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當時最令我感到羞辱的是他的朋友們快樂的神情，他們對他的幸福表現出來的誠摯的喜悅和真切的關心。恭喜之聲如潮水般向我涌來，把我當成了給安布魯斯傳遞信息的使者。面對這一切，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斷地微笑，點頭，裝出一副好像我就知道這件事會發生的樣子，我感到自己變成了一個雙面人，一個背叛者。安布魯斯一直教我要憎恨虛僞，無論是人的虛僞，還是動物的虛僞。而我現在竟然把自己僞裝成了一個與從前的我截然不同的角色，想到這個，我簡直痛苦不堪。
“沒有比這更好的事了。”我不斷地聽到這句話，而且還要隨聲附和。於是我開始躲避周圍的鄰居，把自己關在樹林旁的家中，免得再看到那些關注的面孔，再聽到他們那些喋喋不休的議論。無論去田間還是去鎮上，我都無法逃開這一切。莊園裡的佃戶們，或隨處可見的熟人，只要一瞥見我，就會迫使我捲入他們的交談。我簡直成了個蹩腳的演員，臉上努力擠出一絲微笑。這麼做的時候，我感覺到皮膚在牴觸地**，可我不得不裝出一副高興的樣子，回答他們的問題。我討厭這種僞裝，可是別人希望在提到安布魯斯的婚事時，看到我這種高興的樣子。“他們什麼時候來家裡？”對這個問題，我只有一種答覆：“我不知道，安布魯斯沒告訴我。”
接着，他們便會對新娘子的容貌、年齡及儀表作一番猜測。對此，我只能說：“她是個寡婦，和他一樣喜歡園藝。”
他們聽了使勁點着頭，認爲這對安布魯斯再合適不過了。然後，對一個抱定獨身主義的單身漢突然結婚，他們又會打趣，開玩笑，就此事逗樂一番。牧師的老婆——兇悍的帕斯科夫人，對這件事更是刨根問底，好像這麼做，她便可以報復以前人們對神靈的侮慢不尊。
她抓住一切機會發表見解。“艾什利先生，現在該是多麼大的變化，你再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家裡隨心所欲了吧。這倒也是件大好事。以後，可要有一整套的家法來管束僕人們了。不過，我看斯考比對此卻未必高興，他一直都按自己的規矩行事。”
這一點，她倒是說對了，我覺得斯考比是我的同盟，但我總小心翼翼，不和他站在一邊，如果他試圖表現出一點認同感，我就會馬上制止他。
“我不知該說什麼，菲利普先生，”他低聲說，一副憂鬱、無奈的神情，“家裡有個女主人，會把一切都翻個個兒，讓我們不知所措。一件又一件事，很可能無論你怎麼爲她着想，都難討得她的歡心。我想，該是我退下來給年輕人讓路的時候了。或許，給安布魯斯寫信時，您最好跟他說一下這件事兒。”
我叫他別犯傻了，沒有他，安布魯斯和我會過得一團糟。可他卻搖搖頭，板着個臉不停地在原地來回踱步，而且不失時機地對未來作出種種悽苦的假設：什麼就餐時間毫無疑問要改啦，傢俱要換啦，什麼大家夥兒會被呵斥着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打掃房間啦，最可怕的是，連那幾條可憐的狗也會被拖垮。他就這樣用一種近乎於悲哀的聲音絮絮叨叨着種種未來的情景。不過，他的這種腔調倒多少幫我找回了一些失去的幽默感，自從讀了安布魯斯的信以來，這是我第一次放聲大笑。
斯考比描繪了一幅多麼可怕的圖畫呀！我眼前立刻浮現出這樣的情景：一大羣女僕拿着拖把，打掃着一塵不染的房間；老管家則像往常一樣，噘着嘴巴，臉上帶着冷冷的不滿，監視着姑娘們的一舉一動。他的擔憂讓我覺得可笑。可當同樣的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起——連非常瞭解我，完全知道自己不應該攪到這種閒話中來的露易絲・肯達爾也這麼說時，我真的有些發怒了。
