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
1890年10月2日，李達出生於湖南零陵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裡。
李達自幼聰明好學，六歲上私塾，十五歲考入永州中學，享受公費待遇。上學期間，他在接受新知識的同時，也逐步瞭解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清政府統治的腐敗。這些都大大激發了他內心的愛國主義思想。
1909年秋天，李達考入京師優級師範學校。這所學校即現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他在這所學校讀了兩年後，倍感學校的腐敗，遂萌發了“教育救國”的理想。1911年秋天，京師優級師範學校暫時停辦，李達返回故鄉教書。半年後，他考入湖南工業專門學校繼續學習。兩個月後，他轉入湖南優級師範學校就讀。這時，他受孫中山“大辦實業、以利國富民強”的思想影響，決定放棄“教育救國”的理想，改讀理工科以“實業救國”。
1913年，李達以優秀的成績考取湖南留日官費生，開始了在日本的求學之路。留日期間，他時刻關注國內形勢的發展，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到灰心，這也使他“實業救國”的理想破滅了。
正當李達一籌莫展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的炮聲轟隆一聲響，給他帶來了希望和光明。他在報紙上首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從此，他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積極投身中國留日學生反帝反封的革命鬥爭中。
1918年，李達作爲湖南留日學生代表、救國團的主要成員，回到北京，聯合北京各高校的學生約兩千人，於5月21日共同發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的請願示威
運動。雖然這次請願運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它爲次年的“五四”運動作了先導和預演。
同年6月，李達返回日本，放棄理科專業的學習，專攻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在此後一年的時間裡，他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開始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忠實宣傳者。此時的李達，已由愛國主義者開始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
1920年夏天，李達離開日本，回到國內。在上海，他見到了《新青年》的創辦者陳獨秀。兩人交談頗多，在建黨方面達成了共識。他們以《新青年》社址做掩護，秘密進行建黨的相關事宜。8月，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翌年二月，陳獨秀辭去書記一職，由李達代理，全權負責上海黨小組的工作。1921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在李達的組織下進行的。在會上，李達被選爲宣傳主任，主要負責開闢和擴大黨的宣傳工作。9月，李達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自己擔任主編。10月，上海平民女校開辦，李達任校長。
在國共合作的問題上，李達與陳獨秀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主張共產黨應成爲國民黨的一部分。李達表示反對，僅贊成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需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爲此，兩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李達脫離了黨組織。脫黨後的李達仍然與湖南的黨組織戰鬥在一起，除了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宣傳外，還協助湖南黨組織做一些外圍工作。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爆發，李達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威脅、利誘和迫害，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利用合法講壇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引導廣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爲黨的革命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32年8月，李達經由上海到北平。受當時進步學生的邀請，他來到北平大學任教。由於他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深受本校和外校學生的喜愛，被譽爲當時“最叫座的教授”。他在北平生活了五年。在這五年間，他一邊與國民黨反動派針鋒相對地作鬥爭，一邊繼續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和哲學著作，並寫出了《社會學大綱》、《社會進化史》、《經濟學大綱》等鴻篇鉅製。
抗日戰爭期間，李達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並錯過了去延安的好時機。抗戰勝利後，李達回到家鄉。沒想到，短暫的和平之後，內戰又爆發了。他和家人再次陷入到水深火熱的處境中。
1949年4月，李達在中共華南分局幾人的護送下北上北平，並於年底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對李達脫黨後二十餘年政治表現的最好結論。
新中國成立後，李達開始奮鬥在教育戰線上。他先後擔任北京政法法大學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等職，並把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辦得有聲有色。如今，漫步武漢大學校內，仍能見到李達的塑像。
“文革”期間，李達成爲“四人幫”攻擊的對象。在長達兩個多月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後，馬克思主義的忠誠戰士李達含冤離世。這一年是1966年，這一年李達76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