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招商局的利潤，還要和明國的江南縉紳分。如此算來，元老院的獲得的直接利潤就更少了。
利潤的減少不僅影響到元老院的財政，還牽扯到了另一個問題，變相壯大了潛在對手的實力。
實話說，王愷最不擔心的是流入明國縉紳手裡的銀子，那充其量只能叫做“暫時保管”；走私商的呢？其實也無大礙，畢竟走私商有很強的冒險精神，賺取的資金大多還是會重新進入到貿易循環。而且隨着元老院在大陸上的勢力越來越強，這部分錢財也可以算是“肉爛在鍋裡了”。
在他看來，最大的危險是這筆錢壯大了VOC，發展勢頭較之舊時空更爲迅猛。
元老院因爲長期受困於運力的問題，向歐洲人出售的貨物大多是等着別人上門買的；直接經營的航線，主要是臨高廣州和江南之間的雙向交易和通過招商局渠道的江南――長崎的日本貿易。
民間海商跑的主要是亞洲內貿則逐漸地被納入了荷蘭人的亞洲內貿體系。相比之下，以荷蘭人爲代表的歐洲人的生意，可以用一帆風順來形容。他們在貿易中有充分的選擇權、主動權。荷蘭人甚至可以帶着少的可憐的本金，就可以賺走十幾倍的利潤。
VOC從整個貿易流程中不僅獲得了利潤，還由此得到了充裕的流動資金。王愷在研究了相關模型之後得出這結論。
當然，VOC現在是他們的合作伙伴，雙方的關係堪稱“融洽”。但是雙方始終都是心存戒心――不論是元老院還是荷蘭人。
“……我們與西方人的身份關係是對等的，我們爲他們組織大陸商品，他們原本要空船過來的航線，運來的糧食不提價，考慮到我們出售商品的意願大於舊時空的各種大陸勢力，我們很難用“組織商品採購”這件事情再額外要求他們了。但是我們確實需要額外地要求他們一些事情。還有，我們爲這個歐亞貿易做出的努力其實比他們要多很多，收益的大頭卻在他們手裡。爲什麼這麼說？我們提供了整個東亞和南海的海洋安全，我們有超越這個時空的商品組織能力和支付手段，我們有號稱當世最強的海軍。我們的地位呢?用舊時空的國家類比一下，我們相當於有着美軍的實力，和六分之一的沙特的貿易地位。最多再加上六分之一個意呆利。這好嗎？這不好。必須改變！”
看完自己的這段結論，王愷覺得差不多了。他又修改了若干字句，把備忘錄裝入公文夾，把秘書叫了進來。
“我讓你安排的約見怎麼樣了？”
“剛纔辦公廳電話回覆了：您可以準時過去。”
現在要見辦公廳主任也變得這麼難啦。王愷暗暗腹誹。權力這東西，真得不知不覺就會讓你和周圍的人隔開。
約見的時間是上午十點。從殖民貿易部坐人力車過去，加上安全檢查的時間大概需要半小時。王愷看了下手錶，現在是九點二十不到。慎重期間自己還是早一些過去比較好。
上午十點，王胖子被女秘書帶到了蕭子山的辦公室裡。
蕭子山照例微笑着來一個“同志加兄弟”式的握手，外加“熱情招待”的寒暄。待到秘書送上一杯茶退了出去，王愷知道，自己可以談正事了。
“蕭主任，我今天過來，是向你彙報關於外貿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情況。特別是關於最近對日貿易調整的一些事情。”
蕭子山繼續微笑着點頭：“好說，好說。不過外貿不是我的主管範圍。”
“我個人只是想向您反應作爲一個外貿專業人員的想法。並沒有其他意思。”王胖子不自覺的用上了敬語。
“既然這樣，我就洗耳恭聽了――對於貿易，我可是個門外漢。”
“我會盡量解釋清楚。”
王愷先把備忘錄的材料大致說明了一下，然後他說：
“中日貿易航線的主要商品是生絲和蔗糖，蔗糖目前完全在我們掌控之下；生絲呢，在杭州站的努力下，也控制的不錯。會有一些走私行爲，他們利用了我們提供的安全環境和日本當地的配合。但我們同時也可以提供‘不安全’，我們所控制的投誠海盜，已經開始着手做了。運力方面，每年只需要十船次的H800就可以了，總能擠出來。”
“我有點疑慮，我們在大宗產品和工業品方面，都有很明顯的優勢，這種情況下，貿易的繁榮和自由是不是對我們更有利？”
