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情況的回憶
張申府，留法勤工儉學者，旅法華人共產主義小組發起者之一。
一九二〇年春，共產國際的代表威金斯基到北京來，經過北京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釗和我，然後又由李大釗介紹他到上海找的陳獨秀。一九二〇年八月間，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只有李大釗和你兩個人可以談成立黨的事。當時北京的黨員，就是李大釗和我兩個人。本來想發展劉清揚，大釗和我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同她談話，但她當時不願意。後來發展了張國燾，張是北京的第三個黨員。
那時（我們）相當幼稚，發起建黨是第三國際推動的，但黨的名稱，陳獨秀於一九二〇年八月間還來信商議，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沒有定。後來，威金斯基說，還是叫共產黨，我們同意了。
我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到法國去的，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聘爲里昂大學中國學院的教授，去教邏輯的。那時，我是北京大學的講師。同船去法國的還有蔡元培、湯爾和、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等。到法國後，和國內保持通信聯繫。
我和周總理認識，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的陶然亭聚會上，總理等代表覺悟社，我和李大釗代表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周總理也是一九二〇年底到法國去的。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兩個黨員：趙世炎、陳公培。他們兩人是在上海入黨的，都是陳獨秀介紹去的。這樣，我們五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小組一直是這五個人。後來（一九二三年以後）小組的事，就由周總理他們管了，我在一九二三年冬回國。李維漢當時是少年共產團（CY），他是一九二一年底回北京入黨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產團（CY），後來在北京入黨的。陳延年、陳喬年沒有加入我們小組。延年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反對他們的父親，後來他們慢慢進步，回國後才走到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路上，後來加入了少
年共產團和共產黨。
巴黎小組成立後，在一九二一年做了兩件事：
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由我擔任編輯，趙世炎、周總理寫文章。現在《少年》只有第二期，是北京圖書館買來的。第一期應在一九二一年七、八月。經費的解決，是章士釗捐了一千法郎。當時章正在歐洲遊歷，經過總理的一個年輕朋友名叫謝承瑞的介紹，請章捐助的。
另一件是發起共產主義少年團（後來改名共青團）。總理在一九二一年經常聯絡少年共產團的人，如李富春等。少年團開始時有三、四十人，後來發展到一百多人。我記得，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一直叫中國少年共產團（CY），沒有用過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名字。（按：這個組織在一九二二年即改名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
……
（黨成立前）陳獨秀沒有通知我們法國小組。可以肯定，黨的建立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間，（因爲）羅素到中國來，我到上海去接他，時間是一九二〇年九月。我在上海見了陳獨秀，就住在他家裡。陳獨秀的家（環龍路漁陽裡二號），也就是黨的總部。那時上海的黨員有十幾個人，沈雁冰、李達、施存統、周佛海、田漢、沈玄廬、邵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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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成立中共旅歐總支部，我負責，還有鄭太撲、高語罕、孫炳文、廖煥星、章伯鈞等。一部分人住在戈丁根。我們當時同共產國際沒有關係。在柏林，和德國黨有聯繫，他們開會時，我參加過一次。他們的領導人，一個是男的，名字記不得了：一個是女的，名叫飛舍。因爲我們是小組，所以同共產國際沒有發生直接的聯繫。
……
一九二三年暑假後（七、八月間），我曾由柏林回巴黎，參加過少年共產團的大會。我們小組五人（指法國小組）的公開身份都是少年共產團。任卓宣（葉青）這個人壞透了，他是個頭，很自負，一九二二年他們開會時把我開除了。後來由第三國際給我平了反
。第三國際負責人說，張崧年是共產黨員，你們沒有資格開除他。一九二三年那次大會，可能鄧副主席也在，那時我不認識他。
我在一九二三年底經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在蘇時，曾在東方勞動大學住了兩個月，住在趙世炎的宿舍裡。我見到了威金斯基（在國內就認識他），他是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他對我講了一些鼓勵的話，客氣的話，說回國後把黨發展起來。我們是用英語講的。我也曾聽了一次布哈林的講話。布哈林很能講，也很能寫。我那時在莫斯科，是由趙世炎陪着。
我在莫斯科住了兩個月，回國正是一九二四年春節。我們坐火車經哈爾濱、瀋陽到北京，見了李大釗。我原想回北大數學系，但胡適代理校長，不讓我去。大釗叫我去廣東，說現在國共合作，廣東正需要人。於是到了上海，見到陳獨秀，談了一夜，交談了國內外的形勢和國共合作等問題。
……
周總理回國後，因我不在廣州，與國民黨人聯繫不上，他就在廣州做工人運動。這是他對我說的。他到黃埔，約是一九二五年了。我是一九二四年九月開學回廣州的。當時廣州大學校長是國民黨右派鄒魯，他知道我是共產黨，不給我聘書。我住了兩個月（九、十月），總理還沒有去黃埔，在做工人運動。總理是回國第二年到黃埔的。
一九二五年廣東工人推舉總理當代表。一九二五年一月，參加黨的“四大”，總理是大會五人主席團之一，還有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和瞿秋白。參加代表有七、八十人。我參加了“四大”，威金斯基也參加了。會議中因一篇黨的綱領發生爭論，我認爲那篇綱領，是絕對不妥的，有些年青黨員乃說我幼稚可笑。我一氣之下，表示退黨。後來我到北京，大釗、世炎等勸我不要脫黨，我脾氣壞，我說，贊成我多的（我）就幹，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我可以在黨外幫助幹。我就這樣脫黨了。在重慶時，我仍在《新華日報》編副刊。
——摘自《親歷者憶：建黨風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