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體化”頂層設計新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上的七點要求，是迄今爲止在最高層級謀劃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最新戰略。這“兩最”具有豐富的內涵，需要用新思維深入解讀。
頂層設計首先要進行觀念的頂層設計
我們必須承認，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推進中，京津冀落後於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發展。這種落後，某種程度上也許正暴露出體制的落後。頂層設計首先需要進行觀念的頂層設計，沒有相當的共識，頂層設計就無法走到“頂層”的高度。首都經濟圈的早日形成，不僅僅是經濟的聚焦，更是改革這把利劍在體制膠着中的較量。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敢於深化到京津冀這樣的老大難問題中去，啃了“硬骨頭”，才能產生改革的深度效應。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就看我們能否破除體制機制的壁壘，在能力上展示“設大局、下大棋”的國際水平。而要做到這一切，首先必須聚焦一個字——“破”——破除一切阻擋“首都經濟圈”形成的障礙。
首都經濟圈的“障礙清單”
“首都經濟圈”究竟被什麼阻礙了呢？
一是行政區劃障礙導致缺乏跨界思維。行政區劃天生帶有行政的權威性和較爲固化的框架，這種權威性和框架便於區域管理，但是不利於要素的流動。當市場經濟最寶貴的自由流動要素遇到行政的壁壘，就猶如大潮遇到堤壩只能折身返退。近在咫尺的北京和天津，一個是首都、一個是直轄市，按理說，北京、天津如此大的兩個城市雙子座，聯動效應至少應該是一加一等於二，或者大於二。然而，現狀則是兩強相峙，結果不僅沒能一加一大於二，反而產生了互相排斥的“物理效應”。因此，京津冀在體制上要保持現有的行政區劃，也要在機制上突破行政壁壘。我們必須要有跨界思維，大量植入商業元素，開闢市場經濟**的大通道。
二是骨子裡的小農意識。我們必須反思爲何京津冀一體化格局十年未
實際形成，“靴子”爲何遲遲落不了地？當下中國，雖已進入全球化，科技水平突飛猛進，但在行政區劃的框架內，各地依然習慣於畫地爲牢，只要在地域邊界處，思想上、制度上就會豎起一道城牆，拒人於城牆之外。“一畝三分地”意識強烈，融入與合作意識必然缺乏。這就導致我們的許多機會失去了，資源被碎片化地流失了。小農意識強化了落後體制的頑固性，而體制的庇佑又使得小農意識在官場很有市場。站在“小圈子”作“大評價”，這就使得“一畝三分地”永遠進入不了大格局。以小農意識爲根源的狹隘的政績觀，使人坐井觀天，既耽誤自身發展，又延誤了大局。以語言爲例，中國的方言之多，既是一種歷史和文化，客觀上也是一種交流的壁壘或障礙。新中國成立後，爲改變交流障礙，我們推廣了普通話。而今天，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又何嘗不需要用一種新的“經濟普通話”來推翻以往的壁壘呢？農村的改革要將土地集約化使用，放大了看，京津冀一體化也是要將自己的一畝三分自留地交出去，主動融入“集約化”大格局。我們必須要有“轉身思維”，把小農轉化爲“股東”，完成身份的轉變。
三是缺乏工業化思維。京津冀一體化的障礙，還在於管理思維的滯後。隨着市場經濟的推進，我們必須全面導入工業化管理思維。一個社會進入到工業化時代，不僅僅是生產和使用工業產品的時代，而且是用工業化思維管理社會的時代。工業化管理思維表現在頂層設計中，就是將社會諸多要素看成一個個齒輪，再將這些齒輪進行最佳排列組合，以產生最優功能。工業化管理思維講究標準、流程、精確，最終體現的是“邏輯”的力量。而與之相對的“小農管理思維”，更多則是碎片化的隨機應變。在京津冀一體化發展中，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邯鄲、秦皇島、保定、張家口、承德、廊坊、滄州、衡水、邢臺……這些齒輪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怎樣的排列纔是最佳組合？在工業設計中，從來不會人爲地放大一個小齒輪的作用而放任齒輪組合不合邏輯。換言之，我們必
須把原來那種模糊的、概念的、感性的“語文模式”轉化爲“數學模型”，用座標和數字清晰地勾畫出首都經濟圈的確定框架和最優價值。
以“底線思維”破解區域經濟發展難題
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無論是眼前難以對付的城市病還是將來的發展，京津冀一體化已到了“底線思維”階段——不是選擇不選擇的問題，而已經是別無選擇。這是北京的不二選擇，是天津的不二選擇，也是河北的不二選擇。環境不可持續，資源不可持續，生產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不可持續，必須有一次徹底的變革才能生存。這種嚴酷的倒逼考試，有可能逼出真正的創新思維。唯有新的切分與重組，才能讓這三地相加大於三。北京的“大餅”不能再攤（城市擴容）；天津的“麻花”不能再卷（產業重疊）；河北的“燈下”不能再黑（方向不明）。該動行政區劃的動區劃，該產業調整的調產業，該形成鏈接的形成鏈接；該靠攏的靠攏，該轉移的轉移，該合併的合併，該拆分的拆分；該成爲領子的成爲領子，該成爲袖子的成爲袖子，該成爲衣身的成爲衣身。
一件衣服不能領子太大，袖子太短，衣身太破。總之，我們要把這塊布重新裁剪，清晰的定位可以是：作爲衣領，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流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在工業經濟上可以“虛”一點，爲自己獲得更精確定位和更大空間；作爲衣袖，天津可以“長”一點，成爲環渤海地區先進製造業中心和物流中心，延長經濟手臂，更多外向發展；河北作爲衣身，當“實”一點，急需在重要基礎工業和先進製造業基地上夯實基礎，沉澱經濟元素，在拉動內需中保證京津冀一體化穩步發展。如是，棋局已成，棋子之間的關係和價值也就明晰了，規模與產業鏈效應相得益彰的“大象經濟”便呼之欲出了。
我們希望看到京津冀三地在首都經濟圈的統領下，各自進行良好的“自轉”，同時進行準確的“公轉”。而最終，區域經濟的績效評價，就看自轉和公轉能否沿着頂層設計的軌道有序進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