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也不是什麼文武之爭，是漢國從大規模戰爭中停頓下來的一種“陣痛”，比如想要建功立業的軍方失去了自己的舞臺，一時間心裡落差難以平復，再來就是管理民政的人一再強調一國內政，惹得那些本來就失落的武人心生逆反。
都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軍隊要耐得住寂寞啥啥啥的，可只要成爲軍人的那一刻起，誰不是有一顆報效國家的心，一日復一日地訓練再訓練，等不來發揮自己作用的機會，對國家和民族當然是好事，可對於軍人就真的難免失落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漢軍真的都是在進行大規模的戰爭，十三個常備軍團常年不是在戰場，就是在前往戰場的路途上。那個時候就是武人最幸福的時候，他們有足夠的舞臺來表現自己，抓住機會就能封妻廕子。
對燕之戰後，漢國對外戰事規模一再下降，針對慕容鮮卑和拓跋鮮卑殘餘的僅是兩個常備軍，西北部鎮守原來張氏涼國的只有一個常備軍，對付西面羌族、氐族殘餘也只是一個常備軍，處於中南半島乾脆就只有一個常備師，要是後面沒有入侵笈多王朝，差不多是九個常備軍處於趴窩階段。
“軍隊要是長久不作戰會失去血性。”徐正並不覺得自己是在無病呻吟，對同樣是軍方一員的謝安也沒有什麼好隱瞞：“僅是一年不到，雖說武備和操練沒有荒廢，長期沒有動彈的幾個常備軍真的出現戰力下降的現象。”
那並不難理解，再精銳的部隊也無法時時刻刻保持自己的戰鬥力，部隊有一段時間處於平和時期之後，將士難免是會心理鬆懈下來，延伸到的就是方方面面。
再來是，漢國要應對大面積天災，短時間內難以大動干戈，還有建設內政的呼聲太大，導致連軍方都認爲自己難再有表現自己的空間，作爲軍隊那種需要保持的警惕和求戰心一旦被消磨，僅是依靠訓練基本沒有太大的作用，需要的是拉到戰場再見見血。
謝安還是比較支持建設內政的呼聲。會有這樣的思想挺簡單，他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武將，對於怎麼治理國家也有自己的理解。
一個國家的武力是建立在有充足後勤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國家的國力纔是軍隊武力的保證，沒有充足國力的國家哪怕是武力能夠鼎盛一時，不是在瘋狂中走向毀滅，就是國家因爲民不聊生陷入動盪。
跟隨劉彥崛起於微末的大都數人並沒有一個良好的出身，相當多的人並沒有接受過良好教育，他們成了一國大臣是會進行一些知識“補習”，可是很多知識真不是靠“補習”就能搞明白。
像是徐正，他一直以來的經歷就是不用爲軍隊的後勤區苦惱，只要想着怎麼率領軍隊戰勝敵人獲取勝利就足夠了，哪怕是知道糧秣的重要性，也不會去深思軍隊的糧秣從哪裡來。
又像是謝安，他從小被教導了相當多的知識，清楚且明白軍隊並不是獨立的個體，軍隊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百姓沒有產出就意味着軍隊沒有後勤。
劉彥爲什麼在不喜歡世家的同時又需要去接受世家？就是因爲文盲治理不了一個國家，知識和眼界決定了一個人的高度，缺乏知識的人不會去懂得怎麼治理國家，沒有足夠眼光的人難以帶領國家走向正確的道路。
徐正當然不是文盲，卻是出身小家小戶，知識底蘊上面真無法與世家子比肩。他還是太尉，屁股坐在什麼位置上，註定了要保證軍方的利益。
