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我與共產黨
陳公博，中共“一大”廣州共產黨代表。
利用暑假，要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選舉了我出席，這次大會給我的壞印象不少，大概我後來脫離共產黨，要以這次大會給我的惡劣印象爲起因，而以仲甫（陳獨秀）和我的一重公案爲後果。
7月初旬法專和高師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轉上海。我們住在大東旅館，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在別處的。周佛海、李鶴鳴（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包惠僧，都在那時認識，而毛澤東則因爲在北大圖書館辦過事，可以算是比較熟的朋友。當時的代表大會，所謂共黨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那時仲甫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係，且爲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而李大釗則尚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短短會期四、五日，使我發生極大的反感，其中有幾件事，使我極端不滿。
……
我們在漢俊樓上開會，人還沒有到齊，俄代表馬林和魏金斯基（應爲尼科爾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個僕人跑上樓來報告，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問他經理在家否？這個僕人也算機警。俄國代表一聽這樣說，或者因爲長期經驗關係罷，立刻主張解散，我看各人本來已有些慌張，一聽馬林主張解散，都開前門分頭離開，上海的弄堂房屋本來是慣走後門而不走前門的，大家往前門走，等於事急走太平門的辦法。
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爲難，到了現在有警報又張惶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爲人如何，爲什麼國燾和他有這樣的惡感。他們走後不到三分鐘，我和漢俊談不上幾句話，突然面前出現了幾個人。現在我還記得，有三個法國警察官，有四個中國的便衣密探，至於外面還有多少人，那我被關在樓上是不知道的。這班人上樓之後，空氣一時非常緊張，有兩個人監視着我不許離開座位，不許說話，甚至於不許喝茶，其餘的人便監視着漢俊往房間和各處搜索。爲首的法國警察，問誰是主人，漢俊不慌不忙地自己承認。這樣搜索，花了一個多鐘頭，什麼都看到，唯有擺在抽屜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
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密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爲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爲是一張無關重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這樣過了一個多鐘頭，才審問漢俊。他們問漢俊爲什麼家藏許多書，漢俊是懂得幾句法語的，告訴他們他是學校教員，藏書是供參考和研究之用。他們問爲什麼有許多社會主義書籍，漢俊說他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什麼書都要看看。他們問漢俊那兩個外國人是什麼人，漢俊說是英國人，是北大的教授，這次暑假來滬常常來談。
審訊完漢俊之後，便輪到我了。在搜索時間，我不能發言，我不能起身，但抽菸是許可的。自從國燾等人走後，漢俊開了一聽長城牌菸捲，我們剛剛燃着一枝，法國警察便上來，我坐着沒有事做，連續把那餘下的四十八枝菸捲吸完，終於被審問了。還幸他們問得早一點，若再遲五分鐘，便無煙可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法國巡捕開始用法語問我，我那時還未習法文，旁邊一箇中國人說：“總辦大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這時，我很詫異，爲什麼那位先生倒以爲我是日本人。我想還是直接通話爲便罷，遂用英語問他懂不懂英語。這樣，他便用英語問我，以下是開始的簡單問答：
“你是不是日本人？”警官很神氣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不懂你爲什麼懷疑我是日本人？”我有些開玩笑。
“你懂不懂中國話？”
“我是中國人，自然懂中國話。”
“你這次由什麼地方來的？”
“我是由廣東來的。”
“你來上海什麼事？”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這次暑假，是來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就住在這裡”，我一想不好，我決不能告訴他我住在大東，在旅館我還有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也有廣東共產黨的報告，所以這樣告訴他。
法國警官的態度似乎緩和了，但關於我是否是日本人的問題，他還反覆詢問，我揣測他這樣尋根究底，也許他另接報告，以爲我們中、日、俄黨人在這裡開什麼會。這樣又經過半個鐘頭，那位法國先生便用法語向漢俊演說一番，後來漢俊告訴
我，法國人所說的話，大意說知道我們是知識分子，大概想有某種企圖，但中國教育還未普及，什麼都談不到，希望我們以後專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證據，只好便宜我們了。
他們一窩蜂下樓之後，漢俊便催我急走，我說危險算是過去，我們何必事後慌張，再開一聽長城牌享受一下罷，因爲我不吸菸又半個多鐘頭了。尤其難受的，兩個鐘頭未喝茶，口乾得厲害。漢俊重新叫人煮水沏茶，樓梯又響，我那時真有些吃驚，難道他們又捲土重來，誰知那人頭探出來是包惠僧。惠僧問我們法國巡捕走了沒有，我說此非善地，你還是走罷，詳情明日再談。惠僧走後，我和漢俊再談幾句，看時計已十點多鐘，遂和漢俊告別。
我總以爲大風過去，海不揚波了，但出了漢俊門後，倏見一個人隱身在弄口，似乎在偵察，我走了幾步，他居然跟着來，我故意走快幾步，他也走快幾步，我走慢幾步，他也走慢幾步。我心想今夜終不能回大東旅館了，然而又不能不回，因爲有許多文件，倘不燒燬，終須賈禍。路邊恰巧有一家商店，還是燈火輝煌陳列着許多商品，我裝作看商品，一面思量怎樣脫身。可以說是靈機一動罷，我記得去年由北京轉滬回粵，在上海曾逛過一次大世界。大世界在夏天有兩場電影，地下露天，屋頂也露天，那個地方異常黑暗，是容易脫身的。我主意既定，立刻叫了一部黃包車往大世界，誰知那人也僱了黃包車跟在後頭。我到大世界後什麼地方都逛一逛，很悠閒的逛書場，逛戲場，終在地面的露天電影看了三四分鐘，便踱至屋頂的露天電影，在人叢中繞了一個圈，從別門下樓僱車回大東旅館。我回至房間叫我的太太打開箱子，關好房門，一口氣把文件用火焚燒，全擱在痰盂，至此才詳細的告訴她當夜的情形。湮滅證據的工作，算是告成了。
……初到杭州，玩了兩三天也膩了。天熱的杭州，等於一個大汽爐，蚊大如蠅，夜熱逾晝。我們只好賦歸了。歸來上海之後，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後大會已經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至此結束。大會宣言發出與否，授權仲甫決定，因爲仲甫已被舉爲中央書記，當時所謂書記，就是黨魁。我和各人草草談了兩三次，遂乘船回廣東了。
——摘自《寒風集·甲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