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岐和李瑋出龍山三十里迎接驃騎大將軍。
李弘遠遠下馬，恭恭敬敬地對趙岐說道：“天氣寒冷，怎敢勞老老人親自來迎？愧不敢當，愧不敢當。”
趙岐客氣了一番。李瑋站在一旁說道：“大人請上車，在大人進龍泉之前，老大人有話對你說。”
李弘笑笑，請趙岐先上車。他心裡有數，太傅劉虞大人離開晉陽後，朝廷的權力需要重新分配，老大人要談的，無非就是這個最棘手的問題。
趙岐待李弘坐好後，笑着說道：“近兩百多年來，我大漢歷經劫難，其中尤以王莽之禍，樑翼之禍，奸閹之禍和現在的董卓之禍對大漢社稷的摧殘最爲嚴重，大人知道發生這些劫難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嗎？”
李弘稍加思索，恭敬地回道：“因爲外戚、奸閹把持權柄，禍亂綱紀。”
“那外戚和姦閹爲什麼能攫取到國家權柄？”趙岐又問。
“因爲內廷權重，皇權至上。”李弘立即回道。對這些事，李弘還是非常清楚的。自從被先帝拽進皇統之爭後，他爲了生存，幾年來不斷地向趙岐、李瑋這些士人討教，自己也持之不懈地學習，許多事情他已經知道來龍去脈。隨着官爵和權勢的逐漸增大，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李弘也在開始思考律法、國策中的利弊和振興社稷之道了。
趙岐讚賞地點點頭，繼續問道：“內廷爲什麼權重？外廷爲什麼權輕？皇權爲什麼會凌駕於相權（相權，宰相之權。泛指朝廷的權力）之上？爲什麼皇權和相權不能互相制約？”
李弘想了一下，搖搖頭。這個問題，他想過，如果皇權和相權能夠互相制約，能夠象軍權一樣被層層分割和互相監督，外戚和姦閹或許很難竊取權柄。但事實上，本朝除了建國初期皇權和相權有過很短時間的制衡外，其他時間都是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皇帝一個人說了算。
始皇帝統一六國後，廢除了封土地建諸侯的制度，改爲朝廷統治下的郡縣制度，這時出現了一個困擾秦始皇和大臣們的巨大難題：皇室和朝廷應該是什麼關係？皇室是朝廷，還是朝廷的一部分？若把皇室和朝廷分開，那這兩者之間的權力又如何劃分？
秦始皇和李斯等大臣們一致認爲，皇室和朝廷應該分開。皇帝是國家唯一的最高的統治者，是國家的象徵，而朝廷主掌國家的實際政權，負責一切實際的責任。朝廷的最高首領是丞相，其次是主掌軍權的太尉（太尉有帶兵權，沒有調兵權），主掌監察大權的御史大夫，就是“三公”。皇權和相權便依此原則而劃分。
本朝依秦制。在建國之初，也是皇權和相權分開，互相制約。
本朝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相當於現在的秘書，尚書檯相當於秘書處。）分別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前五尚負責皇帝的衣服飲食起居，只有尚書是管文書的，算是皇帝真正的“秘書”。從這裡可以看出，皇帝只有一個職權有限的尚書檯。
本朝丞相府有十三曹，組織龐大，職權廣泛。比如東曹，主二千石長吏北除，幷包括軍吏在內。秩俸二千石的官在當時已經包括九卿了，由此可見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經過丞相。再比如奏曹，它負責管理朝廷的一切章奏。還有其他諸如戶曹、詞曹、法曹等等，各有主掌，幾乎攬括了國家所有政務。從這十三曹的名稱、職權就可以看出，國家政務主要由丞相和丞相府諸曹處理，而並不是由皇帝親自處理。
皇權和相權分開，皇室和朝廷分開的一段時期，正是本朝最輝焊的一段時期。
到了孝武皇帝后，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孝武皇帝雄才大略，要建萬世功業。他嫌丞相礙手礙腳，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外廷的九卿大臣直接接受內廷指令，內廷隨即權重，尚書檯幾乎代替了丞相府的所有職權。
皇帝既然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當然也不會讓丞相干涉皇室的事了，所以孝武皇帝駕崩前，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這樣一來，外廷有丞相，內廷有大司馬，皇室和朝廷時常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到了孝昭皇帝死後，達到了極致。
孝昭皇帝死後，立昌邑王爲帝。昌邑王劉賀在即位的二十一天內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一件不該做的荒唐事，於是被廢，改立孝武皇帝時的廢太子劉據之子劉詢爲帝。霍光當時召集九卿商議廢黜天子重建皇統的事，說皇統繼承是皇室私人的事，把丞相拋到了一邊。
皇室之存在，是因爲有皇帝，皇帝之存在，是因爲有朝廷，所以皇統繼承是朝廷的事，並非皇室私事。皇帝世襲，乃依據大漢律法，如果遇到皇帝沒有子嗣或者其他變化的時候，皇統繼承一事應該由朝廷公議，但霍光無視律法祖制，恣意妄爲。
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的名義掌領內廷的尚書檯，他不讓朝廷參與皇室事，卻代表皇室過問朝廷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朝廷之上。本來尚書檯的尚書只是皇帝的內廷秘書，而內廷諸職又隸屬於御史中丞，現在御史中丞成了擺設，皇帝成了聾子，皇帝當然不願意了。於是孝宣帝便恢復舊制，仍有御史中丞統領尚書，諸事由御史中丞呈御史大夫，再到丞相，內廷與外朝隨即聲氣相通。如此則大司馬大將軍權柄漸輕。
孝宣皇帝親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國家昌盛，有“中興”之稱。
孝宣皇帝駕崩後，霍氐一族也就立即灰飛煙滅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隨即失敗。皇權獨大，相權沒落，大司馬大將軍等外威依舊輔政，內廷依舊權重，外廷依舊權輕，於是積弊成災，就有了王莽篡漢之禍。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輔政，繼而獨攬權柄的。
光武皇帝中興社稷後，吸取了前朝敗亡的教訓。他先把尚書檯的權力加重了，自己獨攬權柄。然後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一個“公”統領三個卿。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手中。換句話說，國家權柄都是皇帝一個人的，他把皇權和相權，皇室和朝廷分開的原則徹底拋棄了。
光武皇帝中興了社稷，也埋下了傾覆社稷的種子。
“制度。”李弘突然意識到趙岐問這句話的真正意思。“老大人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權的制衡？”
