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催生社會治理新變革
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的重要舉措，不僅對現代製造、電子商務、金融行業等經濟部門將產生重大影響，也會在社會治理領域催生新的變革，打破長期以來制約社會創新的藩籬，激發社會新活力。
社會組織數量的多寡，是衡量社會發展程度高低和社會治理結構優劣的參考標準。在過去雙重管理的體制下，任何機構、團體或個人要想在內地成立社會組織，既要找到業務主管單位來“掛靠”，又要得到登記管理機關（通常是民政部門）的批准。頗高的登記註冊門檻，嚴重阻礙了社會組織規模的擴大。截至2012年底，內地共有社會組織49.9萬個，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僅3.7個，該水平僅相當於新加坡的1/4、香港的1/8、美國的1/17、日本的1/26。
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明確提出，啓動實施四類社會組織的直接登記試點——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和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再經由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和管理。體制束縛的鬆動帶來社會組織數量的加速增長，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地社會組織總量增加了10萬多個，2014年底首次突破60萬個。然而，每萬人擁有4.4個社會組織的水平，仍然只是新加坡的1/3、香港的1/6、美國的1/14、日本的1/22。
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給社會組織提供了線上大規模孕育和超常規成長的歷史機遇。2014年底，騰訊微信用戶已達到5億個。如果平均每兩個用戶中有一個加入微信羣、羣平均成員規模爲200個，簡單匡算，作爲無需登記的線上社會組織的微信羣共有125萬個——這一規模是線下實際登記社會組織總量的2倍多。同期，騰訊QQ月活躍賬戶超過8億個，按照相同的匡算方法估計，QQ羣超過200萬個。僅騰訊一家公司的兩個APP平臺，就孵化形成了總量相當於線下5至6倍的線上社會組織。
如果線上社會組織的功能只是停留在互聯網上的溝通，那麼它們對現實社會的影響還是非常有限的，對社會治理的作用也是間接的。不過，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線上社會組織絕不滿足僅僅充當賽博空間上的虛擬組織，而是與線下活動緊密互動，正在成爲對實際行爲、生活方式乃至成員命運施以直接影響的重要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跑步羣”，既在線上交流跑步技術和經驗，又在線下實際組織形式多樣的跑步活動。線上的倡議很容易轉化爲線下的行動，線下出現的情景和發生的故事則更容易轉化爲線上的各種“曬”和“八卦”，有時二者甚至是
沒有“時差”的。
很多看上去十分鬆散的線上社會組織，實際上已經具備在關鍵時刻發揮緊急動員作用的能力。筆者所在的一個大學校友微信羣，近期曾經迅速行動，幫助孩子罹患罕見併發症的一位校友，在海外找到並空運回救命的特效藥。從患兒父親發微信求助到藥品運抵首都機場，用時還不到22個小時。
線上社會組織發起的衆籌活動方興未艾，利用互聯網平臺開展的P2P扶貧、P2P慈善、P2P志願服務等，也正在蓬勃發展。包括教育、衛生、養老等在內的社會服務，既是公共服務的核心表徵，也是社會活力從市場化、產業化視角的集中體現。近年來，內地社會服務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但也存在着資本進入不足、進而導致總量規模偏小的突出問題。
服務人才嚴重緊缺，是制約社會服務發展的最大瓶頸。北京某著名兒科醫院，近五年來門診量翻了一番，醫護人員編制卻未增加一個。與醫療衛生領域類似，教育領域出現了師資緊缺造成的“大班額”現象，養老領域則產生了護理員緊缺帶來的養老機構“一牀難求”與牀位大量空置並存的矛盾。而“互聯網+社會服務”的新模式，則可以在短期內難以形成大規模服務者隊伍的情況下，大幅提高服務供給能力。
