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把一天的時間分爲兩半：一半時間是爲了南非的工作而四處拜訪加爾各答的名人，一半時間用來參觀和研究當地的宗教和公共團體。一次我在由穆立克博士主持的會上作演講，內容是介紹波耳戰爭中印度救護隊的工作。我與《英吉利人報》曾有過交情，這對於我現在的工作也很有幫助。當時報紙的主編宋達斯先生正在生病，但是他還是像1896年那樣，給了我莫大的幫助。戈克利非常欣賞我這回的發言，他聽說羅伊醫生也頗爲賞識我的演講時，非常高興。
與戈克利同住使我在加爾各答的工作進展得非常順利，使我有機會與孟加拉最有名的家族往來，並且這也是我與孟加拉密切接觸的開端。
在這令人懷念的一個月中，發生過的很多事情我必須從略不談了。我再簡單地提一下我匆匆到緬甸遊玩的情形以及那裡僧侶的情況。那裡的僧侶昏昏沉沉、渾渾噩噩的樣子，看後令人心裡非常難過。我參觀了大金塔。我很不喜歡當地神廟裡點着的許多小蠟燭，而且聖殿內還有成羣竄行的老鼠，這讓我想起了史華密·達衍納德在摩爾維的經歷。緬甸婦女的自由和活力非常可愛，但那裡男人的好逸惡勞令人痛心。在這短暫的逗留期間，我能看出來仰光並不能代表緬甸，就像孟買不能代表印度一樣。在印度，我們已經變成英國商人的經紀人，而在緬甸，我們竟和英國商人聯合起來把緬甸人變成了我們的經紀人。
從緬甸回來後，我便與戈克利告別了。這次別離令人非常不捨，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確切地說，在加爾各答的工作已經結束了，沒有必要再住下去了。以前我就想過，在回國定居之前要乘三等火車遊遍印度，親身體驗一下三等車廂旅客的痛苦。我把這個想法說給戈克利聽，起初他認爲我的想法很可笑，不過當聽完我說明意圖後他卻欣然贊成了。我打算先去貝納勒斯拜望正在病中的貝桑特夫人。要乘三等車旅行，就需要重新給自己配齊裝備。戈克利送給我一個金屬做的的餐盒，裡面裝滿了甜點心和油餅。我用了12安那買了一個帆布袋，還買了一件恰亞（Ohhaya）[波爾班達邦的一個地方，以生產粗羊毛織品聞名。
]羊毛長外衣。帆布袋裡只裝了這件外衣、還有一條“拖蒂”、一條毛巾和一件襯衫。我還隨身帶了一條小得剛夠自己蓋的毯子和一隻水罐。做好一切準備後，我便出發了。戈克利和羅伊醫生到車站來送行，我本來跟他們說別麻煩來這一趟了，可是他們堅持要送。“如果你是坐頭等車走，我就不過來送行了，但是現在一定要送一送。”戈克利對我說。
戈克利進車站月臺時，沒有人阻擋他。他戴着絲綢頭巾，穿夾克短外衣和“拖蒂”。羅伊醫生穿的是孟加拉服裝，他就被查票員擋住了，戈克利向他們說明這是他的朋友以後，便被放行了。就這樣，我帶着他們的良好祝願，踏上了旅途。
七十四在貝納勒斯
這次旅行起點是加爾各答，終點是拉奇科特，我打算途中只在貝納勒斯、阿格拉、齋埔和巴蘭埔稍作停留。除此之外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去其他地方了。在每個城市我都只停留一天，而且像普通香客一樣住在福舍（Dharmashalas）[香客免費休息的地方。
]，只有在巴蘭埔是個例外。印象中我這一趟旅行消費不過31盧比（包括車費）。
坐三等車旅行時，我多半是選擇坐普通車而不是郵車，因爲我知道郵車不僅是擁擠，車費也很貴。現在的三等車廂仍然很骯髒，廁所也糟糕，和當年沒有大的區別。也許只是稍微改善了一點兒，但是頭等車和三等車的設備懸殊仍然很大，比起兩者在車票上的差價來，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車的旅客得到的是對羊羣的待遇，所以他們得到的舒適感也就是羊羣的舒適感。在歐洲時我也總坐三等車——僅有一次是坐頭等車，是爲了看看那裡究竟如何。但是我注意到頭等車廂和三等車廂的懸殊並沒有我國的這麼大。而在南非，三等車上的乘客大多是黑人，可是也比我們舒適得多。南非某些地方的三等車廂甚至還有臥鋪和有彈簧的座位，此外位子也是有限額的，這樣就可以避免出現過分擁擠的情況，而在國內，我發現乘客的數量總是超過正常的限額。
