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擁護鄧穎超爲人大委員長，顯然是由於鄧穎超是周恩來夫人。他們懷念周恩來，所以表示堅決擁護鄧穎超。
遼寧省委馬上把這一緊急情況報告中央。華國鋒看了電話記錄後，作了如下批示：
擬告遼寧省委，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
就這樣，紀念週恩來去世一週年，是在“不冷不熱”中度過的。
所謂“不冷”，是跟周恩來去世時比。因爲周恩來去世時，姚文元嚴格控制輿論，冷冷清清。
所謂“不熱”，是因爲華國鋒、汪東興對此嚴加控制，生怕一“熱”起來，會助長要求爲“事件”平反的情緒。
周恩來去世一週年忌日，總算“平安”地度過。然而，新的難題又接踵而至，擺在華國鋒和汪東興面前。那是因爲隨着批判“四人幫”的深入，人們不滿足於揭發“四人幫”的罪行，而是進一步開展對“四人幫”理論體系的批判。汪東興否認“四人幫”有什麼理論。汪東興曾說，王洪文是流氓，只會打棍子，張春橋和姚文元是書呆子，他們沒有什麼理論。
然而，批判的鋒芒，開始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文革”中發表的兩篇重要的署名理論文章：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姚文元的文章《論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於1975年3月1日發表在《紅旗》雜誌1975年第3期上。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則於1975年4月1日發表於《紅旗》雜誌1975年第4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幫”時，當然應該批判張春橋、姚文元的理論文章。有人寫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紅旗》雜誌爲此向汪東興寫了請示報告。
1977年2月4日，汪東興竟作了這樣的批覆：
這兩篇文章是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
汪東興這一批示，實際上也就是華國鋒所說的“凡是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
其實，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兩篇文章，不僅因爲“偉大領袖和導師看過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這兩篇文章反映了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這兩篇文章，實際上也就是批“左”。
張春橋和姚文元雖說都是筆桿子，但是在成爲“中央首長”之後，幾乎“動口不動手”，只是發表各種講話，不寫文章。他倆突然在1975年春接連發表理論性長文，是因爲說了話。
那是1974年12月26日，在他81歲壽辰之時，就理論問題作了如下指示：
列寧爲什麼說過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一類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既然說要“搞清楚”列寧所說的問題，於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論家”的姿態，寫了理論長文，加以論述。
批判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兩篇文章，實際上也就觸動了晚年“左”的錯誤。
汪東興的批示，爲批判“四人幫”設下了禁區，即只許批右，不許批“左”。
更爲嚴重的是，由汪東興領導的文件起草小組，在爲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起草報告時，竟把張春橋、姚文元在兩篇“理論長文”中所宣揚的四個極左觀點，都寫了進去。
這四個極左觀點是：
一、對資產階級要實行全面專政；
二、按勞分配是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產力論；
四、要批判資產階級法權。
終於提出“兩個凡是”
面對接踵而來的新的難題，在華國鋒看來，已經到了必須強調自己的政治原則的時候了。
華國鋒政治原則的核心，便是“兩個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吳德在四屆人大第三次常委會上講話中，曾這樣說：“凡是指示的，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雖然吳德只說了一個“凡是”，其實也就是“兩個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華國鋒在寫作班子爲他起草的一份講話提綱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寫上了這麼一段口氣極硬的話：
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這段話，就是“兩個凡是”的最初表述。
細細追究，“兩個凡是”可以說是“文革”的產物。在“文革”中，把捧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鼓吹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話被稱之爲“最高指示”，其實也就是“兩個凡是”。
也正因爲這樣，“文革”中最流行的口號便是“誰反對就打倒誰”。這句口號所體現的含義，同樣也就是“兩個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央解決一個省的領導人問題時，汪東興便曾說：“凡是經過指示的文件，凡是的指示，都不能動。”
在去世之後至粉碎“四人幫”之前，華國鋒強調“照過去方針辦”，就已經包含了“兩個凡是”的意思。因爲“照過去方針辦”，也就是照的方針辦——其中當然主要就是照晚年“左”的方針辦。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強調“凡是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
正是在這一個“凡是”的基礎上，後來發展成“兩個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重要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一次公開地、明確地提出了“兩個凡是”。
所謂“學好文件”，是指學習“偉大領袖和導師的光輝著作《論十大關係》和華主席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兩個重要文件”。
的《論十大關係》，原本是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稿在1975年由鄧小平主持、胡喬木整理定稿，並於1975年7月13日報送審閱。鄧小平以爲，的這篇講話稿對於整頓“文革”中被搞亂的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關係，有指導意義，本準備在當時予以公開發表。閱後批示：
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
1976年12月26日，在83歲誕辰之際，此文由華國鋒批示公開發表。
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於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在大會上作了《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的講話，提出要堅決完成中央關於在1980年把全國1/3以上的縣建成大寨縣的戰鬥任務。12月25日，華國鋒在大會上講話，強調王、張、江、姚是一夥極右派，他們那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是一條極右路線。華國鋒號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幫”，在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
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號召全國人民學好這兩個文件。
社論提出要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指出：
