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風暴
1919年5月4日，一個星期天。午飯過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陸陸續續聚集了一些北京大學、高等師範、中國大學、警官學校及工業、政法、醫學、鐵路、稅務等專科學校的學生。這些學生從四面八方趕來，手持小旗，高呼“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等口號。
這場學生集會風暴因何事而起呢？
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同盟國戰敗而告終。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傳開後，全世界都爲之歡欣鼓舞。
1919年1月19日，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召開世界和平會議。中國作爲戰勝國之一，也應邀參加了會議。當時，由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在會上提出，取消各國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準備一雪國恥。然而，操縱整個會議的英、法、美“三巨頭”卻這樣回覆中國代表團：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全部交予日本。
消息傳回國內後，國人個個義憤填膺。巴黎和會外交失利的消息，更是讓北京的愛國學生和青年憤怒不已。他們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示對此項決議的不滿和抗議。
5月3日晚，北京各學校一千多名學生代表來到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緊急大會。學生代表怒斥帝國主義醜惡的嘴臉和行徑，痛陳中國代表團的軟弱無能。這一晚，註定是個不平靜的夜晚。最後，大會決定，聯合各界一致鬥爭；急電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
代表團堅持拒籤；於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於5月7日舉行國民大會和示威遊行。
五月初的北京，已有驕陽熾熱的感覺。參加集會的學生們的愛國熱情，相比初夏的燥熱而言，更爲熾烈。
下午兩點，學生遊行隊伍離開天安門，浩浩蕩蕩地向東交民巷行進。他們本想到各大使館遞交陳詞，結果在炎炎烈日下暴曬了兩個小時。美國大使館內的公使不露面，英、法等國使館拒收陳詞，而日本使館卻不允許學生代表入內。遭遇一系列不公待遇後，遊行學生怒火中燒，轉而向親日派交通總長曹汝霖家裡走去。下午四點，“火燒趙家樓”事件傳遍街頭巷尾。
曹汝霖的公館位於趙家樓衚衕內。當遊行學生來到曹宅門口時，發現曹宅內外門窗緊閉，警察林立。學生們在門口高喊一陣後，見裡面沒有動靜，幾個大膽的學生翻牆進去，從裡面打開大門，外面的學生一擁而入。剛從總統府回來的曹汝霖和駐日公使章宗祥聽到外面的動靜，趕緊找地方躲起來。結果，學生們沒有找到曹汝霖，只抓到正往外逃的章宗祥，並痛打了他一頓。
關於這段經歷，曹汝霖在91歲時，仍舊十分清楚地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我於倉猝間，避入一小屋（箱子間），仲和（即章宗祥）由僕人引到地下鍋爐房。這箱子間，一面通我婦臥室，一面通兩女臥室，都有門可通。我在裡面，聽了怦然一聲，知道大門已撞倒了，學生蜂擁而入。只聽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裡去了。後又聽得砰砰嘣嘣玻璃碎聲，知道門窗玻璃都打碎了。繼又聽得瓷器擲地聲，知道客廳書房陳飾的花瓶等物件都摔破了。後又打到兩女臥室，即將鐵牀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兒臥
室，轉到我婦臥室。我婦正鎖了房門，獨坐房中。學生即將鐵桿撞開房門，問我在哪裡。婦答，他到總統府去吃飯，不知回來沒有？……我在小室，聽得逼真……我想即將破門到小屋來，豈知他們一齊亂嚷，都從窗戶跳出去了，這真是奇蹟。
學生們沒有找到曹汝霖，極爲憤怒。膽大的學生在曹汝霖的內室放了一把火，燒了他的公館。後來，遊行的學生又高喊着口號，四處散去。聞訊趕來的軍警將走在後面的32名學生抓走，扭送到步軍統領衙門。
第二天，北京各大學校開始總罷課，堅決要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迫於各方面的輿論壓力，北洋政府於5月7日釋放了32名學生。
北京“五四運動”的消息迅速傳開，震驚了全國。繼而，天津、山東、上海等地爲響應北京，陸續舉行罷課罷市遊行活動。“五四運動”的影響迅速波及全國。6月，“五四運動”的中心從北京轉到上海。上海工人政治大罷工，給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以沉重打擊。自此，中國工人階級作爲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最終沒有出現在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上。五四愛國運動取得了圓滿勝利。
五四愛國運動，是近代中國史上第一次由學生、工人和其他羣衆掀起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賣國的全國規模的革命鬥爭。它發生在俄國十月革命所開創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雖然還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實際上已經成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1939年，在紀念五四運動20週年之際，中共中央將5月4日定爲“中國青年節”。新中國成立後，北大紅樓前面的馬路被命名爲“五四大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