“謝天謝地，書房將煥然一新了，”她歡天喜地地說，“書房裡的檯布地毯等物品用了這麼多年，都已經陳舊褪色了。不過，我敢說，你從來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還有，家裡種的這些花更將大爲改觀。客廳將終於能稱其爲客廳了，我一向認爲不好好利用它，實在有些浪費。艾什利夫人肯定會用她從意大利別墅帶來的書畫好好地把客廳裝飾一番的。”
她沒完沒了地嘮叨着，一遍又一遍地盤算着房間裡的每一處改進，最後我實在忍無可忍，粗暴地打斷她的話：“看在上帝的份上，露易絲，別再談這些了，我討厭這個話題，我已經聽膩了，聽煩了。”
她馬上停了下來，然後狡黠地瞧了瞧我說：“順便說一句，你不是出於嫉妒吧？”
“別胡扯。”我對她說。
把她叫來，實在是件蠢事。不過我們彼此交往一直甚好，我一向把她當作小妹妹，而且對她還有一點兒敬重的心情。
我這麼一說，她就不吭聲了。而且我注意到，只要又談起這個談濫了的話題，她就會看我一眼，試圖換個話題。爲此我很感激，也就更喜歡她了。
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教父尼克・肯達爾，給了我最後一擊。當然，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只是魯莽地以他貫有的直率方式說了下面這些話。
“你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嗎，菲利普？”一天晚上，當我駕車過去和他們共進晚餐時，他這樣問我。
“打算？沒有。”我答了一句，心裡並不明白他問這句話的用意。
“當然，這樣做還有些爲時過早，”他說，“我想你可能一直要等到安布魯斯和他妻子回來後，纔會這麼做。我不知道你是否想過在這附近爲自己置上一點屬於自己的房產。”
我慢慢理解了他的意思。
“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我問道。
“嗯，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不是嗎？”他用一種就事論事的口氣說，“安布魯斯和他的妻子當然想待在一起。他們有了家庭，再有個兒子，對你來說，一切就不一樣了，對吧？我敢肯定，安布魯斯不會讓你因爲這種變故受苦，你想要什麼他都會買的。當然很可能他們不會有孩子，但也沒有什麼理由認定他們就肯定不會有孩子。或許你願意自己建一所住宅，有時候自己建房要比買別人的更好一些。”
他一個勁地說着，把方圓二十英里以內我有可能感興趣的地方都提到了，好在他並沒有要求我立刻回答他說的話。當時我的心裡真是千頭萬緒，不知該怎麼回答纔好，他所說的一切是我根本想都
沒想過的，我幾乎無法理出個頭緒。過了一會兒，我便託詞離開了。嫉妒，我想露易絲這麼說是對的，這是突然要與另一個陌生人共享同一個人時產生的孩子式的嫉妒。
像斯考比一樣，我彷彿也已經看到自己竭盡全力地適應那些令人極不舒服的新規矩：熄滅菸斗，立正站好，在談話時絞盡腦汁，讓自己努力接受一種由女人當家的嚴苛，一種沉悶的生活。再看看安布魯斯，我的天，他的樣子簡直像個傻瓜。我到時只能離開，免得大家都很尷尬。我以前還從未想到自己會變成流浪漢。如今這個家庭不再需要我了，我將從這裡搬出去，像傭人們一樣靠主人給的工錢過活，一個孩子會降生到這個家中，管安布魯斯叫爸爸，這個家再也不需要我了。
