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最後通過三項決議：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爲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爲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前兩項都只是對六中全會的建議，全會如何作出決定，這是全會的權力。全會當然會審慎地考慮這些問題，並嚴格按照黨內民主原則來進行討論、表決和選舉。
當時，考慮到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爲了使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中央政治局決定把這次會議的內容通知省級常委以上的同志，並由他們向參加黨的若干歷史問題討論的4000名高級幹部傳達。並要求：“爲了保證全黨全國全軍的安定團結，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嚴格保密，絕對不得外泄。”
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這個《通報》，實際上是向全黨打招呼。《通報》向全黨通報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所犯的“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共五條：
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
二、繼續“**”的錯誤觀點；
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爲老幹部恢復工作；
四、製造新的個人崇拜；
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
這樣，《通報》就在黨內範圍，通報了華國鋒的錯誤。
《通報》還通報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向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選舉胡耀邦爲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爲中央軍委主席。
也就是說，華國鋒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已經決定，並已通報全黨。
華國鋒辭職的原因，當然也就是《通報》中所一一列舉的華國鋒所犯的“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
在華國鋒即將辭職而未辭職的這一段微妙的時間裡，華國鋒雖然身爲中央主席，但是實際上中央日常工作已經由胡耀邦主持。華國鋒已經很少以中央主席身份公開出面。
1981年元旦，華國鋒拒絕出席中央新年茶話會。
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
1981年2月4日，這一日子對於華國鋒是難忘的。
這天，是中國農曆雞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議由華國鋒出面宴請越南黃文歡。華國鋒拒絕了，不願露面。
胡耀邦求助於鄧穎超。鄧穎超是黃文歡的老戰友，要出席這次宴請的。鄧穎超給華國鋒打了電話，希望華國鋒能夠主持這次宴請。華國鋒只得答應了。
於是，在除夕夜，華國鋒來到釣魚臺18號樓——這是華國鋒最後一次出席國宴。席間，當招待員給華國鋒遞上一盆煎雞蛋時，使華國鋒意外驚喜：因爲這煎雞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黃之後煎的。華國鋒平時最喜歡這道菜。國宴廚師知道華國鋒將要辭職，今後沒有機會再來這裡，所以特地做了這道他喜歡的菜。
宴會結束後，華國鋒送走了黃文歡，特地回身跟招待員、廚師一一握手，說道：“同志們的情，我領了！”
從此，華國鋒再也沒有在國宴上露面……
從此，華國鋒的畫像從北京所有大的會場、大賓館的迎客廳被取下來，從中國各單位、老百姓家中的像旁邊被取下來。
對於華國鋒的下臺，作爲華國鋒的老朋友，張根生的評價是公允的：
華國鋒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洶涌而至之時，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勢，是與他長期在省、地、縣委工作有關係。參加革命後主要是學習指示，又是在“**”中被提拔起來的。在去世之後，他只能依靠樹立的威信，以的旗幟穩定局勢，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思想、理論上都有侷限性，這也是他犯“兩個凡是”錯誤的主要原因。
應該肯定華國鋒在主持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緊接着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較能發揚民主、接受大家對他的批評。當時所有人的發言都照登簡報，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評任何人，是較好發揚民主的一次會議。會上華國鋒對於自己的“兩個凡是”和其他問題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並接受大家的意見，態度是誠懇的。
關於華國鋒所犯的錯誤，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一大段加以論述。這一大段論述，其實也就是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中關於華國鋒錯誤的基本內容。
《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到了華國鋒擔任中央主要領導的由來：
華國鋒同志是由同志在1976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
《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肯定了華國鋒的功績：
他在粉碎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着指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犯了“左”的錯誤：
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
華國鋒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錯誤？《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加以具體的論述（爲了眉目更加清楚起見，本書作者爲這段論述加上一、二……）：
一、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
二、壓制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
事件”）的進程；四、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五、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
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
六、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
在列舉了華國鋒的六條錯誤之後，《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這樣的結論：
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華國鋒所犯錯誤的論述以及得出的結論，說明了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
務的原因。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預備會期間，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曾談及了華國鋒，談及了《中國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不要點華國鋒的名的問題。鄧小平指出，在決議中寫明華國鋒的名字，也就是回答了變動華國鋒職務的原因：
討論當中提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頭兩年的問題，曾經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後來我們大家斟酌，認爲不提名還是不行。這次決議應該同去年11月政治局會議的通報相銜接。現在這個決議稿子裡面的許多措辭比通報要溫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減輕一些，我看這樣比較好。爲什麼？因爲這是叫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那個是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這是要放到歷史裡面去的一個文件。當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歷史裡面去的，但是這個歷史決議是更莊重的一個文件，我想，分量更恰當一些，沒有壞處。但是，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在這裡需要點，因爲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首先是這個問題。政治局決議正確不正確，華國鋒同志工作應該不應該變動？要回答這個問題。
鄧小平接着指出：
按現在的政治動態來說，也有必要。大家知道，現在“四人幫”的殘餘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誰的旗幟？過去是打“四人幫”的旗幟，現在打誰的旗幟？就是打華國鋒的旗幟，就是擁護華國鋒。所以，這種動態很值得注意。當然，我們應該說，我跟好多同志也說過，這些事華國鋒同志本人沒有責任，他自己並沒有搞什麼活動。但是，這種社會動態值得注意。所以，我們這個決議裡面寫上華國鋒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錯誤，對於全黨、對於人民有益，有好處，對華國鋒同志本人也有極大的好處。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了中央主席。衆望所歸，全會一致要求推選鄧小平爲中央主席。但是，鄧小平拒絕了。後來，鄧小平這麼談及他拒絕的原因：
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託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並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家希望我當總書記、國家主席，我都拒絕了。
鄧小平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央主席。
1981年6月29日下午，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胡耀邦爲中央主席。
胡耀邦在當選中央主席時，很謙遜地向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們發表瞭如下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