儘管徐正從一開始都沒有明說，可謝安真的明白了徐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作爲軍方的一員要共同發聲，比如向阿三戰場的增兵方面。
【那樣做真的好嗎？】謝安有更多的顧慮：【武將可以與文官起衝突，卻不能夥同起來向王上施加壓力啊！】
一直以來，劉彥對軍方已經足夠優渥，要是軍方還不知趣，以爲只要團結起來就能更改君王意志，脾氣再好的君王也必然會採取措施。
謝安就將自己的理解向徐正進行述說。
“是這樣嗎？”徐正之前顯然沒有想那麼多，被謝安一提醒額頭瞬間就冒出冷汗：“安石提醒得是。”
謝安能說的也就那麼多，哪怕知道只需要作爲太尉的徐正去向君王表達述求，不需要來個“人多勢衆”，也不會再向徐正講更多。
兩人騎馬逛了一圈，回到營地的時候已經是傍晚時分。
營地是建立在一處山腳邊上，背靠山腳的同時，側面有溪水，另外兩面則是平坦的草原，十分符合諸夏軍隊建立營盤的標準。
劉彥進行這一次巡視，是親自查看關中各郡的情況，一路過來走走停停，已經大概摸清楚是什麼個狀況。
現如今的關中，也就長安那邊人口多一些，長安的人口還是近兩年從各處遷徙過來，其餘各郡因爲以往連連不斷的戰爭是真正的十室九空。
漢國將長安定爲都城之後，先期的官府和軍方是一直號召躲避起來的百姓出山出林，不能說沒有效果，只是效果非常有限。
沒遇到戰爭的時候，人們並不會留在原地，是察覺到戰爭即將爆發就會拖家帶口躲到山林。那麼一躲，許多人就斷了消息，可能是死在遷徙途中，又可能是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時局改變，導致明明戰爭都結束數十年，新的國家走入自己認爲的盛世，可各地還是會有官府上報增添剛剛走出山林的人口。
有那麼一個明顯的例子，劉邦在楚漢爭雄中獲得最終勝利，他建立了大漢，又有子孫開創文景之治，可是到劉徹當政時期爲了向匈奴進行報復之戰需要增加人口，官府和民間的遊俠就不斷深入山林，總是能夠抓捕相當數量的野人出來。
從劉邦建國，再到劉徹要對匈奴開戰，歷時六七十年還能從山林弄出那麼多的人口，可以想象戰爭爆發時期有多少人躲了進去。
官方的戶籍是對百姓按照人頭進行登記，通常還得是八歲開始登記，並不是剛出生就進行登記。那是因爲嬰兒極容易出現夭折。
沒有被官府進行登記的人口是隱戶，也被稱作野人，中原王朝對隱戶和野人並不講人性，也就是律法什麼的不保護隱戶和野人，殺死隱戶和野人並不算犯法，那是不管隱戶還是野人都沒有爲國家繳納一丁丁點的賦稅。
任何一個剛剛開國的王朝，都會想盡辦法強迫或是吸引躲藏起來的人口出來，是爲國家增加賦稅的來源，也是增加兵源的一種手段。
劉彥建立的漢國就在做歷朝歷代都會做的事情，用盡方法將躲起來的百姓找出來，使他們從真正意義上成爲國家的一份子。
全國各地每天都在增漲人口，有些地方增漲得多，有些地方則會顯得非常少，關中各郡就屬於少的那一部分。
“還是得從各地遷徙人口過來。”紀昌直言不諱地說：“大漢既然定都關中，關中人口多寡關乎大漢的穩定。”
說白了還是一種強幹弱枝的做法，不止是都城長安要有足夠多的人口，連帶直隸也是越多人越好，一旦需要兵源的時候是越多越好，最好能夠形成對其餘區域的全面壓制。
關中各郡幾乎都沒人了，東漢西北區域中葉到後期一直有羌亂，漢人的數量是一減再減，到東末年更是乾脆失去對西北的控制，不管是曹魏還是等司馬一家子建立晉國，西北的控制權事實上就沒有回到中樞的手中，棲息在這一片土地上的漢人成爲極少數，倒是羌人和氐人的數量一再增加。
太久遠的就不說了，就說七年前冉閔在關中建立冉氏秦國，他們建國之後第一件乾的事情就是拉丁擴軍，隨後與石碣趙國狠狠地幹了幾場，後面更是和羌人和氐人一再殺來殺去，一直到冉閔幹出舉國歸附劉彥的事情之前，關中的漢人死了和找不到的不算，活着的跟遷徙出去的僅是剩下二十萬不到。