“您的說法放在21世紀是對的。產物和產品有優勢的國家，當然覺得貿易越自由越好。但是17世紀不一樣的，貿易交流的程度很淺，規模也有限，產量運力都有限制，競爭也不充分。這個時候，我們無法做到自由，而是要選擇利潤最大的部分去做。務實地說，具體到我們澳宋，我們目前的全部貿易收入也遠到不了590萬澳元，能從哪裡找回來呢？”
王胖子停頓了會兒，讓聽衆消化一下，順便喝了口水。
“我們除了運糧食運基礎材料，還需要他們做什麼？”蕭主任是個務實的人，對這個問題更感興趣。”
“比如說，我們希望三亞的貿易能繁榮起來，我們希望他們大力推銷我們的新產品，比如骨瓷之類的。但是呢，因爲他們選擇很多，只需要對我們做出友善的迴應即可，並沒有實際的行動。”
“三亞的事情我懂，骨瓷是怎麼回事，能否展開說說？”蕭主任追問道。
“齊博士搞的骨瓷，質地比傳統的白瓷青瓷高出幾個檔次，良品率更高，所以材料反而更便宜。當然良品率高是因爲他採用了‘帶有熱電偶溫控的蒸汽動力機械化連續式隧道窯’，聽這名字，您應該知道，他的設備成本，或者說建築成本是比較高的。這就意味着，我們需要西方人大力的推銷骨瓷，儘快壓低設備和建築成本，並且在大約前5000箱給一個更高的價格，大約是傳統瓷器的兩倍。儘管骨瓷的品質比傳統瓷器好了不止兩倍，但是西方人仍然只是在亞洲小範圍推廣，最大的歐洲市場，他們不肯賣我們的新產品。”
“這是爲什麼呢？”王胖子稍有停頓，蕭子山便追問道，看來他已經吸引起了注意力。
“我們假設傳統瓷器在我們這賣出是1澳元/件，骨瓷是2澳元/件；西方人把它們運到亞洲其他地區分別是2澳元/件和4澳元/件的賣出；如果他們運到歐洲，價格分別是10澳元/件和20澳元/件。大家可能發現了，能在亞洲花2澳元買瓷器的人，咬咬牙也能買4元的。但是在歐洲，這個差距的絕對值就變成了10元，沒那麼好賣了。以荷蘭人爲代表的西方人，本金有限，呃不算板鴨。他們要保證每一塊錢的利潤率，就會更傾向傳統瓷器。”
“哎呀，我聽明白了，那麼我們現在有沒有手段直接提要求呢？”蕭主任問道。
“我們提了，但是效果有限，我們的手段還沒有決定性影響。這就是我之前所說的，他們在日本能很方便的獲取大量的白銀。即使我們用外交手段行政手段強行規定他們購買某個產品意義也不大。這樣的產品還會有很多，我們處於被動的狀態。”王胖子鬆了一口氣，總算把一半的事情解釋清楚了。
“荷蘭人就算在日本掙到很多銀子，也要花在我們這吧？”
“不，正相反，他們在日本獲利越多，我們的銷售額就越低。這又要分兩部分來解釋，一個是日本的價格特例，一個是荷蘭人的貿易模型。您別嫌我羅嗦……”王胖子竭力讓自己的說明變得能吸引人。
“不會，這事聽着還挺有趣的。”
“我們用蔗糖爲例來說明，這次我們不假設了，用實際價格，爲了和日本白銀的單位對應，我暫時不用澳元了。我們在本土收購蔗糖的成本是1兩/擔，在自己的港口賣給荷蘭人是2兩/擔。在日本的港口，蔗糖的價格可以賣到6兩/擔，在阿姆斯特丹，蔗糖的價格在10-13兩/擔波動。還有一個前提，我們的產量不足以同時填滿荷蘭人運往歐洲的需求量和日本需求量。你如果是荷蘭人，你會怎麼做？”
“荷蘭人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供貨方？”
“是的，他們還可以在印度地區採購，當地產量還比我們高呢。”
蕭子山若有所思的點頭：“我明白你說的問題了，日本的價格比我們本地的價格高了3倍。如果我們漲價呢？漲到6兩。”
“那我們就失去了歐洲市場。不要忘記還有美洲這個變數。如果亞洲的糖貨價格高過一定界限，歐洲勢必會加大在美洲的糖業投資力度。荷蘭人對亞洲蔗糖的採購原則是：價格相同的情況下儘量採購中國產蔗糖。價格還是第一位的。”
“假如我們在日本降價呢？會不會增加日本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