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爲難，沒想到這麼快就有一個不可接觸者家庭注意到我們這個學院，而且是通過塔卡爾巴巴這麼有聲望的人推薦的。我把這封信給同事們看，他們都感到高興。
我馬上給安立特拉爾·塔卡爾回信，表示只要他們願意自覺遵守學院的校訓，我們非常歡迎他們加入學院。
這是一家四口。男主人杜達白，他的妻子丹尼朋，他們的女兒拉克斯密，還有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傢伙。杜達白曾在孟買當過老師，他們一家人都同意遵守校規，於是他們成爲我們學院的新成員。
然而他們的加入卻在那些幫助過學院的朋友們中間引起了**。第一個難題就是使用水井的事。房東擁有這個水井的部分管理權。管理水桶的人向我們提出抗議，他認爲我們的水桶裡滴下來的水會玷污他的水，於是他便咒罵我們，還侮辱杜達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會他的咒罵，照舊去打水。他見我們並沒有回罵他，自覺慚愧也就不再爲難我們了。
更大的問題是對學院所有的資助都中止了。那位曾經擔心不可接觸者是否能夠遵守校規的朋友絕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隨着資金援助的中止，還有謠言說有人要組織社會力量來抗議我們接納不可接觸者。對此我們早有準備。我告訴同伴們，儘管我們受到抵制、排斥，還是要堅持下去，絕不能離開阿赫梅達巴。我們寧可搬到不可接觸者居住的地區裡去，用體力勞動來維持生存，也絕不違背原則。
事情就這樣發展下去，有一天，摩幹拉爾·甘地告訴我：“我們的基金快沒了，無法支持到下個月了。”
我平靜地回答：“那我們就搬到不可接觸者居住的地區去。”
我已經歷過不止一次類似這樣的考驗了。神靈總是在最後一刻伸出援手。摩幹拉爾·甘地向我說明了經濟困難的狀況後不久，一天早上，有一個小孩來找我，他說外面有一個客人要見我。於是我就出去見他。那個人問道：“我知道你們學院遇到了一些困難，我想給你們提供一點幫助，願意接受嗎？”
“當然，”我說，“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我明天的這個時候會再來，”他說，“你會在這裡嗎？”
“在”我說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那位好心人在約定的時間開車來到學院外面，車喇叭響了，孩子們進來報信。我出去見他。他把13000盧比的鈔票交給我，連名字都沒說就開車走了。
我從未想到會得到這筆捐款，而且是用這麼奇特的方式！這位提供贊助的紳士以前並沒有來過學院。我也只見過他一面。沒有正式見過，沒有事先談過，然而他竟是送完錢便走了！這對我而言是一次絕無僅有的經歷。這一筆錢使我們暫時不必搬到不可接觸者居住的地區了。夠我們過一年安安穩穩的日子了。
與此同時，學院內部也風波四起。儘管在南非時，不可接觸者朋友也常來我家同吃同住，可我的妻子和其他婦女似乎不願意收容他們來學院裡。我很快就覺察到她們雖然沒有厭惡丹尼朋，至少也是在冷淡她。我並不在意經濟上的困難，但卻不能忍受她們對丹尼朋的態度。丹尼朋是一個平凡女子。杜達白雖然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是很有見地。我喜歡他的耐心。當然他有時也會發脾氣，但是總體來說，我對他的善於忍耐印象很深刻。我懇請他暫時忍受微小的屈辱。他不但同意了，而且勸他的妻子也那麼做。
我們接受這個家庭的事實，給大家上了很有價值的一課。一開始我們便向世界宣佈：我們反對不可接觸制度的存在。這樣，那些願意幫助學院的人先要認同我們的原則，因而處理學院這方面的問題就變得簡單得多了。其實贊助學院的人大多是正統的印度教徒，他們願意幫助學院也許就可以清楚地說明，不可接觸制度根基已經動搖了。還有很多類似的事情也說明了這一點。
