，報紙上說是戰死的，怎麼死的魚頭和他的戰友們心裡比誰都清楚，用戰士們得而話說——羞死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