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死神並沒有光顧，可我依然覺得死期將近，於是只要我神智清醒，就讓學院的好友給我念《薄伽梵歌》。我已無力閱讀了，也不願意開口講話，稍一講話，腦子就緊張起來。我已沒有生存的了，也不願苟活。自己什麼都不能做，還要周圍的朋友和同事們來侍候，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身體慢慢地垮下去，這樣無可奈何地生活着，實在夠痛苦的。
就這樣我躺在牀上等死，有一天，塔瓦爾卡醫生帶了一個客人來找我，這位客人是馬哈拉斯特拉人，我一看到他便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別人眼中的怪人。他是來爲我治療的。他曾在孟買的格蘭特醫學院上學，畢業了但沒有取得學位，也沒有什麼名氣。後來我才瞭解到他是梵社的會員。他個性獨立而又固執，最擅長用冰來治病，他想要在我身上做實驗。我們都叫他“冰醫生”。他以爲自己發現了連某些有資歷的醫生都沒有發現的新東西。可惜的是，他的話並不能使我信服，我相信他的辦法會產生一些效果，可是我認爲他的某些結論下得過早了。
不管他的發明怎樣，我願意讓他在我的身上做實驗。他給我全身敷冰，我雖然不敢肯定他的治療會產生他說的那種效果，但我的確有了一種新的希望和新的能量，而且這種心理自然對健康是有益的。我開始有食慾了，每天還可以緩慢地散步5—10分鐘。現在他建議我改善飲食。他說：“我敢保證如果你能吃幾個生雞蛋，你的體力可以恢復得更快。雞蛋和牛奶對你的身體都絕無害處。它們當然不能歸爲肉類。而且你是知道的，並非所有雞蛋都有生殖作用，市面上是出售消過毒的雞蛋的。”我是連消過毒的雞蛋也不會吃的。不過健康的好轉已足以使我重新對公衆事務感興趣了。
一百五十三勞萊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朋友們和醫生們都建議我去馬特朗休養，那樣可以更快地恢復健康，於是我便聽從了他們的建議。然而馬特朗的水質很硬，這又給我帶來了新的困擾。我剛害了痢疾，肛門極爲敏感，再加上我有肛裂病，所以每次大便時都痛不可當，於是我非常害怕吃東西。在那裡住了不到一週，我就連忙離開了。尚卡拉爾·班克先生認爲自己是我的健康監護人，他極力勸我諮詢一下達拉爾醫生，於是我去找了那位醫生。我非常佩服尚卡拉爾當機立斷的能力。
醫生說：“要恢復健康，只有喝牛奶。如果你還願意注射鐵質和砷酸，我可以保證你能夠完全康復。”
“我接受注射，”我答道，“但是我不會喝牛奶，我立誓不喝牛奶。”
“究竟爲什麼發這樣的誓？”這位醫生問。
我告訴他整個故事的始末以及我發誓的理由，還有自從我知道母牛被擠盡牛奶的狀況後，就再也不願意喝牛奶了。再加上我始終認爲牛奶並非人類的天然食物。所以我發誓再不喝牛奶了。我說這一番話時，嘉斯杜白也站在我牀邊聽着。
“那麼喝羊奶總可以吧，”她說道。
醫生也趁機說道：“喝羊奶也可以。”
我讓步了。我熱切希望早日恢復健康，以儘快投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出於對生存下去的強烈要求，我暫時滿足於遵守誓言的字面含義，而犧牲誓言的精神。我發誓時，說的雖然只是牛奶，但是其實際的含義應該包括所有動物的奶水。更何況既然我認爲奶類並非人類天然的食物，就不應該再飲用任何奶水。我明白這些道理，但我還是答應喝羊奶了。生存的戰勝了對真理的虔誠，而一個信奉真理的人居然爲了組織非暴力不合作的運動，而違背了他神聖的理想。至今我依然對此念念不忘，心中充滿了懊悔，我一直想不再喝羊奶了，然而始終無法擺脫那種不可思議的誘惑，以及那種爲人民服務的強烈願望。
我很看重飲食方面的實驗，並把它當成非暴力主義的一部分。這些實驗讓我覺得精神舒暢，非常快樂。然而喝羊奶這件事一直讓我無法釋懷，倒不是因爲這違背了不殺生的信仰，主要是從真理的角度看這樣做是違反誓言的。對真理的理想與對“非暴力”的理想相比，我更瞭解前者，而且經驗告訴我，如果放鬆了對真理的理想，就永遠解決不了“非暴力”的問題，而真理的理想要求人們既遵守誓言的字面意思，也遵守其精神內涵。
就現在這件事而言，我只遵守其外表形式，卻沒有遵守其精神內涵，也就是誓言的靈魂，這就是我苦惱的真正原因。儘管我心裡非常明白，卻沒有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是我還沒有勇氣採取斷然拒絕的措施。歸根結底這二者是一回事，懷疑就是缺乏信仰或信仰脆弱的結果。所以我日夜禱告：“神啊，請賜我信仰吧！”