鐵路部門對三等車乘客的舒適感是漠不關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就很髒，衛生習慣不好，對於一個愛乾淨的三等車旅客而言，坐在三等車廂裡絕對是一種巨大的考驗。他們普遍亂扔垃圾、隨時隨地抽菸、大嚼檳榔葉子和菸葉，把整個車廂當成大痰盂，又吵又鬧，還說髒話，絲毫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我發現1902年時坐三等車的體驗和1915—1919年時坐三等車的體驗並沒有差別。
面對這種惡劣的處境，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個補救的方法——通過讓那些受過教育的人都去坐三等車，以改正人們的不良習慣，而且不能讓鐵路部門閒着沒事做，當我們有需要時便要提意見，切勿只爲自己舒適就賄賂或採用任何不正當的手段，不能要聽任任何有關人士犯規。我相信如果這樣做，會大大改進現狀。
我在1918—1919年間生了一場大病，迫使我不得不放棄乘坐三等車旅行，這是一件一直令我既難過又慚愧的事情，特別是正處於爲三等車乘客解決困難的宣傳工作已經有所進展時，我卻不能繼續旅行。那些貧苦的鐵路和輪船乘客的苦痛，卻因爲他們自己的不良習慣而加深了，而政府又給予對外貿易過多的便利，還有諸如此類的事情所造成這些嚴重的問題，是值得一兩個有膽識、有毅力的人將其當做終生事業來進行改革的。
關於三等車乘客的問題我就說到這裡了，現在我想說一說我在貝納勒斯的經歷。早晨到達那裡後，我決定到一個有“潘達”（Panda）[婆羅門僧侶，也是聖地的嚮導。
]的地方住下，一下車，便有無數的婆羅門圍上來，我在他們當中找到了一位最乾淨而且給我很好印象的人。事實後來證明了我的這個選擇是對的。他的院子裡養了一頭母牛，屋子有兩層，我就住在樓上。按照傳統的規矩，在我去恆河沐浴前是不能吃任何食物的。這位“潘達”便開始忙着爲我張羅起來。我預先跟他說好最多隻能給得起他1盧比4安那的小費，請在幫我準備東西時記住這一點。
這位“潘達”當然明白了。“無論香客是富人還是窮人，”他說道，“我們都提供同樣的服務。而且我們收取小費的多寡也是完全視香客的心意及能力而定。”我倒沒有感覺到這位“潘達”對我的接待有何不周之處。“普佳”（Puja）[意思是指拜神。
]在12點鐘時結束，然後我便去迦屍的毗溼奴神廟參拜。在那裡所遇見的事令人極爲痛心。我於1891年在孟買當律師的時候曾去普羅坦納社的禮堂上聽過一次關於“去迦屍進香”的演講。所以我在思想上已不抱奢望。只是不料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很多。
通往神廟的小巷又狹又滑，很吵，有很多蒼蠅，再加上賣貨人同香客們嘈雜的聲音令人很不舒服。本來人們來這裡是爲了找到冥想和神遊的氣氛，顯然這裡沒有這種氣氛。其實只有從自己的內心去找才能找到。我也的確看過虔誠的人們完全處於冥想之中，絲毫意識不到周圍的喧囂。然而在這方面實在是無法信任寺廟當事人。僧侶們有責任在寺廟內外創造並維持這種純潔、恬靜的氣氛，既包括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然而我感覺不到這種氣氛，這裡只是狡猾的小商人們販賣甜點心和玩具的市場。