很遺憾，由於篇幅有限，我不得不省略很多關於這個問題的細節，比如關於我們如何處理伴隨着主要問題發生的一些微妙的小事情，還有我們如何克服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以及一些與體驗真理有關的事情。下一章可能也存在這個缺陷。我不得不省略一些重要的細節，儘管在我看來這些事情對追求真理的人是有價值的。由於文中涉及的大部分人物還健在，所以沒有徵求他們的同意就提到他們是不妥當的。事實上，要一一徵求他們的意見是很難辦到的。何況這樣做也超出了這本自傳的範圍。我的願望是，可能神靈也是想把這本書寫到開始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爲止。
一百三十五廢除契約移民
我們暫時得離開從創立開始就經歷着內外風暴洗禮的學院的話題了，另一件事情轉移了我的注意力。
所謂契約工人，就是根據契約從印度移民去國外做工的人，他們的契約時間約爲五年左右。按照1914年《史沫資—甘地》協議，納塔耳的契約移民的3英鎊稅廢除了，但還是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
1916年3月，潘迪特·馬丹穆漢·馬拉維亞吉在帝國立法議會中提出了一個廢除契約工人制度的議案。哈定基勳爵在接受這個議案時宣稱他已得到“英政府將按預定程序逐漸廢除這個制度的諾言”。但我覺得這只是一個空洞的口頭保證，我們應當動員他們立即廢除這種制度。印度之所以長期容忍這個不合理的制度，完全是因爲疏忽，大家都認爲推翻這個制度的時機已經到了。我會見了一些政黨領袖，在報紙上發表了幾篇文章，我覺得公衆輿論已經完全倒向我這一邊。這不是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一個很好的題目嗎？我對此深信不疑，但不知道從何處入手。
這時候總督已不再隱諱“終會廢除”這句話的含義了，他說這是“在合理的時間內有了其他辦法再加以廢除”的意思。
然而，在1917年2月，潘迪特·馬拉維亞吉再一次提出立即廢除這種制度的議案，卻被詹士福勳爵拒絕了。我開始巡遊全國，動員大家的時機已到。
我想在動身以前應先去拜會總督。於是我請求謁見，他馬上答應了。那時馬菲先生（現在的約翰·馬菲爵士）是總督的私人秘書，我和他的關係很好，於是很快得到接見。談話差強人意，雖然他答應幫忙，但並沒有確切的措施。
我的第一站是孟買。傑罕極·貝迪特先生打算以帝國公民協會的名義召開一次會議。協會的執行委員會先開會草擬一個決議案，以便在正式的會上提出。史丹尼·李德博士、拉魯白·薩瑪爾達斯先生（現爲爵士）、納羅建先生和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會議。會議討論的問題是限定政府廢除這個制度的最後期限。當時有三種意見：“儘快廢除”、“在7月31日以前廢除”、“立即廢除”。我的主張是限期廢除，如果政府沒有在期限內廢除，我們便可以採取一些必要的行動。
拉魯白主張“立即廢除”。他認爲“立即廢除”比“在7月31日以前廢除”的期限更短。我覺得人民未必懂得“立即”的意思。如果我們要號召他們參加運動，必須用一個更加明確的說法。人們對“立即”的理解不盡相同——政府有政府的解釋，人民又有人民的說法，而“7月31日”就很具體，不會使人產生誤會，如果到那天政府還沒有答應我們的提議，我們就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了。李德博士贊同我的說法，拉魯白先生最終也同意了我的說法。於是我們決定將7月31日設爲政府宣佈廢除契約工人制度的最後期限。公衆大會上通過了這項決議，不久印度各地的集會也相繼通過這項決議。
嘉芝·貝迪特夫人盡心盡力地組織了一個婦女請願團向總督請願。團員中有從孟買來的婦女，我還記得塔塔夫人和狄爾莎夫人（現已故）。這個請願團的作用很大，總督給了她們一個鼓舞人心的答覆。
我還去了卡拉奇、加爾各答等地。到處都有集會，人民的熱情無比高漲。剛宣傳動員的時候，我並未料到會有這樣的局面。