喝羊奶後不久，達拉爾醫生便爲我做了肛裂手術，手術很成功。當我逐漸恢復健康時，想活下去的更強烈了，尤其是因爲此時神靈已給我安排了很多工作去做。
養病期間，我偶然在報紙上讀到勞萊特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是對付正在孟買展開的風起雲涌的革命運動，報告書中建議對羣衆採取嚴厲手段，“犯人”不經審判即可抓進監獄。
]剛發表的報告書。報告書的內容讓我深感震驚。尚卡拉爾·班克和烏瑪爾·蘇巴尼（現已故）都建議我要在這個問題上迅速採取一些行動。大約一個月後，我去阿赫梅達巴把我的憂慮告訴瓦拉白，他幾乎天天都來探望我。我對他說：“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可是在目前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做什麼呢？”他問道。我又說：“如果我們可以聯名抗議，哪怕人數不多，如果他們不顧我們的反對就把議案變成法律，那我們就馬上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如果我沒有生病的話，一定會全力鬥爭的，也會號召其他人起來鬥爭的。但現在我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實在堪憂，擔當不起這項任務。”
這次談話過後，我們決定召集少數幾個同我關係密切的人舉行會議。我認爲勞萊特委員會的建議缺乏現實的依據，報告書裡所列舉的少數證據不足以讓人信服，而且每個有自尊心的人是絕不會接受這樣的建議的。
會議在非暴力不合作學院裡舉行了，參加這個會議的不足二十人。我還記得除瓦拉白外，還有沙瑞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烏瑪爾·蘇巴尼先生、尚卡拉爾·班克先生和安娜舒也朋夫人。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起草了非暴力不合作宣言，而且我記得所有與會者都簽名了。當時我還沒有擔任什麼刊物的主編，不過我常常通過報刊來發表我的看法。這一次也不例外。班克對這次鬥爭非常熱心，我也是第一次發現他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工作很踏實。
我認爲要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種新的鬥爭形式，依靠現有的組織是不可能的，我建議另外成立了一個非暴力不合作大會。由於它的主要會員都在孟買，因此也就把總部設在孟買。有不少會員已經在誓約大會上籤了名，我們還印發了傳單，到處召開羣衆大會，一切組織都像凱達運動那樣有條不紊。
我當選非暴力不合作大會的主席。不久後我便發現自己與很多會員之間似乎有很大的分歧。我堅持用古遮拉特文在大會上發言，此外我提出的其他工作方法有些看起來很特別，使他們覺得不可思議，也很是爲難。不過說句公道話，大多數人很寬容地遷就着我的個性。
雖然新活動在開始時紅紅火火的，運動發展得也很迅速。但我從一開始就能看出這個大會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因爲有一部分會員很不喜歡我所強調的真理與“非暴力”。
一百五十四奇觀
一方面反對勞萊特報告書的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政府將這個建議變爲法案的決心日益堅定，於是勞萊特法案公佈了。我此生只參加過一回立法議會，就是爲了討論這個法案。薩斯特立吉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鄭重警告政府不要逆民意而行。總督似乎在聚精會神地聽着薩斯特立吉的滔滔雄辯。他的話是那麼實際而又充滿感情，我以爲那一刻總督也會深爲所動。
然而只有當一個人真正熟睡時，你才能喚醒他；如果他只是假裝睡着了，無論你怎麼叫也是不會有結果的。當時政府就是在假睡，它打定主意要立法，開立法議會聽取代表的意見不過是走走形式罷了。所以無論薩斯特立吉的演講有多麼好，政府根本是充耳不聞的。
在此種情況下，我的話沒有什麼分量。我曾誠懇地請求總督不要將其立法，我曾給他寫過許多私人的和公開的信，明確告訴他，如果政府還是一意孤行的話，我們會採取非暴力不合作行爲。然而這一切都無補於事。