如果是帕斯科夫人提醒我注意這種可能發生的事情，我會認爲是她居心不良，從而將它拋到腦後，然後當這一切出自我的教父這樣一位沉穩的人口中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駕車回到家裡，滿懷悲傷，不知所措，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是應該像教父說的那樣有所打算，爲自己找一個家，還是做好離開的準備？可我不想住在別的什麼地方，也不想有別的家。安布魯斯在這個家裡把我帶大，一直教我的也是這裡的一切。這一切是我的，是他的，是我們兩人共有的。可如今情況變了，不再是這樣了。我至今還記得，那天當我從肯達爾家回到家中，在那幢房子裡走來走去，用一種全新的眼光打量它，家裡的狗也感覺到了我的煩躁，緊跟着我，和我一樣惶惶不安。我小時候住過的兒童房，已經好久沒人住了，只有斯考比的侄女每週來一次，把房間整理整理，或者縫補縫補那些亞麻布織物，但這間房子現在卻有了新的意味。我彷彿看到房間被重新粉刷一新，原先一直和一大堆塵封已久的書籍一起放在滿是蜘蛛網的架子上的那根小曲棍球棒，被當作垃圾扔了。我從沒有想過這間屋子會給我留下怎樣的印跡，以前差不多總是兩個月進去一次，讓人補補襯衣、襪子什麼的。而今我卻很希望它能重新爲我所有，作爲我逃避外面世界的庇護所。否則，它就會完全變成另一種景象，室內老是瀰漫着一股煮牛奶的味道，還有需要晾曬的毯子的潮味，令人窒息，完全就像我經常去的那些養小孩子的人家的起居室一樣，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們在地板上哭喊着爬來爬去，不是頭上這鼓個包，那碰個包，就是肘腕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他們還會蹭着爬上人的膝蓋，要是沒人理睬，他們就會大做鬼臉，把臉皺得跟猴子一樣。噢，天哪！難道這一切都在這兒等着安布魯斯了嗎？
我難得想到表姐瑞秋，一旦想到她的時候，心情就像人們對待所有令人厭惡的東西一樣，努力想把這個名字從腦海中抹去。我把她想象成一個與帕斯科夫人一般無二的人，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身材高大卻瘦骨嶙峋，且正如斯考比預言的，那雙鷹般的眼睛不放過任何一點灰塵。每逢客人來吃飯，她的笑聲簡直震耳欲聾，以致大家都會離安布魯斯遠遠的。她似乎還變化多端，一會兒如凶神惡煞，像西鄰那個叫莫利・貝特的窮鬼，絕不允許人看桌上的美味；一會兒又繃着臉，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神情陰鬱地裹着件披肩坐在椅子上，有氣無力地抱怨着自己的身體狀況，而且，總有個護士守在她身後不遠的地方，拿着一把勺子在調藥；一會兒是勁頭十足的中年人；一會兒又癡癡地笑起來，一副比露易絲還年少的樣子。瑞秋表姐的性格變化足有一打多，而且一個比一個令人生厭。我似乎看見她逼着安布魯斯跪在地上裝狗熊，讓孩子們騎在他背上，而安布魯斯竟俯首帖耳，非常恭順，真是丟盡了人。轉眼她又會把自己打扮成穆斯林，頭上繫條絲帶，我彷彿看到她嘟着嘴，不停地擺弄着那頭捲髮，那一頭亂蓬蓬的捲髮讓人覺得做作，可是安布魯斯卻靠在椅子上，用一種欣賞的眼光看着她，臉上堆着白癡般的笑。
五月中旬，我收到了他們的來信，說決定整個夏天都要待在國外，我大大地嘆了一口氣，差一點高聲歡呼起來。這簡直是一種從沒有過的反叛，可我實在情不自禁。
“你的瑞秋表姐還在被一大堆事務纏繞，而這些事又都得在我們回英國之前安排妥當。”安布魯斯在信中說，“因此，儘管令人十分失望，但你可以想到，還是得推遲歸期。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意大利的法律與我們的法律根本是兩回事兒。要想在這兩者間有所調和，簡直是天方夜譚。現在我好像是在大把花錢，然而花得是地方，所以纔不吝惜。我們時常談起你這個可愛的小傢伙，我真希望你能和我們在一起。”接着，又問了句家裡的活計和他那些花草的情況，他對這些事的興趣一如往常地熱切，這反而讓我覺得自己是不是不正常，竟然認爲他會改變。
