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中共“一大”廣州共產主義小組代表。
一九二一年六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爲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爲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臨時中央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展黨的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此時，陳獨秀及我在廣州，接到臨時中央的信，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出席會議。陳獨秀因爲職務離不開即召集我們開會，決定推選我同陳公博代表廣州區。我們都到了上海，共計七個地區，十三個代表，計湖南毛澤東、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陳潭秋，廣州包惠僧、陳公博，上海事達、李漢俊，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劉仁靜、張國燾，東京周佛海。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區爲標準，不是以黨員的數量爲標準，東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統，原來邀請的也是兩個代表，因爲施存統沒有回國，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開會的時間，是在各學校放暑假不久，約計總在七月十日左右，臨時租定法租界打鐵浜博文女校樓上爲各代表住宿之所，開會的地址在法租界貝勒路與望志路之間的樹德里最後一個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漢俊家。開會的時間，原決定四日至五日。第一天的會，各地代表與馬林、李克諾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馬林做了一個報告，大意是：（1）國際形勢；（2）第三國際的工作狀況及其使命；（3）中國共產黨的任務。馬林很善於言詞，報告的時間很長。李克諾斯基也報告了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任務，他的報告很簡短。報告完畢時間就不早了，即宣告散會。第二、三兩天的會，馬林，李克諾斯基都沒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報告，都很簡單，因爲黨在誕生的初期，工作還不多，報告也不可能長。這兩天的時間集中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是“黨綱”問題；第二，是“勞動運動的計劃”問題。
“黨綱”問題大家都很重視，不過在當時標題不是“黨章”，好像是“中國共產黨綱領”，或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大綱”，我也記得不很清楚
，內容是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和工作方針。討論黨章時，是有些爭論的，但不是“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因爲我們的黨是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影響而誕生的，這一次的代表會議也是在第三國際的代表指導之下舉行的……
爭論的問題是什麼呢？因爲“黨章”有“共產黨員不得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還有一條“共產黨員不得參加資產階級的政黨及團體”。這兩項規定本來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但對於陳公博和李漢俊就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因爲陳公博剛在北大畢業，憑藉陳獨秀的政治關係，鑲上了國民黨的邊，當了廣東法專的教授，宣傳員養成所的所長，《羣報》的總編輯，大有脫穎而出之勢。李漢俊剛從日本帝大畢業回國，在上海《星期評論》及《新青年》中也露了點頭角，加以有李書城的政治關係，也正在準備袍笏登場中。他們當共產黨是個思想的發展，是個遠景，做官是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這就是“存在決定意識”，他兩人很激動地先後發言反對這個規定。在當時的情況，這種反對意見，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如果是出於他人之口，這個意見也還是可以加以討論的，因爲是出於他們兩人之口，又加以他們態度過於緊張，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對他們兩人意見的反對意見……
第四天的會是當天下午八時起，馬林，李克諾斯基及十三個代表都出席了。宣佈開會不到半個鐘頭，突然有一個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闖進我們的會場。我們問他幹什麼？他把我們看了一下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就匆忙下樓走了。馬林很機警地說：“一定是包打聽，我們馬上解散，再定期開會。”在一分鐘內，我們都從前門走了（上海房子通常都是走後門）。我也不敢到博文女校，即到環龍路老漁陽裡二號。一會兒李達，周佛海也來了，我們扯談了一會兒。距我們離開李漢俊家不到兩點鐘的時間，他們要我到漢俊家中看看動靜。我當時是沒有經驗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漢俊家裡，走上樓梯的中間，漢俊和陳公博迎出來說：“你回來幹什麼？你快走吧！巡捕房來了十幾個武裝巡捕和包打聽搜查了
一番，沒有搜到什麼，很僥倖！我的寫字桌抽屜裡有一份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一開抽屜就看見了，他們竟沒有發現，好在我還會說幾句法國話，他們也知道這是阿哥的（李書城）公館，把緊張的場面緩和了些，最後還說了幾句客氣話走了。”漢俊還說：“你還是多繞幾個圈子再回宿舍，防着還有包打聽盯梢。”我即匆忙出來，走了幾步，叫了一輛黃包車，到三馬路買了一點零細食物，從愛多亞路繞了幾個弄堂回到漁陽裡二號。張國燾、李達，周佛海等還在那裡等着我的彙報。我把情況講了之後，大家商量了一下，就決定明天到嘉興南湖盡一日之長來結束這個會。當夜，我還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覺，博文女校倒是平安無事。次日黎明，我們都到了火車站，只有陳公博沒有去，馬林、李克諾斯基當然也不方便去。約在十時左右，我們都到了南湖，此地風景甚好，遊人不多，我們便僱了一隻大船，買了酒菜，把船開到湖心，就開始開會。經過了前夜一場虛驚以後，大家發言也精簡了些，在正午一點鐘前，順利地通過了“黨綱”，通過了“勞動活動計劃”，就吃飯。吃完午飯以後，就開始討論“宣言”，討論“宣言”時，也有一些小的爭論。對於孫中山的問題是在討論“宣言”時提出的，我認爲孫中山代表資產階級，作爲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宣言，還能對他表示絲毫妥協嗎？當時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見，董必武反對這個意見。討論了一會兒，結果好像是把這一段刪去了。最後進行選舉，事先張國燾同各代表商談過的，所以票很集中，選舉結果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當選爲中央委員，李大釗、周佛海當選爲候補中央委員，並決定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李達任宣傳。在陳獨秀沒有回上海以前，書記由周佛海暫代。約在下午六時太陽還沒有下山，我們的會結束了，當即乘車回滬，到達上海時間雖不很晚，已是燈火萬家了。接着各地代表準備離滬，只有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劉仁靜留在上海部署中央的工作。李漢俊住在上海，間或也參加一些寫的工作，但接觸不多。
——摘自《包惠僧回憶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