說過：“有句古話，‘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集中表現爲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
緊緊抓住這個綱，鬥爭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項工作就有統率了。“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一點，各級黨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確。不光領導者要明確，還要使廣大幹部和羣衆都明確。
社論高度讚揚了：
偉大領袖和導師，領導我們奮戰了半個多世紀，經歷了十次重大的黨內路線鬥爭。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反覆證明，什麼時候，我們執行的革命路線，遵循的指示，革命就勝利；什麼時候離開了的革命路線，違背了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的旗幟，就是勝利的旗幟。在世的時候，我們團結戰鬥在的偉大旗幟下。現在，逝世了，我們更要高舉起和堅決捍衛的偉大旗幟。這是我們8億人民，3000多萬黨員的神聖職責，是我們繼續團結戰鬥的政治基礎，是我們進一步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社論高度讚揚，其實是爲下面這兩句話作鋪墊：
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兩句話，也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兩句話，是華國鋒執政方針的最高度的概括。這兩句話也表明，雖然去世了，華國鋒成爲不是的，他堅決維護的一切決策，內中主要是維護晚年的“左”的錯誤。
全國各報都轉載中央兩報一刊這篇社論。一時間，這篇社論成爲中國億萬人民的學習文件。這篇社論是以中央兩報一刊名義發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兩報一刊卻沒有一個人參加這篇社論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據《人民日報》當時的副總編輯李莊告訴筆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央宣傳口”開會。“中央宣傳口”在北京釣魚臺召集這次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是中央新聞單位的負責人。
李莊記得，到了那裡，耿飈宣佈：“中央決定發表一篇社論，以兩報一刊署名。今晚廣播，明天見報。”接着，耿飈說：“我現在讀一遍。”
這就是說，社論是由“中央”事先寫好的，只是借用兩報一刊的名義發表罷了，所以要當着兩報一刊的負責人的面念一遍，打個招呼。
李莊是作爲《人民日報》負責人出席會議的。
代表《解放軍報》的是“副口長”華楠，此時他兼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另外，還有一位《解放軍報》副社長出席會議。
代表《紅旗》雜誌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長”，同時又是《紅旗》雜誌總編輯。耿飈所念的，就是這篇《學好文件抓住綱》。
唸完之後，由於這篇社論來自“中央”，作爲在場的兩報一刊的負責人李莊、華楠、王殊還能說什麼呢？
其實，就連耿飈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據云，耿飈曾對人說：“發表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幹，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儘管耿飈不同意這篇社論的觀點，但是他作爲中央“宣傳口”的負責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執行。據王殊告訴筆者，當時他剛從國外回來不久，對於國內的錯綜複雜的鬥爭並不太瞭解，所以他當時並沒有看出社論有多大問題。
據李莊回憶，會議只開了十來分鐘就散會了。這十來分鐘，也就是耿飈把社論從頭到尾唸了一遍，大家無言而散。出了會議室，《解放軍報》一位副社長問李莊：“這篇兩報一刊社論，你們是哪位同志執筆的？”
李莊答道：“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你們呢？”那位副社長只好苦笑道：“如此說來，是上邊交發的，這次又‘貪天之功’了。”“上邊”，又是誰寫這篇社論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央“宣傳口”會議之前兩天——主管宣傳的汪東興在社論的清樣上，寫下一段這樣的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這篇文章，是由“中央宣傳口”的“副口長”李鑫所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據稱，1977年1月7日，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人員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
文件，亦即學習《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開會，佈置了寫作社論的任務。中央理論學習組寫出初稿之後，1月21日，李鑫主持理論學習組討論初稿，第一次在稿子里加上這樣兩句話：“凡是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社論中“兩個凡是”的最初版本。
後來經過修改，改成：“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在汪東興批示同意之後，這篇文章經華國鋒親自審定，終於在1977年2月7日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的名義發表了。
從此，“兩個凡是”成了華國鋒施政的核心理論。
其實，“兩個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當推。筆者查閱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政治報告。報告引用了的一系列“名言”：
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
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
（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報告指出：
凡是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凡是違背指示的，就要堅決抵制，堅決反對。
所以，“兩個凡是”的“首創權”不是屬於華國鋒，而是屬於。
所以，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實際上是的“兩個凡是”的翻版。
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回憶說，《人民日報》奉命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這不是盲目服從，而是睜着眼睛、違心地服從”。
那篇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是爲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作輿論準備；中央工作會議，又是爲十屆三中全會作準備；十屆三中全會則是爲十一大作準備。
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實際是要把“兩個凡是”作爲十一大的政治路線。
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發表之後，衆多讀者來信來電，對“兩個凡是”提出質疑，提出尖銳的批評。
《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說：“這篇社論使黨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復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從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提出“兩個凡是”之後，中國圍繞“兩個凡是”，展開了一場錯綜複雜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