他們這個夏天回不來，周圍的鄰居當然都非常失望。
“或許，”帕斯科夫人意味深長地微笑着，“艾什利夫人的健康狀況不允許她旅行。”
“關於這一點，我不太清楚。”我答道，“安布魯斯在信中提到他們曾在威尼斯待了一週，回去的時候，兩人都得了風溼病。”
她的臉立刻拉了下來。“風溼病？她妻子也得了風溼病？”她說，“真夠倒黴的。”然後又若有所思地說，“我想她肯定比我想象的要老。”
這個蠢女人，腦子都不會轉彎。我兩歲的時候，膝關節就有風溼病的感覺，年紀大的人告訴我，那種疼，是我在長個兒。就是現在，有時下點雨，我依然會有那種感覺。拋開這處不說，我和帕斯科夫人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卻是不謀而合。瑞秋表姐大概也就二十來歲吧，可頭髮已經灰白，甚至已經拄上了手杖，我能想象得出，當她只要不在她那個我說不出來什麼樣的意大利花園裡種玫瑰時，就坐在一張桌子旁，手杖搗着地，旁邊圍着幾個律師，嘰裡咕嚕地用意大利語說着什麼，而我那可憐的安布魯斯則耐心地坐在她身旁。
爲什麼他不回來，讓她自己去處理那些事呢？然而，這樣一想，我的精神卻馬上振奮起來。因爲那個癡癡傻笑的新娘已在我眼前化作一個日漸衰老的婦人，腰部患有嚴重的風溼病，折磨得她痛苦不堪。我幼年住過的房間從我腦海中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起居室變成了女人的閨房，房內處處是屏風，即使在仲夏，爐
火也燒得很旺，時時能聽到煩躁的喊叫，一個勁兒叫斯考比再拿些煤炭來，她吸進去的煤煙一點兒一點兒地攫取她的生命。於是我又可以在出遊的時候大聲唱歌了，可以驅趕着狗追逐野兔，可以早飯前遊個泳，可以在風和日麗的時候駕着安布魯斯的小船在海灣航行，又可以在露易絲去倫敦度假時，用那裡的時髦事兒逗她開心。二十三歲的年齡，心情本來就不大會憂傷。我的家還是我的家，沒有人能從我手中奪走它。
繼而冬天來臨的時候，他來信中的語氣變了，起初是難以察覺的，我幾乎沒有注意到這種變化。然而再讀他的信，我便看出信中所言都流露出一種壓力，一種憂慮之情纏繞着他。可以看得出，其中一部分是思鄉之情，思念他的故土，惦念着他的家產。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份深深的孤寂，那使我感到十分驚愕。我感到不解的是，一個結婚僅十個月的男人居然會感到孤獨，他說漫長的夏季和秋季，日子實在難熬，冬天又極不尋常地臨近了。雖然他們居住的別墅地勢很高，裡面卻空氣沉悶，令人窒息。他說自己總是像一隻暴風雨來臨前的狗一樣，從一間房間躥到另一間房間，然而並沒有暴風雨來臨，他總感到無法消除房內的沉悶空氣，恨不得讓瓢潑大雨把自己淋個透，即使這樣會使他癱瘓也在所不惜。
“我過去從沒得過頭痛病，”他說，“但現在我經常頭痛，有時甚至視覺模糊，極不願意看到陽光。對你的思念之情真是難以言表，我有萬千的話想要對你說，然而在一封信中又難以一一說清。今天，我妻子去鎮上了，所以我纔有機會給你寄信。”這是他第一次用“我妻子”這樣的字眼，在這以前，他總是用“瑞秋”或“你的瑞秋表姐”。在我看來，“我妻子”這樣的字眼很正式，卻給人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在這些信中，他隻字未提回家的事，然而卻總是表現出想得知家鄉消息的急切心情，對我在信中所說的瑣碎小事，他也總要評論一番，似乎除此之外，他對其他事情都沒有絲毫興趣可言。