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等，已經爲人們耳熟能詳，可以看作是初級版的“互聯網+社會服務”。智慧醫療、智能養老等則是升級版。
互聯互通的智慧醫療系統，可以授權醫生獲得病人就診歷史、治療方案以及保險報銷等一系列信息，大大減少醫患之間無效和低效的溝通時間，最大限度避免遺漏和錯報重要信息，進而提升診療的效率和準確性。
利用醫療大數據系統，不僅能夠對個體病情變化的各種可能性進行預判，還能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提前作出反應——谷歌公司的“flutrends”項目挖掘搜索引擎的海量信息，每天都在更新其流感趨勢預測；而美國官方的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則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來整理併發布類似的報告。
更短的診療時間、更適宜的治療方案、更及時的疾病預防，可以在服務人員不增加的情況下，數倍地提高醫療服務量。通過“互聯網+”的技術應用，還可以在普通的社區衛生服務站與高水平的大型綜合醫院之間，建立有效銜接的機制，分享經驗，開展培訓，便捷轉診，聯合會診，極大增強農村和城市基層的醫療服務能力。
建立在互聯網信息平臺和物聯網技術基礎上的智能養老系統，對居家、社區、機構三類養老方式，都有着深刻的影響。家屬和醫生可以通過遠程提醒，確保居家生活的老年人規律生活、健康飲食、按時服藥。老年人摔倒時、需要幫助時、忘記關
掉燃氣煤氣時，以物聯網相連的設備可以自動報警、發出求救信號、遠程關閉隱患設備。藉助便攜式血壓計、心動儀甚至是改裝後的馬桶，可以動態監測老年人健康狀況，自動更新電子化健康檔案，對下一步體檢及診療提出建議，並把血壓、心率、尿檢數據的異常信息及時傳輸給醫療機構。
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可以建立呼叫中心，一方面整合接入養老服務供應商，根據老年人的需求派單，提供上門服務；另一方面實時掌握獨居空巢、失能半失能等特殊老年人的狀況，必要時提供緊急救援。養老服務機構則可以利用智能控制系統，實現日常照料服務的自動化，降低護理人員的工作強度和難度，同時提升其體面勞動的程度，節省並保持必要的養老服務人力資源。“互聯網+養老服務”還能促進不同養老方式間的有機聯繫和融合發展，統籌養老服務資源，提高綜合利用效益。
此外，社會應急、社會治安、生產及食品藥品安全等社會安全的諸多領域，都有應用“互聯網+”的巨大潛力。2013年4月20日蘆山地震發生當天，工程機械製造企業中聯重科就通過GPS系統監測到，距離雅安50公里範圍內，有其生產的吊車、起重機、挖掘機等100多臺。該企業總部立即佈置各有關事業部，第一時間聯繫擁有這些設備的客戶，第一時間組織協調他們參與救援。中聯重科成爲最先到達現場開展施救和搶修設施的企業之一。依託物聯網的強大力量，社會應急具備了遠程監測、遠程響應、遠程指揮的能力。
推而廣之，“互聯網+”將使社會治安的立體化防控、安全生產的全方位強化、食品藥品安全的全過程保障等能力顯著增強。很多人還清晰地記得2011年5月白宮公佈的一張照片，展示了奧巴馬總統坐在辦公室裡指揮擊斃拉登的情景，那是美國版的“互聯網+立體化反恐”。而2014年12月31日不幸發生的上海外灘踩踏事件，本來可以通過對區域人羣熱力、手機信號強度、地圖搜索請求等的動態監測及大數據分析，及時預判預警，果斷採取預案措施，從而避免不幸的發生。
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利用互聯網平臺，加快解決監管部門、生產企業、銷售渠道、終端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推動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也有着廣闊前景。
但科技是把雙刃劍，變革亦有兩面性。在增強社會活力、提升社會服務、促進社會安全的同時，“互聯網+”也會帶來社會不穩定因素傳導加速、社會公衆隱私權易受侵害、以及由數字鴻溝導致新的社會不公平等問題。如何趨利避害，充分發揮積極作用，有效防控潛在風險，是“互聯網+社會治理”必須提前做好的功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