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中共“一大”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表。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五四運動後，由於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提高，由於馬列主義的介紹、研究與宣傳的相當普遍，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先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階級基礎，思想準備與國際聲援等客觀與主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1920年4月，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了魏金斯基（他的夫人同行）來到北京。據他說：“東方局曾接到海參崴方面的電報，知道中國曾發生過幾百萬人的罷工、罷課、罷市的大革命運動，所以派他到中國來看看。”（他曾經在美國做工多年，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他到北京以後，首先訪問了以李大釗同志爲首的許多進步人士，舉行過幾次座談會，許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參加了。因爲蘇俄政府第一次對中國的宣言（即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剛纔傳到中國，中國很多社會團體都表示熱烈歡迎，所以一聽到蘇俄人來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別高興。魏金斯基在幾次座談會上，報告了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實際情況及其對外政策。當時李大釗同志等對這位好朋友，很誠懇的和他交換意見，至於那些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帶着好奇心，參加了一兩次座談，以後和他也疏遠了，和他經常接觸的還有張太雷（因爲他懂英文）、楊明齋（華僑，因爲他在俄國東方大學讀過書，懂俄文）兩人。
由於李大釗同志的介紹，魏金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面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以後就只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魏金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俄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魏金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當時在上海蔘加發起的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陳望道（是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俞秀鬆、施存統（參加後去日本留學，現屬民建）、沈玄廬（第二年退出）、李達等。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這個組織發起後，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係，當時在全國各地發起組織共產黨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釗、張太雷、鄧中夏、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李梅羹等人，在武漢由陳潭秋
、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漢俊本人也去到武漢）；在廣東由譚平山，陳公博、陳達材等人；在濟南由王盡美（山東第五中學學生）、鄧恩銘等人；在東京由存統、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澤東負責；另函約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組織。邵力子、沈雁冰是在黨發起以後才加入的（以後都又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止，共有八個中國共產黨小組，巴黎小組與國內各小組當時聯繫很欠缺。
……
黨的上海發起組，推陳獨秀做書記。另外還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因爲當時有許多青年離開學校和家庭來到上海找《新青年》想辦法，所以上海共產黨組織就把他們組織成爲社會主義青年團（S．Y．），上海的團部設在環龍路漁陽裡六號，兩層兩底的房子裡，掛了“外國語學校”的招牌，團員有二十餘人，由魏金新基夫人教授俄文，團務由俞秀鬆主持。除上海外，北京、武漢、長沙也成立了S．Y．的組織。
……
1921年6月中旬，馬林（荷蘭人）和尼科爾斯基（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7月1日開幕。據我的記憶，當時國內和東京七個小組，共有黨員約40餘人，巴黎的小組不詳。
6月下旬，到達上海開會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
長沙——毛澤東，何叔衡。
武漢——董必武，陳潭秋。
上海——李達，李漢俊。
北京——劉仁靜，張國燾。
濟南——王盡美，鄧恩銘。
廣州——陳公博。
東京——周佛海。
李大釗同志和陳獨秀均未參加。
到會的代表們，除原住在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嵩山路一個三樓三底的博文女校裡，因爲當時正放暑假（現在該校已改爲革命紀念館）。
黨的第一次會議是7月1日下午8時在上海貝勒路樹德里李漢俊的寓所舉行的。代表十二人全體出席，第三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到了。會場的佈置很簡單，只有一個大菜臺，周圍可坐十餘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幾張油印的文件，也沒有張貼什麼標語。當時開會，大家沒有一點經驗，連怎麼開法都不知道。會上有兩個問題爭論不休，一個問題是：共產黨人要不要加入資產階級國會，另一個問題是南北政府有什麼不同。關於第一個問題，李漢俊主張參加，劉仁靜反對參加。關於第二個問題，有的說，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說，我們的領袖（指陳獨秀）還在廣州做教育廳長，由此可見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進步些。代表們交換了一些意見之後，馬林即席講話，大意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義，第三國際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黨添了一個東方的朋友。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他在演說中強調着要致電第三國際，報告中共的成立，並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國
際的指導。他講話的時間約十多分鐘，聲音宏大，馬路上的人都可聽到。他致詞後正在開始做報告之時，忽有一個不速之客闖進會場來，張目四看，我們問他“找誰”？他隨便說了一個名字，匆忙的下樓去了。馬林很機警，他說：“此人可疑，我們趕快轉移。”我們離開會場不過一刻多鐘，法租界巡捕房開了兩輛卡車，載了十多個巡捕，擁進那個會場，結果撲了一個空，連片紙隻字都沒有得到。這房子的主人是李漢俊，能說法國話，他和那些巡捕說他家裡並無人開會，那些巡捕只好走了。這真危險，假設沒有馬林的機警，我們就會被一網打盡。這是因爲馬林用英文大聲演說，夾雜着說了好幾次中國共產黨，被法國巡捕聽去了，所以纔有那一場風波。
7月2日，代表們在住所裡互相交換意見，報告各地工作的經驗，當時黨的工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與工人運動兩項。北京小組在長辛店做了一些工人運動。武漢方面，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及其他各工廠的工人運動也是剛纔開始。長沙小組，宣傳與工運都有了初步成績。看當時各地小組的情形，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而整齊的，其他各地小組的組織卻比較散漫些。當時成爲爭論的一個問題是議會政策問題。
……
爲了開會的安全起見，我們在嘉興佈置了一個會場，這會場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畫舫上。時間是7月6日上午10時到下午6時。當天上午7時，大家從上海北站乘車出發，10時許在大遊艇上聚齊。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因爲是外國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參加。討論的議題主要是黨章和工作方向。在黨的組織方面分中央與地方。中央設書記、宣傳主任與組織主任。地方組織也分這三部分。宣傳方面仍舊以《新青年》爲公開宣傳刊物，以《共產黨》月刊爲秘密宣傳刊物。組織方面重在工運，以上海、武漢和京漢、隴海兩鐵路爲中心。其次討論發展黨員的辦法，並決定各地都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團員中提拔進步分子入黨。其次討論對於資產階級議會的態度，有人主張應該利用這樣的議會，宣傳黨的政見，有人反對參加這樣的議會，以免陷於改良主義的傾向。當時因爲這樣的問題還沒有到列入日程的時機，對此未作決定。接着大會討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這宣言有千把個字，前半大體抄襲《共產黨宣言》的詞句，……大會最後討論黨的組織問題，通過了一個簡單的黨章（這個黨章和那個宣言一樣都沒有印行），並決議成立一箇中央工作部，設一個書記，一個宣傳主任，一個組織主任。工作部地址設在上海，兼負責上海支部。各地支部各設書記一人。中央工作部的書記推陳獨秀擔任，宣傳主任推李達擔任，組織主任推張國燾擔任，共組成了中央工作部。於是大會宣告閉幕。次日各地代表陸續離開了上海。沈玄廬、李漢俊，陳望道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退出了組織。陳公博也退出，去美國留學去了。
第一次代表大會開過以後，黨的組織陣容相當整齊了。中央與各地立即行動起來，分別進行宣傳與工運工作，逐步取得了成績。
——摘自《一大回憶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