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所在的醫療項目是由南華聯邦中醫研究院與坦桑尼亞國立莫西比利醫院合作開展中醫藥治療艾滋病項目，1980年，南華聯邦醫藥管理局和坦桑尼亞衛生部簽署了該項目的協議。
和參加這個項目的大部分南華聯邦醫生一樣，李博醫生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對當地的艾滋病患者進行中醫治療，近幾年來，也開始負責一些其他疾病的治療。
“在這邊，所有的艾滋病人是全部免費治療的，艾滋病治療其他疾病治療也是免費的，如果是其他患者來我們這邊看病，一般會象徵性地收取2萬先令（坦桑尼亞貨幣），也就是相當於100元南華元的診療費，至於醫藥費用會相對少些，差不多相當於南華元幾十塊吧。”李醫生還透露，對於那些特殊的無法支付醫藥費用的患者，經過醫生們的討論，將會減免大部分費用。
1982年，李博醫生返回南加裡曼丹省，目前在一家醫院任職，不過，在坦桑尼亞的經歷，仍然讓他記憶猶新，尤其是當地的醫療制度對醫生的尊重，“那邊雖然落後，但是醫療制度是按照英聯邦的體制發展的，我覺得在尊重病患和醫生方面，有很多合理的地方。”
自從二十世紀80年代之後，南華聯邦在對外援助上再度大幅提升，但側重點已經有所偏移，細細數來，南華聯邦的對外援助可以分爲成套項目、一般物資、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援外醫療隊、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援外志願者和債務減免等8項，而援外的企業在其中起了較爲主要的作用。
朱曉銘，私人企業的法語翻譯，現居馬裡，他所在的速度風礦業公司是最早進行海外援建的企業之一。
他說，“以前很多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需要，現在更多的是經濟發展和擴展海外市場的需要了。”
1980年，南華聯邦啓動了對外援助機制改革，提出今後以優惠貸款作爲主要的援助方式，根據《南華聯邦對外援助》白皮書介紹，優惠貸款本金由南洋國際商業銀行通過市場籌措，貸款利率低於南華聯邦儲備局的基準利率，產生的息差由國家財政補貼，期限一般爲15—20年。
這等於說，與通過鉅額的直接財政支出不同，優惠貸款的援助方式只需要財政承擔很小部分的利息，但卻能撬動大量的資金通過對外援助。
“除非是爲特別原因定下來的項目，優惠貸款項目跟一般的貸款沒有很大不同，國際商業銀行必須要詳細考察項目的還貸能力。”一位南洋國際商業銀行人士告訴《時代週報》記者。
朱曉銘所在的企業，就曾經在尼日爾、馬裡等地投資建設過基礎設施。
“醫院、公路都有，”朱曉銘表示，“某種程度，國家就是我們的擔保人，沒有國家在政治方面的努力，我們也不可能競標到這麼多的項目。”
南華聯邦實施對外援助項目，通常是由受援國向南華聯邦駐外使館經參處提出要求, 然後在南華聯邦可能提供援助的領域裡進行政府間商談，以互利雙贏爲原則，根據可行性的研究結果，簽訂政府間經濟技術援助協議，作爲兩國合作的法律依據，如果是採取優惠貸款形式，則貸款協議中需規定南華聯邦提供貸款的金額、用途、使用期限、償還期限及償還方法等。
“優惠貸款援助可以向華方企業轉貸，這就是說，參與項目建設的企業也能夠從貼息獲益，這是鼓勵企業走出去的一種方式。”周寶根說。
作爲一名法語翻譯，朱曉銘每天要負責和當地的官員打交道，並處理合同方面的事宜。“這裡是阿拉伯國家，在法律條款上要求非常嚴格，當地人比較講究法治，不過我們私人公司做生意更喜歡人治，所以在溝通上存在很多問題。”他表示，南華聯邦駐外使館經參處，在協調當地政府與華資企業當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目前，在我國外經50強企業中，有2/3是由援外企業發展起來的，可以說，在非洲，凡有援外項目的地方，我國企業開展承包工程等互利合作業務相對來說都比較順利，也容易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認可。”前經濟部對外援助局局長王世春曾在經濟部的電視訪談中介紹。
以拓展貿易爲主的援助思路似乎跟具體負責的經濟部有某種聯繫，在1980年成立的經濟部對外援助局之後，便由該部門進行體系化管理。
“對外援助局部雖然實際操作援外項目，但一個項目做不做並非我們一個部門決定的，外交部、財政部、銀行都參與審批的過程，對外援助局對口管理，對外援助局主要是制定對外援助法規、項目審批、監督，項目的管理則由經濟合作局負責。對外援助的項目，特別是像非洲聯盟會議中心這樣的項目都是政治任務，不是一個部門的事情。”
12月20日，記者致電經濟部對外援助局時，一位不願署名的人士介紹，“援助局也有不少官員來自外交系統。”
不過，南華聯邦所採取的優惠貸款援助並不被旁觀者所認可，“國際社會對我國政府對外優惠貸款的詬病在於，我國優惠貸款的贈與成分較低，不承認其爲對外援助而應作爲商業貸款看待。
既然是商業貸款，我國政府又對其存在財政貼息， 使其可以較低利率流入其他發展中國家，擠佔了其他國際商業貸款的市場， 存在資本補貼之嫌。”黃梅波說。
“西方國家對中國對外援助一直都有非議，特別是非洲，各種標籤都有，新殖民主義、資源掠奪、加劇腐敗等，但實際上，最大的分歧還在於我國的援助沒有附加的政治條件，與西方的做法大相徑庭，纔會引起不滿。”黑字大學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接受《時代週報》採訪時說道。
1981年4月， 歐洲議會曾出臺關於南華聯邦非洲政策決議， 指責南華聯邦對非洲政策的目標是掠奪非洲資源並無視環境和社會標準，對非洲貸款威脅非洲的債務償還能力, 不附加條件的援助抵消了歐盟在非洲良政領域內的努力。
據南華聯邦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金玲介紹，歐美日等國家一直是非洲的主要援助方，一般都會對受援國附加政治條件。
在援助項目方面，歐盟更爲傾向於將援助資金投向教育、衛生等民生領域，而根據南華聯邦國務院在今年4月公佈的《南華聯邦的對外援助》白皮書，1981年南華聯邦對外援助資金45.7%投向非洲，其中優惠貸款61.5%用於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僅有3.2%用於社會公共設施的建設。
“南華聯邦當然是從自身的經驗出發，着眼於援助項目對非洲經濟發展的價值，而歐美則往往要求當地民主化、改善腐敗，這對於目前階段的非洲各國而言是很爲難的，所以南華聯邦的援助往往更受歡迎。”賀文萍說。
兩種援助方式競爭的結果是，南華聯邦在非洲的援助額快速增長，其中尤以對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最爲著名。
按照貸款原則，援建合同中至少50%以上的採購和供應必須來自南華聯邦, 包括設備、材料、技術和服務。
目前，南華聯邦政府已經預批了35家公司參加安哥拉援建項目投標，這意味着貸款的一大部分資金都回流到國內市場，與此同時也緩解了國內自身市場容量的壓力，作爲回報，南華聯邦從安哥拉每天可得到1萬桶原油, 原油的價格按當天的市場價計算。
“援助不能等同於賜予，南華聯邦現在追求的是互惠互利的援助，尋求回報是正常的，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單單寄希望於援助，援助可以起鋪路架橋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促進雙方貿易，只有各取所需的貿易才能讓雙方真正地共贏。”
周寶根認爲，南華聯邦的援助方式反而更符合非洲國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