一到寺廟門口，便有人獻給我一捆已經凋謝的花。寺廟的地面是由精緻的大理石鋪成的，可卻被這些不懂美學的善男信女們弄碎了，他們捐錢造了一隻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納—伐闢”（知識之井），想找一找神靈的蹤跡，但沒有找到。因此我的心情不太好。“旃納—伐闢”四周的環境也非常髒。我沒有心情行施小費，所以只拿出了一個銅板。負責的“潘達”生氣了，他扔掉了那個銅板，並咒罵我：“對我的侮辱會把你一直打入地獄裡。”
我倒沒有因此而不安，“王爺，”我說，“不管我的運氣如何，你這一階級的人是不應該說這種話的。你要麼就拿走這個銅板，不然你一個也拿不到哩。”
“滾開，”他答道，“我不在乎你的一個銅板。”接着便是一連串的咒罵。我撿起那個銅板就走了，心裡正得意着我少花了一個銅板，然而這位王爺並不甘心失去那一個銅板。他又把我叫回去：“好吧，留下那個銅板，我不和你計較。如果不收下，對你也不好。”
我一聲不響地把那個銅板又給了他，嘆了一口氣後走開了。此後我又去過迦屍神廟兩次，但那是在我已爲“瑪哈德瑪”（Mahatma）[“瑪哈德瑪”意指偉大的靈魂，或可翻譯爲聖雄——是印度人對甘地的尊稱。
]的稱號苦惱以後的事了，像上面所說的那樣的經歷不會再有了。人們急於要參拜我，就不讓我去參拜那座神廟了。當“瑪哈德瑪”的苦惱，只有“瑪哈德瑪”自己才知道，至今那裡的那種骯髒和喧囂還是依然如故。
如果有人對神靈的大慈大悲有疑問的話，請到這些聖地來看看吧。人們將虛僞和叛教都歸罪於瑜伽派的神祇，可這帶給他神聖的名字多少屈辱？他早就說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個訓誡。
“羯摩”的法則是亙古不移的，也是無法逃避的，所以實在無須操心。他立下了這個法則後，便休閒地離去了。參拜過這座神廟後，我便等待着貝桑特夫人的接見。我知道她大病初癒，於是遞上名帖，她立即出來見我了。因爲我求見她只是想問候一下，我便說：“聽說您身體欠適。我就是前來問候問候，您雖然身體不舒服，卻還是出來接見了我，非常感激您的深情厚誼。我不佔用您更多的時間了。”
講完這些，我便向她告辭了。
七十五定居孟買
戈克利非常急切地希望我在孟買定居，一邊當律師，一邊幫助他開展公衆工作。當時的公衆工作主要是指國民大會黨的工作，而他負責的主要工作便是大會的行政管理。
我喜歡戈克利的建議，但是對我自己能否當好律師卻缺乏信心。過去的那些失敗的、不愉快的經驗仍記憶猶新，而對於使用諂媚手段獲取業務的方式，我仍然深惡痛絕，就像憎惡毒藥一樣。
於是我決定還是先在拉奇科特開展業務。柯華爾朗·馬福濟·達維還在那兒，他向來對我寄予厚望，就是他力勸我去英國留學的。他馬上交給我三個案子。其中有兩個是要去卡提亞華政治監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裡上訴，另外一個是嘉姆納伽的舊案。最後那個案子相當重要。我對他說我對這個案子的勝訴沒有把握。柯華爾朗·達維大聲說道：“無論是勝訴還是敗訴，都與你無關，只要你盡力去做就行了，我自然會幫助你。”
對方的律師是沙瑪茲先生（現已故）。我準備得非常充分。倒不是我精通印度法律，而是達維先生給予我非常明確的指示。去南非以前我就曾聽朋友們說過，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對見證法是瞭然於心，而他成功的秘訣正在此。我把這一點一直牢記在心裡，在赴南非途中，我曾對印度見證法及其評註進行了認真深入的研究。當然除此以外，我在南非所獲得的從業經驗，也對現在的工作很有幫助。
後來，我贏得了這場官司，也增強了自信。至於那兩起上訴的案件，我本來就不擔心，都勝訴了。所有這一切激起了我的希望：即使在孟買開業，我也未必不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