趙岐驚喜地看着李弘，大聲讚道：“大人真乃奇才。”李瑋臉顯敬佩之色，不禁脫口問道：“大人怎麼想到的？”
李弘不好意思地笑笑，“難道你們忘記了，當初籌劃建朝的時候，太傅劉虞大人、張溫大人，還有老大人，其他諸位大人，都反覆對我解釋，爲什麼要用舊制三公爲朝廷構架。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要削弱皇權，把皇權和相權分開，以控制外戚和宦官專權。”
趙岐高興地連連點頭。
幾十年來，士人和姦閹爲了爭奪權柄，屢遭失敗，究其原因，不是因爲沒有武力，而是因爲皇權至上，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約。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幫大臣們策劃並發動了討董，從表面上看，是爲了爭奪國家權柄，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國家權柄，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敘的平衡，從而剷除沉痾積弊，重振社稷。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要限制皇權，擴大相權。
袁隗大人爲什麼要給袁紹那份承製詔書？袁紹、韓馥和討董聯盟的大吏們爲什麼要執意重建皇統？我們幾個老傢伙想了很久，終於從這個問題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變既定討董之策的原因。因爲當今天子已經十歲了，再過十年，天子行了冠禮之後，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時間重建舊制，根本不可能。
“爲什麼？”李弘問道，“難道恢復一箇舊制，十年時間都不夠？”
趙岐嘆了一口氣，“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敗了，否則，怎麼會有後來的王莽篡國之禍？”
李弘遲疑了一下，問道：“孝宣皇帝的改製爲什麼失敗了？”
趙岐搖搖頭，捋須說道：“因爲石渠閣之議。”
孝宣皇帝雖然尊崇儒學，但他採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治國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復舊制。認爲把皇權和相權分開，把皇室和朝廷分開，更有助於國家的繁榮昌盛。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力的增強，權力鬥爭的激烈，朝堂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部分大臣說要獨尊儒術，以德治國，要修改一些治國之策。一部分則堅持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之策治國，拒絕修改既定國策。於是，朝堂上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經學辨議。
孝宣皇帝爲了統一儒家學說，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召集了二十餘位當代各類經學的碩儒講論“五經”異同。名士碩儒們論述了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詮釋，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由孝宣帝決定採取一種最合適的解釋，並把這種經學解釋作爲官學。
參加石渠閣經議的有學《禮》的通漢、戴聖，學《詩》的張生、薛廣德、韋玄成，學《書》的周堪、林尊、歐陽長賓、張山拊，治《易》的樑丘臨、施讎，治《公羊春秋》的嚴彭祖，治《榖樑春秋》的尹更始、劉向等。
經議由樑丘臨提問，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議，孝宣皇帝親自裁決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共輯奏議一百五十五篇。經過這次會議，博士中《易》增立“樑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樑”。本朝博士經說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餘均始於石渠閣經議。
孝宣皇帝重視《榖樑春秋》，因爲它有利於加強宗法禮儀的控制力量，可以糾正《公羊春秋》學片面強調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適應了當時“稽古禮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閣經議的結果，就是《禮》學和禮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大戴和小戴《禮記》，就編成並盛行於這一時期。
石渠閣會議使孝宣皇帝的權威變成了經學的權威，經學的學術觀點隨即變成了國家的最高律法。於是“以德治國”成爲制定國策的基礎，“臣事君以忠”，皇權至上，相權就此被徹底剝奪。
孝宣皇帝時有“石渠閣之議”，孝章皇帝時有“白虎觀之議”，這是本朝經學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這經學竟然決定着國策的制定，決定着國家的命運，決定着社稷的興亡。
李弘躬身受教，輕聲問道：“老大人到底要對我說什麼？”
“一是官學。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６年），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要求立古文經學爲官學之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開始爭鬥，至今已有近兩百年。這兩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今文經學是禍國之學，應該立即予以廢除，官學改爲古文經學。”
“二是國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爲制定國策的基礎，大量修改既定國策。”
“三是官制。皇權和相權必須分開，皇室和朝廷必須分開，否則，社稷振興無望。”
趙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鄭重問道：“大將軍能否承擔起中興社稷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