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對四位新增選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分工，作了這樣的決定：
陳雲主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公安、檢察、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門；
鄧穎超主管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羣衆團體；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機械工業部；
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傳工作。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許多中央委員的建議，決定重新設立中央秘書長和副秘書長，以協助中央領導人處理日常工作。會議任命：
胡耀邦任中央秘書長；
胡喬木任中央副秘書長兼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姚依林任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委書記。
會議還決定：
宋任窮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免去胡耀邦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
免去張平化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不久又調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
胡耀邦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調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提請全國人大討論通過後公佈）；
調中央黨校副校長馬文瑞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
任命馮文彬爲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
任命楊德中爲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兼中央警衛師師長、黨委書記；姚依林原任商業部部長，由金明接任；
任命陳國棟爲國務院財貿小組組長兼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總社主任；
任命劉瀾濤爲中央統戰部第一副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
另外，會議還決定：
汪東興不再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委書記，中央警衛局局長，8341部隊政委，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中央專案組組長等職。
這一決定，實際上等於削去了華國鋒的“副手”汪東興的實權。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及稍後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3人得到最明顯的提升，這便是陳雲、胡耀邦和胡喬木。
陳雲身兼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四職；胡耀邦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部長三職；胡喬木身兼中央副秘書長、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三職。
前已述及，陳雲的貢獻在於在兩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發言；胡耀邦的貢獻則在於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及平反冤假錯案；胡喬木的貢獻則是理論上的撥亂反正。
本來，有人提議由胡喬木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也曾這麼建議。
確實，由胡喬木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是非常恰當的人選——胡喬木過去曾多年擔任過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有着領導宣傳工作的豐富經驗。但是，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是決定由胡耀邦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在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作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時，曾作這樣的說明：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同志提議我不再兼組織部部長，改作中央秘書長和中央宣傳部部長。本來有的同志提議喬木同志當宣傳部部長，他是最合適了。爲什麼不是他呢？中央的同志有過考慮，喬木同志思想水平比較高，宣傳部的工作還有許多行政事務，如果要他來管宣傳部，勢必要分散一些精力搞行政，這就是浪費人才。所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長。我做秘書長和宣傳部部長本不夠格，是趕着毛驢當馬騎，勉爲其難。喬木同志當中央副秘書長兼“毛辦”主任，汪東興同志不再兼“毛辦”主任了。
對於胡耀邦的提升，胡德平記得，他的丈人安子文最爲感嘆。因爲安子文從1956年11月到1966年8月，當了10年的中央組織部部長，如果加上此前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0多年，他在中央組織部擔任領導達20多年。可是，他卻在“文革”中受迫害進了秦城監獄。安子文向女兒這麼感嘆道：“我當了20多年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結果進了監獄；胡耀邦才當了一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卻進了中央政治局！”
有趣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1979年1月17日——安子文被任命爲中央黨校副校長，恰巧與胡耀邦“對調”。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稍後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有兩人受到最明顯的冷落，那便是汪東興和張平化。不言而喻，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汪東興和張平化的種種行爲，受到了中央委員們的尖銳批評。
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高層領導核心所作的這一系列調整，保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策得以貫徹。
胡喬木主筆起草《公報》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系列重要決策，集中體現在1978年12月22日全會所通過的公報上。
通常，全國代表大會，發佈的是“新聞公報”——因爲全國代表大會已經有政治報告闡述會議的政治內容。中央全會則通常用“公報”，這公報概括會議的政治內容。
“公報”比起“新聞公報”更給人以莊重感，因爲這是“全體會議”的“公報”，而且標明“某年某月某日通過”——這意味着，《公報》是由全體中央委員們舉手通過的，相當於會議的宣言。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公報》，主要不是新聞性的，而是理論性的。《公報》是對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理論性概括，分政治、經濟、組織、思想和作風五個方面加以論述。《公報》寫入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系列的新決策、新觀念、新思想，對於中國歷史的大轉折起着指導性的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公報》的起草已在進行！對於中央全會來說，這是常有的事。因爲有的中央全會只開幾天，必須事先起草好公報，到時再根據會議情況作些修改，然後公開發表。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來說，跟往常的中央全會又有不同，因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準備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一系列重要決策，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一一討論了。
正因爲這樣，《公報》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接近尾聲時開始起草的。
最初，《公報》的起草仍由主管宣傳的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負責。由於中央工作會議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汪東興本人又在會上受到許多批評，由他負責起草的《公報》理所當然是不能用了。
於是，中央主席華國鋒指令會議文件的起草班子又起草了一份《公報》。這個起草班子寫出了《公報》草稿，內容仍很不令人滿意。所以，改由胡喬木主筆。
那時，胡喬木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起草《公報》本來不屬於他的工作範圍。何況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時，胡喬木是以“列席者”身份出席的──直至全會同意增補他爲中央委員。