那時法案還沒有登在政府的公報上成爲正式的法律。我的身體也還是很衰弱，但是當我接到來自馬德拉斯的邀請時，便決心冒險做一次長途旅行。當時我無力在大會上高聲講話。時至今日，我還不可以在大會上站着發言，如果要長時間站着發言的話，我就會全身發抖，脈搏異常。
我能夠適應在南方的生活，多虧我當年曾在南非工作過，泰米爾人和德魯古人對我有某種特殊的好感，而善良的南方人民也從未令我失望過。這個請帖是由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現已故）發出的。後來我在赴馬德拉斯途中得知，出主意邀請我的是拉賈戈巴拉查理（Rajagopalachari）[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督，他與尼赫魯、普拉薩德、瓦拉白被稱爲甘地的四大金剛。
]。這可以算是我們初次相識，無論如何我們要親自面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
拉賈戈巴拉查理離開沙列姆到馬德拉斯來當律師沒有多長時間，他是被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等一干朋友再三邀請來的，也爲了便於積極參加公衆生活。我們在馬德拉斯就和拉賈戈巴拉查理一起住。我原以爲我們住的房子是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的，所以艾揚伽先生是主人。我們一起住了兩三天之後，幸而摩訶德弗·德賽糾正了我的想法，我才發現原來拉賈戈巴拉查理纔是主人。摩訶德弗很快便和拉賈戈巴拉查理混得很熟，而因爲拉賈戈巴拉查理是一個羞澀的人，一直不大出面，所以才讓我們產生了誤會。摩訶德弗提醒我：“你應當好好培養這個人。”
我覺得摩訶德弗的話有道理。於是我每天都去找拉賈戈巴拉查理，我們一起討論有關鬥爭的計劃，但除了舉行公衆集會之外，我想不出別的什麼辦法。如果勞萊特法案最終被議會通過而成爲法律，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採取非暴力不合作行動來加以反對。如果要不服從它，總得政府先給大家一個不服從的機會。如果壓根就沒有這種機會，我們能否文明地不服從其他的現有法律呢？如果可以，那界限又在哪裡？這樣的一大堆類似的問題便是我們討論的主題。
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召集了部分領導人蔘加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威加也羅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議我起草一份明確的、科學的關於非暴力不合作主義的說明，甚至要把詳細的細節一併寫上。我認爲以我的能力是難以勝任這項任務的，就毫不保留地向他坦誠了這一點。當我們還在這樣躊躇不決地商討對策時，便得到了勞萊特法案已公佈爲法律的消息。那天晚上我依然苦苦地思索着這件事，想着想着不知不覺地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我便醒了，就早起了一會兒。那時我還介於沉睡和清醒之間的朦朧狀態，忽然迷迷糊糊地想到一個主意，簡直像做夢似的。然後我便急急忙忙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拉賈戈巴拉查理。
“昨晚我夢到一個主意，我們可以號召全國舉行罷工運動。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種自我淨化的過程，而我們的鬥爭又是一場神聖的鬥爭，所以在開始鬥爭之前，我們需要一個自我淨化的行動。我們可以號召全體印度人民在那天停止工作，並把那天作爲絕食和祈禱的日子。穆斯林絕食不能超過一天，所以我們絕食的時間也不超過一天。我不敢保證各省都會響應我們的這個號召，不過我認爲孟買、馬德拉斯、比哈爾和信德是可以保證的。所以即使只有這幾個省份實行了，我們也應當滿意了。”
拉賈戈巴拉查理當即認可了我的意見。其他的朋友也無不表示贊同。於是我便起草了一份簡短的倡議書，最初我們把總罷工的日期定在1919年3月30日，後來又改爲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這份緊急通知。由於必須馬上採取這個行動，所以不可能寫一份很長的緊急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