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僧格林沁尾隨捻軍之後窮追不捨，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裡，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將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
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寢食俱廢，恆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這樣的情況朝廷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曾告誡他不能一意跟追，但剛愎自用的僧格林沁一意孤行，將朝廷警告拋諸腦後仍窮追不捨。
這廝也是不得不爲，眼下他的處境十分尷尬，極需亮眼戰功裝點門面。
自從上次英法聯軍攻入京畿，於八裡橋大破僧部數萬軍馬以來，僧格林沁便飽受詬病承受了極大壓力。
作爲滿清朝廷蒙古軍方第一人，無論是咸豐帝執政期間還是眼下同治帝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期間，僧王都是備受朝廷重視，作爲滿清八旗蒙古方面的旗幟性人物，倚爲心腹干城牽制漢人軍事集團的重要角色。
可問題是，自從英法聯軍攻入京畿那次之後，他的表現卻配不上朝廷給予的重任，說是湊合着被朝廷槍推出的軍方大佬都不爲過。
儘管在八里橋戰敗之後，逃到承德行宮的他不僅沒受到責罰，還在咸豐帝的鼎力支持下收攏潰兵重新復起，並且還一手主導了與英法聯軍的談判，將京畿保衛戰最大的那顆桃子摘入手中。
可惜一時心態過於急噪了些，沒控制好節奏讓洋人佔了大便宜去，本是一次非常有面子的談判，最後卻被他搞成了城下之盟似的約定，受到全國輿論責難身上揹負了極大壓力和重擔。
反觀漢人兩大軍事集團鄉勇隊跟湘軍，鄉勇隊在京畿保衛戰中表現極爲出彩，可以說得上力挽狂瀾，就算最後搞得咸豐帝不喜被髮配至兩廣，那戰功也是明亮耀眼誰都不可輕易疏忽。
因爲與列強聯軍談判上栽了跟頭，作爲天然的對手僧格林沁極爲忌憚鄉勇隊。更不用說當初圍剿捻匪之時，鄉勇對錶現出的戰力讓他震驚，豫北地區由鄉勇隊出身地方武官與士紳組織團練戰力不蘇，鄉勇隊正軍更是勇不可擋。
跟捻匪打了好些年仗的僧王自然清楚捻匪的難纏，鄉勇隊表現出的驚人戰力以及實力實在讓他忌憚不已，更不要說鄉勇隊取得的赫赫戰功，跟其比較僧王和手下蒙古馬隊幾乎一無是處。
湘軍就不用多說，作爲最近幾年最爲風光，甚至一手將禍亂天下的太平天國覆滅的軍事集團，其威名以及赫赫戰功耀眼無比，作爲滿清朝廷推出牽制湘軍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身上的亞歷山大。
特別是兩支漢人軍事武裝都表現出色，作爲八旗蒙古一方的軍方代表，僧格林沁心知自家表現得太差，正咬牙使勁猛追呢。
此時好不容易得到機會，被他咬住一支捻匪與太平軍餘孽聯合武裝，不趁機將之剿滅好好表現表現，以後再想受到朝廷全力支持可不容易。
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儘管手下人馬已被該死的捻匪拖得精疲力盡，但僧王卻不敢有絲毫鬆懈，一定要抓住這幫可惡的泥鰍將之全殲，不然以後的日子可就難過了，誰叫他之前竟在這幫泥鰍手上連敗兩陣，輸得灰頭土臉？
要是不找回場子，以後叫他怎麼在清軍混？
1865年4月初，捻軍進入山東，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寧陽進抵曲阜。僧軍仍在後緊追。山東巡撫閻敬銘派布政使丁寶楨率本省防軍進入兗州，妄圖夾擊捻軍。
爲了繼續疲憊清軍，捻軍北趨寧陽、東平，途中擊敗總兵範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平陰、肥城，然後轉頭南下寧陽、兗州、鄒縣、滕縣、嶧縣，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沐陽。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嶧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楨部後，北上寧陽、汶上。
5月10日過運河進至範縣（今河南範縣東）南面的羅家樓、濮州（今河南濮城）東南的箕山一帶，最後進至黃河水套地區（黃河水套是1855年黃河在考城銅瓦廂決口後在濮州、範縣以南和鄆城西北一帶形成的一個河汊衆多的地區）。
隱蔽在這裡的各地起義失散人員紛紛參軍，使捻軍人數衆達數萬。然後捻軍馳抵菏澤西北高樓寨地區等待僧軍。而這時的僧軍已被捻軍拖得極度疲憊，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幾十天不離馬鞍，疲勞得連馬繮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帶拴在肩上馭馬。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軍追至高樓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區。捻軍派出少數部隊迎戰，誘使僧軍向高樓寨地區深入。18日中午，僧軍進至高樓寨，埋伏在高樓寨以北村莊、河堰、柳林中的捻軍一齊出擊。