考慮到胡喬木當年擔任的政治秘書，爲中央起草過許多文件，所以由中央主席華國鋒出面，請胡喬木主持《公報》的起草工作。
胡喬木當時的秘書朱佳木是這樣回憶的：
華國鋒同志……親自出面，請喬木同志負責重新起草一份。於是，喬木同志邀集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開會研究公報的框架，然後請起草班子的同志按研究的意見寫出初稿。初稿拿出後，他又聽取了有關領導同志的意見，隨後，便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從下午2點開始，一口氣改到晚上8點。由於改動太多，喬木同志的字又寫得很小，所以他要我重抄了一遍，才送到印刷廠去排印。這時，全會已經開始，公報稿件作爲會議文件之一，及時印發到了每個代表的手中。全會閉幕前一天，中央爲討論公報稿，還專門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請喬木同志列席。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喬木同志對公報稿進行了進一步修改。全會閉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點，因此，當天已不可能發表公報。第二天，喬木同志根據會議簡報組收集上來的新意見，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時間，對公報稿進行了最後的加工。下午，中央領導同志審定了修改的地方。
晚上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全文播出。
《公報》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作爲中央全會的《公報》，對於一場由報紙特約評論員引發的討論作出評價，這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這實際上也就是宣佈了“兩個凡是”已經被徹底否定：
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爲這對於促進全黨和全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以上這段言簡意賅的話，不是出自某篇社論，而是中國中央委員會的“高度評價”，具有極高的權威性。這一段評價意味着思想路線的重大轉變，即從“兩個凡是”轉變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
《公報》雖然沒有點名批判“兩個凡是”，但是用這樣一段話正面加以闡述，實際上也就是對“兩個凡是”的批判：
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何人，始終堅持一分爲二的科學態度。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同志歷來對自己的評價。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公報》還對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從而徹底否定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會議指出1975年，鄧小平同志受同志委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滿意的。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道，按照同志的指示，對“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四人幫”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成績說成是所謂“右傾翻案風”，這個顛倒了的歷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
《公報》也高度評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身以及此前所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會議認爲，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兩次會議的整個過程中，大家在馬列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羣衆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增強了團結。會議真正實現了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全會決定，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
中國列車駛離“左”的軌道
如果說從“兩個凡是”到實事求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路線上的重大轉折，那麼，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則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政治路線的重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這一最重要的決策，清楚地寫在《公報》的第一段裡，那就是結束“以階級鬥爭爲綱”，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這是鄧小平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前提出的。
經過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討論，鄧小平這一戰略性重大決策，成了會議代表的共識。華國鋒也表示贊同鄧小平的這一重大戰略決策。
《公報》指出：
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羣衆運動，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這一重大戰略性決策，使中國的歷史實現了大轉折，即從“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軌道，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軌道。
對於這一戰略性的“轉移”，曾經想到過，也曾說過，但是他一直未能“轉移”。
在1956年9月召開的八大上，中央副主席在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就已經很明確指出，黨的工作重點不再是階級鬥爭。說，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儘快把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在開幕詞中，也講述了類似的觀點。
但是，就在剛剛打算實現工作重點的戰略性轉移，就被在1957年下半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打斷了。誠如鄧小平所言：
“**”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只這十年，這以前，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爲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鄧小平又指出：
同志從1957年開始犯“左”的錯誤，最“左”是“**”。
鄧小平還說：
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與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運動”相反，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從“左”的軌道撥正方向的轉折點。到1976年0月，粉碎“四人幫”，中國列車終於駛出那黑暗的漫長的隧道。但是，在華國鋒的駕駛下，中國列車仍在“左”的“階級鬥爭”軌道上運行。
直至1978年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列車改由鄧小平駕駛，這才實現了“轉軌”──脫離“左”的“階級鬥爭”軌道，在正確的“四化”建設的軌道上呼嘯前進。
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由陳雲的發言而引發關於衆多歷史重大事件的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真地討論了‘**’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會議認爲，解決好這些問題，對於進一步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面，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變，使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萬衆一心向前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爲四個現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公報》用八個字來概括處理歷史重大事件的原則，那就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公報》指出：
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同志的崇高威望。
鑑於沉痛的歷史教訓，特別是“文革”的教訓，“會議認爲，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羣
衆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公報》以中央全會的名義，對於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作出了明確的結論。
《公報》首先正式宣佈爲“事件”平反和爲“反擊右傾翻案風”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