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多的科學家集結在北京的科學會堂，他們紛紛以自然科學發展史上的事例，來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科學家們指出：
科學就是實事求是的學問，科學不承認任何偶像，而要傾聽實踐的呼聲，接受實踐的檢驗。一部科學技術發展史，就是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歷史。
科學家們以他們特有的專業語言和科學史上的名人名言名事名例，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近代自然科學就是在衝破中世紀的封建神學和經院哲學的羈絆中發展起來的。在封建神學和經院哲學統治下，正如伽利略所說：“在公開辯論時，當有人正在講述一個可以證明的結論時，他的話卻被一個反對者打斷了，用一段亞里士多德的原話堵講述者的嘴（這段原話時常是爲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寫的）。”甚至當一個學生髮現太陽上有黑點時，他的老師、一個經院哲學家，因爲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書上都沒有談到那些黑點，竟向這個學生說：“這些黑點只在你的眼睛裡，而不是在太陽上。”法國哲學家蒙臺涅曾嘲笑這些經院哲學家說：“我們都會鄭重其事地說，‘西塞羅是這樣說的，或者，這就是柏拉圖的道德學說，或者，這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論’。至於我們能代表自己說些什麼呢？我們自己的論斷是什麼呢？我們的行爲是怎樣的？只是鸚鵡學舌而已。”這些不也正是對那些生活在現代而卻要復活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人們的絕妙寫照嗎！
科學家們不光是參加討論會，還拿起筆來寫文章，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從科學史的角度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說科學家們遜稱自己只是“敲邊鼓”罷了，但是科學家們的加入，使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聲勢更爲壯大。
高層的不同表態
報紙上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日趨熱烈，高層領導中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歧也日見明顯。
也就在7月，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到山東視察，在濟南跟山東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談到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說了三句分量很重的話：“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砍旗”之意，前已述明，即“砍思想偉大紅旗”。“丟刀子”則取義於的話。曾批評當時蘇聯的領導人，把列寧這把“刀子”丟了。汪東興所說的“丟刀子”，也就是“丟掉”之意。
汪東興還說：“現在報紙上只宣傳17年（引者注：指“文革”前的17年），宣傳粉碎‘四人幫’後的兩年，不宣傳‘**’。‘**’成績是主要的嘛！三七開嘛！”
另一位中央副主席，則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發表了與汪東興相反的意見。
國務院的“務虛會”從1978年7月6日開始，陸續開到9月9日結束。會議的主題是研究加快中國四個現代化的速度問題。會議開始時，在講話中明確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正確的，這是我們一向堅持的觀點；我們要解放思想，振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支持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中央主席華國鋒又一次跟各地打招呼，要求各地對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不表態”、“不捲入”。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貫徹執行了華國鋒的指示。
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7月21日找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談話。鄧小平跟張平化談到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很嚴肅地向張平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張平化不以爲然。此後，8月初，張平化去了東北。
對於這位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到來，東北三省省委自然都很希望他能夠談談“熱點問題”——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張平化在黑龍江、在遼寧，一字不提這一討論。在吉林，張平化終於談到了這一問題，然而他語出驚人：“國內外的階級敵人，都在罵，惡毒攻擊……人民內部呢，也有些思想動態值得注意。比如，在我們宣傳戰線上有個別人不承認是我們黨的締造者。”
他說，有些外國評論家“說現在我們否認了是神，那意思是說我們原來把當做神了，那就是我們信仰是宗教信仰，把他當做神了，迷信了。這完全是污衊”。
張平化還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只講一條語錄，不全面貫徹《實踐論》不行，要融會貫通。張平化的言外之意，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只講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條語錄。張平化說，還是學《實踐論》吧，這是最好的教材。
最後，張平化用極其“簡練”的語言概括道：“我們只能宣傳一個領袖，過去宣傳，現在宣傳華主席。”
鄧力羣的報告吸引上千聽衆
就在高層對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意見分歧日見明顯的時候，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卻日益熱烈。
1978年7月17日上午，上千人涌向北京的中央歌劇院禮堂。
這麼多人去看歌劇？歌劇一般在晚間上演，極少在上午演出，更何況在那時，中國歌劇尚處於“甦醒”階段，幾乎沒有什麼歌劇上演。冷落多年的中央歌劇院禮堂忽地爆滿，人們爲的是去聽一個不平常的報告——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報告。
報告人名曰鄧力羣，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那是因爲自7月17日至7月24日，在北京並不起眼的朝陽區委黨校，舉行了一
個熱烈而重要的討論會。
這個討論會的全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討論會”。會議是這樣進行討論的：
討論會遵循“百家爭鳴”的方針，緊緊圍繞着真理的標準問題和當前討論這個問題的重大意義，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通過討論大家認識到，檢驗真理只能是社會實踐這樣一個標準，而不允許還有別的標準。反對實踐這個標準，妄圖另立什麼標準，這是、“四人幫”從根本上顛倒理論和實踐的關係造成的流毒沒有肅清而產生的一種社會思潮。這種思潮的實質是：反對馬克思主義作爲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指南，主張把馬克思主義看成萬古不變的教條。只有堅持與這種社會思潮作鬥爭，才能解決科學地對待馬列主義、思想的問題，才能真正高舉馬列主義、思想的偉大紅旗。
會議的出席者不再侷限於北京地區，而是“邀請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部分哲學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
會議的正式出席者爲160多人。但是，會議的開幕式卻不得不改在中央歌劇院禮堂舉行，因爲聽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羣要在開幕式上講話，許多並非會議的正式代表聞風而來，要求聽取這一講話……人們蜂擁而至，就連中央歌劇院的禮堂的過道里都站滿了。這充分表明，人們對於“真理標準”問題是何等的關注。
邢賁思記得，範若愚、逄先知等，也都很興奮地去出席了會議。
報告人鄧力羣，乃湖南省桂東縣人氏，生於1915年。他在21歲時加入中國，先後擔任過北平學聯執行委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部代理組織部部長，馬列學院教育處長，吉北地委宣傳部部長，東北財委辦公室副主任，遼寧省政研室主任，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部長。此後他的重要任命是擔任政治秘書多年，《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鄧力羣在“文革”中，隨着的下臺而受到批判，後來又隨鄧小平的復出而復出，擔任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在1975年8月，他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而主持起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在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也被打成“大毒草”，鄧力羣再次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力羣再度復出，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時的院長爲胡喬木。
鄧力羣對於鄧小平批判“兩個凡是”，是非常瞭解的。早在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那番批判“兩個凡是”的重要談話，就是跟王震、鄧力羣談的。
正因爲這樣，鄧力羣出來作報告，聽衆踊躍。
鄧力羣的口才也不差，所以他的報告頗受歡迎。鄧力羣在講話中，先是引用了鄧小平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