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長諾林丕勒、副都統託倫布等率左翼馬隊，總兵陳國瑞、何建鰲各領本部步隊爲西路；副都統成保、烏爾圖那遜等領右翼馬隊，總兵郭寶昌率本部步隊爲東路；副都統常星阿、溫德勒克西等各領馬隊爲中路。
捻軍也分三路迎戰。西路鏖戰二小時左右，捻軍稍卻。適中路捻軍已將常星阿部擊潰，便支援西路捻軍向敵人發起反擊，將西路清軍殲滅。與此同時，東路捻軍也已將敵軍擊潰。
在後督隊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殘部退入高樓寨南面的一個荒圩，捻軍乘勝追擊，將該圩團團包圍，並在圩外挖掘長壕，防止清軍突圍。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隨從冒死突圍，當逃至菏澤西北7．5公里的吳家店時，被一捻軍戰士砍死在麥田。這一仗，捻軍全殲僧格林沁以下7000餘人，取得重大勝利。
高樓寨之戰，捻軍全殲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使清軍的精銳騎兵損失殆盡。副都統成保奏稱：“我軍失利後，馬步兵勇收集無多。”
這次作戰，是捻軍在抗清鬥爭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運用運動戰取勝的一個典型戰例。捻軍發揮快速流動作戰的特長，牽着僧軍盤旋打轉，使其精疲力竭，同時伺機反擊，消耗敵之兵力，挫傷敵之士氣，最後在地形和羣衆條件都對捻軍有利的地區，一舉全殲窮追之敵。
僧軍方面，由於僧格林沁盲目輕敵，一味窮追，後方供給不繼，部隊飢疲交加，士氣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魯清軍的有效配合，成爲衰弱的孤軍，最後被捻軍殲滅。
僧格林沁之死震動朝野，同時也讓朝廷制衡漢人軍事武裝的努力付諸東流，不得不讓漢人軍事武裝插手北方軍事，使得朝廷對地方掌控力進一不下降。
可以說，僧格林沁的突然戰死，其後的影響是非常深淵的。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曆1865年5月18日),在山東曹州吳家店(今山東菏澤市牡丹區吳店鎮)發生一個重大事件:滿清世襲罔替(俗稱鐵帽子王)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率兵輕進追剿,被捻軍包圍殺死。
一名鐵帽子王戰死所具有的輿論震撼性當時極其強烈,但僧格林沁之死所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此,而是給滿清朝廷帶去一個幾乎可以說得上災難性後果。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巨大影響,必須要了解滿清的基本軍事體系及其演變。
滿清在順治期間(17世紀中葉)形成了八旗和綠營軍事制度,兩者稱爲經制兵,也即今天所說的國家正規軍。
綠營是滿清入關後繼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漢人爲基本的軍隊,常規保持六十萬人之衆,而八旗兵力可能僅爲二十萬人,最高的時候爲三十五萬人。
儘管如此,八旗軍隊是滿清的看家武力。就駐防而言,綠營分散在全國,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華南、華中、華東等地,有戰事時才進行集中。
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國駐紮外,主力採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區,因此,八旗主力相對綠營處於優勢狀態,是滿清最後的鐵拳。嘉慶(18世紀末19世紀初)之後,無論是綠營還是八旗,都開始明顯腐敗、衰落,但國家基本軍事體系的格局並沒有變化。
1851年太平天國興起,隨即捻軍興起,問題頓時格外嚴峻。太平天國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戰,滿清進行應對的主要是綠營,然而綠營根本沒有能力獲取優勢,咸豐皇帝在1852年底就開始大力組織團練,成爲湘軍以及鄉勇隊出現的直接原因。
1856年太平天國第一次打敗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1858年第二次打敗江北大營,1860年第二次打敗江南大營,就此,綠營武裝基本失去了戰鬥力,從而湘軍和鄉勇隊得以真正興起,成爲滿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裝和主力。
因爲八旗在南方的軍力薄弱，整個南方就此落如漢人軍事政治集團的掌控之中，朝廷能夠牽制南方漢人軍事集團的武裝力量，也唯有駐防京畿的八旗以及蒙古武裝……