那段日子裡，我經常一個人旅行，因此有許多奇妙的體驗。警察總是尾隨着我，但是我一向光明磊落，所以他們也查不出什麼，就不來煩擾我了，而我也不曾帶給他們什麼麻煩。幸而當時沒有人叫我“瑪哈德瑪”，不過認識我的人見到我也總愛這麼稱呼我。
有一次，在好幾個車站上都有偵探找茬，查我的車票，並記下號碼。我是有問必答，儘量配合。同車的旅客把我當成“沙陀”或是“法吉爾”（Fakir）[化緣苦修的僧人。
]。他們看見我每到一站都會被騷擾，便替我打抱不平，大罵那些偵探。他們抗議道：“你們爲什麼總是無緣無故地跟這個可憐的沙陀找茬呢？”他們還對我說：“犯不着給這些流氓看你的車票！”
我溫和地對他們說：“給他們看看車票也沒有什麼麻煩的。這是他們的職責。”乘客們還是不理解，他們越發同情我，並強烈譴責他們這樣虐待無辜的人。
其實，偵探們的盤查倒沒有什麼，真正難過的還是坐三等車旅行。最辛苦的一次經歷是從拉合爾到德里。我是要從卡拉奇到加爾各答，中途在拉合爾換車。車上擠滿了人，大家都拼命地向上擠，如果門關了的話，就從窗口爬進去。我必須趕去加爾各答參加一個集會，如果我錯過這班車，就無法按時趕到那裡，可是我怎麼都擠不上火車，誰都不願意幫助我，我快絕望了。這時有一位搬運工看到了我的狼狽樣子，他對我說：“給我12個安那，我替你找個座位。”“好的，”我說，“只要你把我弄上車，我一定會給你12個安那。”他便一個車廂接着一個車廂地向旅客們懇求，可是沒有人理他。火車快要開了，有個旅客說：“這裡沒有座位了，不過要是你願意的話，你就把他推上來，但他只能站着。”“怎樣？”搬運工問我。我馬上同意了，他便從窗口把我推進去。就這樣我終於上車了，而他也賺到了12個安那。
那一夜真不好受。其他乘客好歹還能坐着，我卻抓着上鋪的鏈子站了兩個鐘頭。不斷有旅客問我：“你爲什麼不坐着？”我給的解釋是我沒有位子，但是雖然他們是直着身子舒服地躺在上層臥鋪上，看到我站在那裡還覺得礙了他們的眼。他們這樣一遍一遍地問着我同樣的問題，也不覺得煩，而我也沒嫌煩，總是溫和地回答他們。最後，他們總算消停了。有人問起了我的姓名，我告訴了，他們覺得難爲情並向我道歉，並且給我騰出了個位子。就這樣我的忍耐得到了回報。我實在累極了，昏沉沉的，感謝神靈在我最需要時又幫助了我。
就這樣我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從德里坐車到了加爾各答，喀斯巴剎王公是加爾各答集會的主席，他也是東道主。這裡的人也和卡拉奇人一樣熱情高漲。有幾個英國人也參加了這次集會。
在7月31日的最後期限之前，政府便宣佈廢除印度契約移民制度。
在1894年，我就草擬了抗議這個制度的第一份請願書。從那時起我就希望這種“半奴隸制”——罕德爵士總是這樣稱呼這一制度——早日終結。
有很多人蔘加了1894年發動的那場鬥爭。不過我不能不說，就是那具有潛在力量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加速了這種制度的滅亡。
想要詳細瞭解當年那次鬥爭的情況以及參加那次鬥爭的人們的讀者，請看一看《南非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史》。
一百三十六靛青的污漬
三巴朗[印度比哈爾省狄哈專區的一個縣。
]是賈納卡王（KingJanaka）[印度教的傳說中兼有聖哲之德的一個國王。
]的國土。現在那裡是一片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那裡卻到處種滿了靛青。照法律規定，三巴朗的佃農每耕種20卡塔（Katha），就要用3卡塔給地主種靛青。這種制度即“3卡塔”制（剛好等於1英畝）。
必須承認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個地名，更別提了解那裡的地理狀況了，對靛青的種植更是一無所知。我曾見過一捆捆的靛青，但是完全沒有想到它是由三巴朗成千上萬的農民經過千辛萬苦種植出來的。
拉茲庫瑪·蘇克拉就是曾遭受到這種欺壓的農民。他迫切希望能爲成千上萬的遭受着同樣苦難的人們洗刷掉靛青的污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