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出口退稅最大的利好就是能夠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南華聯邦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教授說。
“與匯率調整相比，出口退稅調整更有針對性一些,取消出口退稅的商品也主要集中在兩高一資產業，這樣可以凸顯了政府進行結構調整的意願和決心。
政策紅利取消後，落後產能勢必無利可圖，無法生存，企業必須迅速扭轉粗放經營的慣性，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產品研發、工藝改造中去，充分挖掘自身潛力，堅持不懈地運用新型實用技術和科技創新成果，促進產品升級改造。”
**教授分析說，在我國的出口結構中有很多商品都屬於高耗能高排放資源密集型商品，很多企業都是從國外進口原料，在國內進行加工出口，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是企業盈利不高，還把環境污染留在了國內。
“從世界能源發展趨勢、從環境保護的層面講，我國在出口結構中都不應該再支持這種兩高一資產業，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對於這種兩高一資產業的出口政策扶持不是一種科學合理的資源利用形式，反而會造成更大的資源浪費。”
**教授認爲，“當前形勢下進行出口退稅政策調整，表明了我國政府對經濟大發展的信心，同時也表明了政府實現節能減排目標，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決心。”
國際市場對非熟練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業已趨於飽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進口國消費者對此類商品的質量預期越來越高，有些產品的質量預期已非一般熟練勞動力所能達到。
尤其是1965年以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度競爭格局已經使得我們國家各地處於與鄰爭食的狀態之中，這種過度競爭使得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大幅度下跌，並屢屢招致反傾銷指控。
並且，附加值低的產品即使出口了，所獲利潤也極低，那種單純爲了換取外匯就是賠本也要出口的政策在我國建設初期，外匯稀缺的條件下是可以的，但目前已不缺少美元。
**教授認爲：“這種單純爲出口而出口的做法已經沒有必要。”
“改變單純模仿而不重創新，提高技術的競爭力是我國面臨的一大問題。”研究員杜瑩芬教授接着分析說。
對我國企業來說，調整產品結構，加快技術進步，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是當務之急。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提供了條件，反過來，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也必將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我國供給與需求質量的提高。
從長遠來看，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必然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推進作用。
杜瑩芬教授進一步認爲，出口退稅的取消還能大大促進外貿企業的改革。
出口退稅機制改革，不同企業受到的影響有所差異，取消出口退稅率後，很多外向型生產企業和外貿流通企業的經營業績都會受到較大影響，但是，與生產企業相比，專業外貿公司在此次退稅率調整後將受到更大沖擊。
對外貿流通企業來說，外貿流通企業的利潤率遠遠低於生產企業，因此，外貿流通企業對退稅率下降的反應要敏感得多。
由於退稅取消導致的利潤率下降，作爲中間流通環節，理論上可以通過向供應商壓價和向客戶提價的方式來抵消。
但是，經過多年來的外貿體制改革，我國外貿經營門檻大幅降低，獲得進出口自營權的生產企業快速增長，生產企業、海外進口商和批發商的選擇範圍都大大增加，外貿流通企業對上下游的要價能力越來越低，供銷兩頭擠壓將使外貿企業面臨更大的生存難題。