漢國重新控制關中之後，第一次進行人口登記，人口僅是可憐巴巴的十二萬，其中還不知道有多少是羌人和氐人進行冒充，後面的數年間一再增加，到元朔六年關中有登記在冊的人口是三十多萬。
今年是元朔八年，不算剛剛遷徙過來的那些，所謂八百里秦川的總人口只有接近四十萬的人口數量，可見是地廣人稀到何等的地步。
大秦沒有一統六國時期，關中長期是有四百萬左右的人口，以當時的一些官方記載，四百萬人也還有相當多的地方沒有利用起來。
“整個關中，可徵召兵源應當不低於三十萬。”紀昌是從長遠上來進行考慮，講的是中樞可就近徵召兵源的重要性：“如此才能稱得上是穩如泰山。”
一個國家的中樞必定是要能對各個地方形成壓制，才能最大程度地震懾各地方不搞事情，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個民族都會有相關的考慮，與信不信任除中樞直轄之外的行政區沒多大關係，純粹就是一種穩妥的國策。
“以十戶養一兵來算……”蔡優很快就計算出來：“便是三百萬戶。”
一戶就是一個家庭，每一個家庭的成員數量並不固定，有的可能是隻有夫妻兩人，有的可能是父、母、夫、妻再加上數量不等的子女，普通家庭的成員數量其實有限。那是西漢時期的“分家”制度早就形成，除家庭長男之外，其餘男丁成年併成親之後是自立出去。但也僅是普通家庭真受到監督，要不然就不會有世家的存在了。
“鄭國渠和成國渠等灌溉系統修復起來，再有新的農作物推廣開來，關中充實一千萬人完全沒有問題的。”紀昌的數據也不知道是來自哪裡，很認真地說：“必須要有這個數字的人口。”
劉彥在回憶，他的記憶中先漢關中人口是穩定在三百萬左右，其實與先秦沒有太大的區別，楊隋時期的關中人口穩定在三百七十萬左右，李唐時期的關中人口最多的時候有四百二十四萬。他記得在李唐之後，一直是到朱明時期，關中（陝西）的人口才超過李唐時期，猛增到六百萬以上，要不然其餘各時期都是二百萬左右，有些時期則更少。
紀昌作爲國之丞相，強烈要求關中的人口要多是他的本職，顯然也是有經過研究纔敢說那些話。
身爲中樞大臣的每個人，他們需要的是和丞相保持一致，哪怕是會損害到關中之外的各區域也是如此。
在元朔七年，中樞已經下達公文，制定向關中遷徙的相關規定，類似於先漢的富戶遷徙，卻是更加針對豪族和世家，全國各地需要遷徙到關中的家族多不勝數，那其實也是一種對國家的維穩手段。
到元朔八年，針對豪族和世家的遷徙已經在進行當中，那些人遷徙過來卻不是沒有得到補償，是本來有多少土地就還會劃撥多少，就是那些土地相當多是需要重新開墾，免不了是要元氣大傷。
紀昌主導下的遷徙，爲的就是近一步打擊豪族和世家，爲未來的內政建設斂財的同時，也讓那些人沒有財力和物資去搞事情，手段有些激烈甚至不光彩，可關乎到國家的時候卻是必須做的。
事實上遭殃的人也算上了中樞各官員，他們最多就是在家鄉能留下一些產業，但留下的真的不多，等於是與所有人一樣需要在關中重新來過。
劉彥是支持紀昌的，漢國沒有可能同一時間發展全國，只能是劃出一個區域來階段性的全力建設，那麼就沒有比首都圈更重要的地方，只要不是掠奪其餘區域的破壞性建設方式，影響到的也僅是一些特殊羣益，對於普通百姓從某些方面來講也有好處，比如豪族和世家被遷走之後，該區域的土地重新分配。
紀昌對衆人說：“雖然我們有成熟的軍管制度，卻是要防止豪族和世家被遷走之後，有新的羣體來替代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