復活節時沒有收到他的來信，聖靈降臨節時也無任何消息。我的焦慮不安與日俱增。我把不安告訴了教父，他說肯定是惡劣的天氣延誤了郵件，據報道歐洲已下了晚雪，恐怕五月底之前，我都無法指望收到佛羅倫薩的來信。安布魯斯結婚已一年有餘，離家已有一年半了，我十分擔心他可能不再回歸故里。顯而易見，只一個夏季就使得他身心憔悴，如果再過一個夏季，他又會成什麼樣子呢？終於，到七月的時候來了一封信，這是一封簡短而語無倫次的信，完全不像出自他本人，他平時那一貫清晰秀美的字體，現在也變成橫七豎八、潦草不堪的一團亂麻，好像他難以握筆書寫。
“我這兒並非處處都順心，”他寫道，“在我上次給你寫的信中，你肯定已看到了這一點，不過你還是什麼都別說爲好。她總是監視着我的一舉一動。我已給你寫過好幾封信，但身邊卻沒有可以信賴的人替我將信寄出。除非我自己外出寄信，否則這些信都無法抵達你手中。我患病以來無法外出走遠。至於我的那些醫生，我對他們任何人都毫無信賴可言。他們是一羣說謊者，全都是。那位剛由瑞納提推薦來的醫生更是一個殺人犯，很可能也是那夥人中的一個。他們對我的病情進行可怕的臆斷，但我會擊敗他們的。”後面是一段空白，然後是一些潦草無法辨認的文字，之後便是他的簽名。
我讓馬伕繫好馬鞍，出發奔向教父家，讓他看安布魯斯的來信。像我一樣，他也感到憂心忡忡。“好像已精神崩潰了，”他脫口說道，“讓我感到很不舒服，這不是一封精神正常的人寫的信，但願……”他突然努了努嘴巴，緘口不語了。
“但願什麼？”我問道。
“你伯父菲利普，也就是安布魯斯的父親，死於腦瘤，你知道這件事，對吧？”他簡要地說道。
我如實告訴他以前我從未聽說過此事。
“當然，這是你出生前的事了，”他說，“家裡人向來不大談這事，這種病是否會遺傳，我認爲醫生也說不準。到目前爲止，醫學還遠遠沒發展到這種程度。”他戴上眼鏡，把信又看了一遍。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一種完全不同的可能。我倒寧願認爲是這種可能。”他說。
“哪種可能？”
“安布魯斯是喝醉時寫這封信的。”要不是他已年過六十，又是我的教父，我一定會反駁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
“我一生中還從沒看到安布魯斯喝醉過。”我對他說。
“我也沒見過，”他乾巴巴地說着，“我僅僅想在這兩種可怕的情況中選擇更好一些的可能性。我想你還是下定決心親自去一趟意大利吧！”
我說：“在來看你之前，我已決定要這麼做了。”
我騎馬回家，但心中對啓程上路的事一點底都沒有。
因爲普利茅斯沒有輪船去意大利，我不得不先到倫敦，然後到多佛，再搭乘郵政班輪到布勞根，接着再乘定期驛車穿過法國進入意大利。如果沒有延誤，我大約三週後到達佛羅倫薩。我的法語很蹩腳，對意大利語又一竅不通。然而，只要能到安布魯斯身邊，這一切都算不了什麼。我向斯考比和僕人們作了簡短的告別，只說我要匆忙去看望他們的主人，沒提他生病的事。然後便在七月一個晴朗的早晨啓程向倫敦進發，開始去一個陌生的國家做差不多三個星期的旅行。
馬車拐上波得敏大道時，我看見馬伕拿着一個郵袋策馬向我奔來，我叫威靈頓勒馬停車，那個男孩把郵袋遞給我，我想安布魯斯來信的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然而這萬分之一實實在在就在眼前。我從郵袋中取出信，打發那小子回去。威靈頓又揚鞭策馬啓程了。我從信中抽出一張紙片，舉到馬車窗口有亮光的地方，信上的字潦草不堪，幾乎無法辨認。
“看在上帝的份上，趕快來吧！瑞秋——我的冤家——她終於對我下手了。如果你稍一耽擱，可能一切就太晚了。安布魯斯。”
信上只有這幾句話，信紙上沒有寫信日期，信封上也沒有郵戳，封信的是他的戒指。
我坐在馬車裡，手裡握着那張破信紙，心裡清楚，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在八月中旬之前送到他身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