外貿企業面臨的困境迫使其與生產企業更好地進行溝通，提高生產企業通過代理制擴大出口的積極性，將有助於我國外貿代理制的完善和發展。
我國出口退稅調整的歷史證明，商品出口與退稅率緊密相關，出口退稅率的變化會及時、敏感地反映在當年出口額的變動上。
1955年4月我國正式建國後開始實施出口退稅政策，1958年開始實行出口產品零稅率，直至1963年。
但這一時期，在舊稅制體制下，我國實行的是工商統一稅，出口退稅額按照產品分類，由於存在重複課稅問題，很難計算退稅的數額，所以這一時期出口退稅不高。
1964年稅制改革，增值稅取代了工商統一稅，按照《南華聯邦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納稅人出口商品的增值稅稅率爲零，對於出口商品，不但在出口環節不徵稅，而且稅務機關還要退還該商品在國內生產、流通環節已負擔的稅款，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
新稅制施行後，出口退稅急劇增加，當年商品出口額也比上年增長了31.9%，而1964年的商品出口只比上年增長18%。
由於中央財政出口退稅負擔沉重，1965年、1966年，中央政府兩次調低出口退稅率，出口退稅率的調低給出口帶來了負面影響。
1966年的商品出口僅比上年增加了1.5%，而1964年、1965年分別比上年增加32%和23%。
隨後爲了推動出口，中央政府在1968年6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率，1969年又2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率。
兩年多次提高出口退稅率推動了出口的增長，1969年出口比上年增長27.9%，1970年比上年增長22.3%。
“隨着我國出口退稅的逐步取消，我國產品的逐步升級和競爭力的增強，產品出口與出口退稅的高度依賴關係或將成歷史。”這已成爲業內共識。她補充說道。
我國目前仍是一個淨出口國，通過取消出口退稅，將有效的遏制所有涉及的商品出口的增長，從而間接達到較少順差，平衡我國國際收支的目的。
在近幾年，南華元匯率，南華元跨境貿易結算的境內境外全面鋪開，在國際上存在南華升值的普遍預期的當前，國內進口企業如果使用南華元支付手段，國外的出口企業是比較歡迎的。
同時，南華元貿易結算擴大後，若出口多使用南華元計算，加大對外投資，既能夠對國內資產的保值增值，也可緩解升值壓力。
而南華元升值的話，如果以平衡貿易的角度出發加大了進口，那麼就意味着民衆的財富得到了提高。
而實際上即便沒有匯率調整，近期工人薪資上漲成爲一個大概率事件，民衆的應得收入正在提升。
同時，我國分配製度改革正在緊鑼密鼓進行，分配的方向往加大民衆收入方向轉變。
可見，民衆的財富和收入增長是大概率事件，因此，民衆的消費能力和意願是很有可能提升的，從而帶動以內需增長爲主的消費時代到來。
出口退稅本質上是以國內民衆的稅金去補貼國外買家，而原本隨着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急劇提升的我國南華元的實際價值，被人爲的壓低。
同時出口退稅率取消的企業大多爲高耗能、高污染行業，負的外部性比較明顯。
因此出口退稅率是以犧牲國內資源、環境，以不斷壓低勞動者工資和尊嚴來獲得出口的，是以國與國作爲主體的，以窮國補貼富國的例子。
這和上面談到的資源稅有很大相似處，資源稅的不繳納時期，本質上來說就是資源價值低估，富裕階層一般消耗能源更多，因此不徵收合理的資源稅，以階層爲主體，就是以窮補富。
整體來說出口退稅率的取消就和資源稅的開徵一樣，都是導向更加平衡、和諧的供給和消費，杜瑩芬教授進一步解釋道。
“老婆子，看樣子現在爭論的很厲害。我說，把我們家老大叫回來，我得好好和他聊聊。”
“他在各個地區考察呢？要回來得一個星期，你有嘛要緊的事？”
“這個問題有必要探討一下，是出口退稅的問題，我當初指定的政策。”
“你都下野了，老實在家享清福多好？讓年輕人幹吧。”
“你說的不對，我現在腦子還行，這是大事，再說當時是我定的，我們家老大在經濟方面的能力你這個當孃的比我清楚，他的那些報告水平擺在那裡。”
“其實，二丫頭說了，過幾天要和他哥一起回來，我都不用通知。”
“二丫頭看樣子有事？”
“還說呢？閨女多大了？都快奔三十了，老大也不小了，你個當爹的也該操心了。”
“這不都是那你們幾個孃的事，我這方面不參乎，這不是事先說好的，孩子的婚姻大事自己決定。”
“沒治了，反正甩手掌櫃當慣了。你等着，彆着急，有時間我們幾個給給你開個批鬥會，好像這些孩子都和你沒關係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